返回列表 发帖

现代诗好诗的“五动”标准

 

韩钓月评论:

     本人非常高兴地读到了下面这篇好文。并与各位诗人以及诗歌爱好者共享。只是我还认为应该再加一个标准——律动,现代诗也要有个格律,要戴着镣铐跳舞,顶起码在韵、节奏等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界定,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审美共识,也有利于诗人自己,方便自己向诗的更高层次冲击。从而创造新的诗歌辉煌。所以,我把标题改了。

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

                     ——论好诗的“四动”标准

                                 陈仲义

 

内容提要: 现代好诗标准一直是诗歌界长期争论、纠缠不清的难题。针对尺度“失范”局面,从接受美学角度出发,结合诗写实践与阅读经验,试图在传统好诗主要标准——“感动”基础上,加入其他尺度:精神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的“挑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并加以适当细化,共组现代诗审美意义上的“四动”交响。


  关键词: 好诗 标准 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


现代好诗标准,可谓青菜萝卜,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各有侧重。有的推崇境界,有的偏爱含蓄,有的认同优雅,有的另举粗鄙……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好诗的有利“证据”。结果是,每个人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然。根本原因是,好诗是多种多样的,好诗是千姿百态的,好诗甚至是难以捉摸的。比如戴望舒只有四行的绝句《萧红墓口占》,是众人都能领会的上品,而多数人读不懂的《大海停止之处》(杨炼),同样被少数专家看好。像这样差异甚远的文本,竟都能在好诗的牌位下摊到各自的位置,真是让人十分欣慰又十分犯难。要命的是,一首好诗,从某个角度,可能会找出毛病;一首坏诗,换一下角度看,也可能发出另外的光彩。这使得好诗和坏诗的界线有时十分模糊,甚至本末倒置。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完全取决于阅读者的“趣味”。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标准实在应该确定在“趣味”上?即来自每个具体接受者的感受。夸张的说,一千首诗该有一千个标准。照此说法,好诗就不一定非定个标准不可了。因为太“标准”,反而有刻板禁圉之嫌。且好诗的“定位”一直处于不断“推倒”与“修整”过程。所以有人提出“好诗标准永远在标准外”,更有人提出无须设立标准:只要能自由表达,“愿者上钩”——自个儿感觉好就可以了,其最大依据是,诗是不能定义的,故无标准可言。众说纷纭和极端化,真是大大难为了“好诗标准”的讨论与确立。①

应该承认,就目前来讲,诗歌丧失了权威标准是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它是很难用绝对划一的尺度来加以框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经常陷入某种判断悖论:从文化层面上看,它可能达到石破天惊的程度,但在艺术上大有“非诗”嫌疑;从心理学上讲,它可能产生强烈快感,但从美学上评估,存在着伦理(“善”)瑕疵。这样的两难使得标准更为游移。

而好诗的产生与传播又是十分奇妙的,有时一个微小的“因子”,都会使其声名大振或悄然消失,真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在一个时段走红,忽然遭遇整个诗风改变,突然间便落入冷宫。时代、语境、趣味的多变,的确使诗歌一直处于动荡状态,也使好诗一直处于不断被质疑的状态。然而,没有大抵的尺度,只凭个人趣味、个人好恶,也是大有问题的。它会使愈演愈烈的相对主义汪洋大海,不分皂白,吞没一切船只,怂恿“怎么写都行得通”的不良习气,使得混乱的无序更加无序的混乱。


  固然诗歌的本质主义论逐渐淡化了,但本质淡化并不意味完全取消诗歌起码的“基质”。诗歌尤其对分辨力较弱的广大诗歌爱好者来讲,需要有一种大致的定夺,以安抚心中的阅读“迷茫”。好诗需要有一个基本尺度,好诗与不好的诗要有相对的标准。犹如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酒,纵然口味再怎么千变万化,也必须遵循一条基本底线:酒是酿出来的,而不是用酒精兑水包装的。


  从接受角度上看,传统好诗标准一向定位在“感动”“打动人心”上面。这是中国长期古老诗教的结果,也与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息息相关。可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好不好再死抱着“感动”标准不放呢?


  而当下按一般阅读者的读诗公识:好诗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有血,有肉,有骨头,有光鲜的外面和内在的质感,有情感、思想、灵魂,从而表现出解剖学的一些特征。显然生命体,有血,有肉,有骨头,有情感、思想、灵魂,这些大指数作为标准,是不错的,但也还是有笼统之嫌,能不能在现代语境的变迁中,进一步细化呢?②


  几年前,出于对诗歌标准变化的无序,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相对主义不满,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传统好诗 的“感动” 标准,正经历着转型困挠,尽管“感动”遭到质疑,但笔者以为乃不失为一个主要和重要标准,这是因为诗歌表现对象,许多时候还得涉及人的情感世界,其功能不少还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不过,倘若诗歌一味抱着“感动”的标杆不放,也会显得太单一单薄了,适应不了时代变数。因为现代诗的出现,已然添加了不少东西(如潜意识的、瞬间体验的、经验的、智性的、意识流的、互文性的、叙事的、综合的因素,部分地改变现代诗的质地)。这样,较单纯的诗歌阅读与评判标准,势必要有所增补。也就是说,现代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感动,它可能带给你智性层面上的悸动,带给你精神意识上的震撼,也可能只带给你纯生理上的快感,或语言上的惊喜。由是,我想对原有的诗歌老标准做些调节,从好诗的感动(“一动”)再增加为“四动”:即感动、撼动、挑动、惊动。我想,好诗主要靠“感动”立身,可基本达标,如若再配合“三动”,岂不锦上添花,至少比较全面吧?


  似乎也没有必要动不动就拿出那些“世界性”、“人类性”、不朽、伟大、超时代标准来“压人”,毕竟伟大经典的东西不是当代人说了算。作为理想化的追求未尝不可,且也不是乌托邦的幻觉悬挂半空,因为早已有许多杰出文本做出证明。只是针对目前太离谱的乱象,在可预期的阅读中做些比较实在、比较“贴身”的基本判断,进而找出某些“要诀”,该不会是非分之想吧?


  诗歌走到了现代诗这一阶段,探索与实验是它的最大职能。现代诗比以往诗歌的确承担更多风险。除了情感之外,它还面临着三重历险:精神历险、思维历险和语词历险,对应于这些历险,诗歌的接收尺度作出相应的回应,看来是势在必行。


  感动:至所以把感动继续放在好诗的第一位,是因为人类心灵地带,拥有情感这块最大“用地”和“领地”,每时每刻,谁都无法逃避这一人类情感的“文库”;也基于人的情感冲动,是人类无法更改的“秉性”, 作为信息的接受与发酵反应堆,它在传递中所产生的“共鸣”最大化,无疑是诗歌最主要的追求方式。


  撼动 :是指接受者的精神意识层面,诗歌对它发出的强刺激,所引发的震摄、震动效果。好诗不止是情感的安琪儿,同时也承担着精神冒险的信使。一次成功的精神突围和精神爆破,何止是一次精神提升。作用于精神意识上的震撼,无疑具有启蒙、启迪,启示功能,它引发接受者深思、反省等审智活动,显然是对情感性审美熏陶一种重要补充。


挑动:是指在思维图式上,诗歌特有的诗性思维(诗性直觉、诗性感觉、诗性想象等)对于人们长期固守的惯性思维、实用思维,进行挑逗。触发被工具理性长期麻痹的神经,诱发跳出常规常态思路,拥抱新体验新感觉新想象新经验。一次崭新的诗性思维,就是对世界惯常认知的一次刷新。


惊动:是指在语言层面上,好诗担负着对死去语词、老化语词的复苏、挖掘工作,同时对新生语词的分娩、接生工作。不管是繁复的张力语言,还是素朴原生的语感,一次次语词的去蔽擦亮,一次次陌生化的琢破亮相,都能引发始料未及的快感,犹如漫漫冬眠中的蛰伏,遭遇“惊蛰”,让你在突然的苏醒中充满惊喜。


  以感动为主导的接受图式,其“感”可包含感受、感触、感悟、感喟等诸多情感性集合,总体上给予心灵世界一种浸润性滋养。“感“是“动”的基础,“动”是“感”在心理上的延展与结果。如果说“感”是原因,那么动——心动、动心,则是收成。


  有必要厘清,与主导接受图式——感动,比较接近的是撼动。它们都具备感动的能量,但撼动,属于重度感动!它是思之力度——审智的充分体现。它与轻度感动(比如赞美、同情、歆慕),与较浅显的情绪涟漪、情绪波动还是有一定区分的。它因质量上的厚重(如悲悯如敬畏如激愤如忧患等深沉情愫),内含一定价值取向,因而显得更“揪心”“抓人”。


  与感动次靠近一点的是惊动。惊动是语词陌生化遭遇后的心理生理反映:意想不到,突如其来,它既可以是情感积极性方面上的猝然闪光,也可以完全是生理方面的一次快感,只不过是更富刺激的烈度。由于语词带来别出心裁的发光、命名、引发审美或纯生理的惊悚、惊悸,所以在瞬间感受上不妨以惊动加以概括。


  与感动的联系稍远一点是挑动。被触发起来的诗之联想、想象、拟想、感觉、联觉、错幻觉……它们一起延伸、转化为技艺,“表面”上的技艺未能在情感和思想上收获洗礼,却能在形象思维上,接受新异的触发和挑衅,这对过于实用的思维,是值得期待和庆幸的艺术骚扰(乱)。


  下面做进一步展开。

 

 

先说感动。

新世纪以来,有一群年轻诗人,十分推崇以感动自己和感动别人为圭皋的“感动写作”,重新祭起“老祖宗”的诗教。他们从主体到客体,进行全面阐述,不想让古老的“感动”标准,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感动诗群的中坚人物海啸说,“感动”是生命之根的震动颤粟。是地震,电击,火灼,剑剌,具有不可争议的力量。云杉说自己理解的感动,是能够让我动容、动情和深思。 周瑟瑟说,感动不是好诗的全部,但绝对是很妙的那部分;诗歌的力量,蕴含于感动之中。沈河说,感动在诗中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能煽情。水晶钥匙认为,感动是对心灵的全面唤醒,对事物强烈的感受力、醒悟力和爱的能力。冬箫说,我们所面对的感动是多层面的,但无论哪一种感动,无不是生命中最“心灵”的部分,感动无非在寻求自身的爱,其实就是一个爱的发现过程,感动就是最好的生命力量。马知遥认为,我们因为感动而让诗人长留,因为感动而将诗歌的寿命无限延长。好作品首先是应该从情感上征服读者。感动是诗歌的生命之源。诗歌中充满的那些感动人心的元素:人道关怀、人类的尊严、命运的追问、民族的历史。③ 马知遥其实把感动的外延,延伸到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层面,代表了相当一部份人的观点。这样的论断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已有无数事实证明,能被感动的诗歌,对于人的人格、情操、品行,有一种陶冶、净化和提升作用。


  那么多人认可的感动,如从发生学角度上看,正是《毛诗序》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④ 而从现代接受角度看,诗歌的感动人、打动人,完全是接受者在施动者的情感传递过程中,被同化而产生的共鸣和回味。


  显然,感动是产生共鸣和回味的前提,也是衡量一首诗成功的主要标准。因为,感动是诗歌的第一要义。事实也证明,流传的诗歌一定是感动的诗歌。从“关关雎鸠”到 “寻寻觅觅”,从“轻轻的我走来”到“103度高烧”(普拉斯)。比兴也好,自白也好,强烈中喷发,或平静中积蓄,古今中外,都做了有力旁证。那些被日月淘洗而留下的诗歌,为什么依然熠熠闪光?人类情感文库,被廖廖几个“母题”反复翻搅,为什么会弥久常新?那只能归结其中最重要的感动功能——主要是诸多变化复杂的情感元素,它永远储存、发酵于心灵的各个角落。


  所以现代诗轻易放逐情感,是短视的。现代诗没有理由因前期情感的某些泛滥而严加拒斥,依然有必要把主要是由情感元素发动的“感动”,理直气壮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和“接受”的扉页上。       


  众所周知,感动标准有着深厚源头,中国古典诗学一直以来,就推崇用感情打动人。“苟起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拨魄,垂世而远行”⑤ “情至所至,诗无不至。情之所至,诗无不至。”⑥ 几乎每一部诗话,都离不开一个“情”字。


  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不用说了,就是到了现代主义时期,仍有许多人坚持。法国当代哲学家保尔?利科说:“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正是凭借着感情,我们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⑦ 西班牙诗人诺贝尔文学家奖获得者希梅内斯认为:“真正的诗歌就在于那深刻的感情。”⑧美国桂冠诗人沃沦在《谈诗歌创作》中,不无决绝的指出:“一首诗如果不能把你从头到脚完全打动,就不是好诗。”⑨


  情感是如此的复杂、丰富、多变,它是我们取之不绝的写作源泉。情感与想象、情感与感觉、情感与智性,共同构成诗歌感动的几大复合推进力,也是诗歌接受者得以“心动”的泉源。余光中的《乡愁》,词句是如此简单明了,为什么能像李白的“明月光”那样打动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丰厚的情感积蓄酿造,通过复沓形式的发酵,在大跨度的时空中打开人们心中久远的情结。


  感动在当今,已成为稀缺之物。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正在沦为地狱;原本素朴的心灵,正填满层出不穷的物欲;真情流失在荒漠,数字化充塞整个大脑皮层。假如有那么几行诗,或如打开的香槟,强烈的喷射引发你雀跃,或如小小石片,悄悄漂起心中的涟漪,我们定会心领神会的说,这就是有味道的诗歌:她拥有神奇的功能,能从一个心灵快速抵达另一个心灵。不可否认,她那高尚的情感,同时,天然地与某些道德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同情、比如宽恕……情感与伦理纠结在一起,宗教般净化、纯洁着每一颗心灵。


  情感的诗歌,只要具有崇高倾向,也总是与某些价值性的东西紧紧“捆绑”在一起:像信仰、仁爱、忧患、担待等等。也因此可能与“使命”“责任”“正义”“良知”联系在一起,与“真善美”随影相伴。像王家新的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不能献上一束花为引子,自觉对内心进行反省,充满内疚与自责,进而把苦难的承担作为一种幸福和最高律令,与白银时代的“冰雪”精神达成默契,显出伦理与价值的自觉奉行。它对人们心灵的润物无声或强力摇荡,都是有目共睹,轻率否定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到了现代,人们发现诗歌不应该仅仅是情感性的,它还作用于人的意识和经验,因此才有艾略特提出的现代诗是“情感的逃避”“人类经验的凝聚”,逐渐成为现代诗写的圭皋。


  所以,“感动也只是诗歌的底质”,感动还不是好诗歌接收的全部理由。

 


好诗歌接收的第二个理由是撼动。它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意识,而不仅像感动主要作用于情感。撼动,是对心灵的震摄,其表现力有时是警句、格言、箴言式的,短促有力。有时是整体性的——通过整个文本、整体性爆发出击打的力量。


  震撼的发动机起决于诗之思。“思”的元素,闪烁在字里行间,那是掠过意识莽原的闪电,划开白花花的骨头血肉。耀眼的辉光刺痛你的眼睛 ,让你在短暂的领会中一阵悸动, 眩晕之后,是忽然的清醒、是断然的觉悟,是久违的心田遇上甘霖,是迷茫雾海骤然升起的灯盏。狠命的一击,刀割一样蹦起来,告别过去许多迷信、怯儒、停滞;汲取勇气、智慧、胆识。心灵在震颤之后,是抖掉衰败、重新吸收营养,恢复弹性,血液流得更加畅快,精神变得富足,新鲜和朝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决绝的语气,唤醒一代人决斗的信念。“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通俗的寓意,大大鼓舞后来者的使命和义务。思想解冻时期,一首为悼念张志新而做的小小《重量》(韩翰):“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一切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短短3句话,就在整整一个时期内,严峻地拷打所有中国人。90年代初期,周伦佑20首《在刀锋上完成句法转换》,也以其刀血体验,激励着体制外写作良心,成为当时难得的思想标高。


  在诗歌意识上,用震撼的方式来建立思想标高与理想标高是有必要的:信奉。仰望。谛听。救赎。恩慈。……不仅要以完全诗性的方式传输,更须以独到的、超乎常规的“偏锋“出之,否则算得了什么“思想的闪电”?!正是历史的断裂,造就先行者的思考;集权制的袭沿,加速破冰期的湍流;被荒芜的人文,反弹出激切的葱绿;百废待举的废墟,引发更多精神崛起的可能。何止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种种瓦解和聚变,还有那些关于时间、空间、死亡、命运……最为“本质”“本源”的“元”问题,一旦在文本中化做深刻的形相、意象、语象,扣响接受者的心扉,那必然是一场你来我往的精彩博弈。其效果,犹如卡夫卡所说的是“一把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


  当下世界,被商品、物欲的烈性酒精浸泡得神经麻木了,难以找回那种清新时刻;溃散的人心和情致,在贪婪与权欲间迅速老化,挽不回早年一点点童真;逐层剥离的人格,公然摘下面具,赤裸裸地出售无耻;膨胀的本能,更是把起码的伦理底线,践踏得无踪无影。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缺乏平面、缺乏深度、缺乏历史感,丧失主体的“空心”,的确使许多价值失效了。正是因为这样,坚守在意识边缘最后防线的“诗之思”,难道不是更应该为人心提供基本警示吗?


  加尔默达说:“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人在现实的一切无序之中,在显示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偏激、和灾难性的迷误中,与远不可企及的意义相遇”⑩ 彼埃尔?让?儒夫说:要责成诗人在守旧的世界里复活高尚的精神,成为精神力量的化身。⑾ T稺A爱墨生更是明确提出,诗人应当做“思想的目击者”。罗曼仿蘩家踩贤嗨频幕?诗人要成为“精神上的先驱者”。不管是思想的目击还是思想的先驱,都是属于思想的历险。而思想的历险,意味着是一种清理、一种撕杀,一种拷问,一种逼迫灵魂的锋芒,同时也是一种照亮后的提升。


  好诗的震摄性,一般体现在崇高的维度上。但新世纪以来,网络民间诗界正大量向“崇低”与“祛魅”转移: 亵渎权威、颠覆正统话语、玩世、还俗、 审丑、阴鸷、怪诞,有意造成“让你不舒服”的阅读效果。坚持“贱民”立场,关注底层民生,放纵粗鄙文风,以“真”统领一切:真实、赤裸、刺激、疼痛,进而赢得了石破天惊的思想力度。比如《错落的时代》(黄土)发出一代农民的哀号,概括全社会贫富两极的心理反差,引起普遍强大的共鸣。《我的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中岛),巨大的社会性拷问震得我们一时目瞪口呆,据此完全可以忽略艺术上的考量。徐乡愁的《练习为人民服务》,则是通过小小的介词“为”的谐音(“微,违,伪,未”,)戳破了多年来“为人民服务”的虚伪幌子,不亚于一次醍醐灌顶,而郑小琼充满焦味的“断指”铁质,就是扎在你的心窝上的痛,让你震颤不已。


  好诗的震摄性,有如坚硬的鸟喙,啄住人心、撕裂神经、穿刺灵魂。它有深刻的哲学作为潜在背景,隐性思辩穿插其间,强大的精神冲击波辐射而来。它的打击力量时常带着形象“说教”,也不乏血性涌动,少数时候也可能呈现出半掩半露式的“寓言”。它有别于情感性的感动——多数时候浸淫于爱的沐浴。它的震摄性锋锐,更像是针灸直穿穴位。


  诗歌,在此功能意义上,完全有理由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虽然只有少数时候可以抵达,但大部分时间也能成为自我意识、自我精神的疗伤与抚慰:对存在与生命的追问,对真实的亲近,把持承担、责任与怜悯,充实世俗的虚空,祛除内心黑暗,清理浮泛之物,抚摩人性,打扫通往家园的道路,呵护栖息的情怀……如此等等。诗歌是以特殊的“震撼”“摇荡”方式,来抵达精神企图的。当强大的精神气流与思想火花获得接受者广泛回应,当接受者同时也可以用情感情绪之外的智性,审度对象,获得智力上的深刻磨砺和解悟,我们才有足够的底气说,诗歌有福了,“灵魂”点着了。


挑动。

诗歌的成立,有赖于诗歌是属于一种很特殊的思维方式,即诗性思维,它涉及众多思维图式:潜意识、感觉、直觉、错幻觉、联觉、想象、意念、体验、智性、灵性、悟性等。在一般人的常规思维中,上述诗性思维图式和心理活动常常被压抑和覆盖,老实遵守客观、科学的实用规矩,这就很难引起什么美学冲动。人们听命于常规的思维,是太普遍太天经地义了。而只有诗性思维的综合撩开,或某一诗性图式的触发,才可能挑逗起读者相应的感应层,掀起美学冲动的风暴,奇妙的诗意也才得以奇妙的发生。任何一种单一的图式(如情绪、印象),都可以产生神奇的图景,何况综合的、混交的诗性思维图式。而最常见和最能产生阅读效应的是诗的感觉和诗的想象。当诗歌以全新的感觉和想象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长年养成的僵硬、没有弹性的思维,不啻得到一次“返青”。这就是好诗对于我们常规思维的挑逗,不断制造人们的审美迷乱。


  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思维,涉及到天人合一、感物吟志,体物缘情,以物观物,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等等,至盛唐成就了一枝独秀的气象。西洋诗歌的诗性思维:咏叹、自白、玄思、幻像、对应、变形、投射、蒙太奇、拼贴、魔幻等,也是奇葩摇曳,各领风骚。在异彩纷呈的诗思维盛宴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当推诗的感觉与诗的想象,它主要决定一个诗人的禀赋,同样决定在阅读者那里,受用的程度。


  先看感觉。


  在普遍麻痹的世界里,读者有权利要求诗性思维提供生动强烈的感觉方式。它不是照相式的如实拍摄,而需要特殊的放大,露珠一样鲜润,和菱角般质感,甚至具备某种立体性。洛夫对于《金龙禅寺》飘荡的钟声,感觉它就像一头山羊,沿着暮色中的曲折山阶,“一路嚼了下去”,何其高妙;杨然则把《晒谷坝上笑声》,晒得“又干又脆”“又红又醉”,甚至还晒成矩形、晒成月色,它用联觉的方式在色度、硬度、亮度、静动态方面,将笑做全方位“发声”,让人对固有的感觉模式不断进行颠覆。


而感觉的“尖端”是直觉。对于阳光,有人直觉出“刺痛/金色是蜂群”,艾青则直觉出“宽刃的匕首/在旋转中逼近”。 超越性感觉的“尖端”,它比直观更高级,能穿透表层直达底里,一下子刺中事物核心。女诗人王小妮的直觉是“晴朗/正站在我的头顶/蓝得将近失明”。蓝得将近失明,完全是直觉的放大与夸张。在直觉中,她的夕阳是“沉落如软糕”;她的孩子是“骑着两道寒光”;她的长江是能“把满江的船一下漆遍”。


  好诗因为有感觉、有直觉的出色呈现,大大挑逗阅读者原本的常态思路。思维的长年冻土 ,一旦被雪亮的犁耙划过,随之而来,是从未有过的清新,散发出新鲜的弹性和活力。


  再看想象。


  黑格尔说过,艺术家的最大本领就是想象。想象的本质是对表象的改造工作,是主观情思对客观表象的强大变异,改造变异得愈“离谱”,诗对阅读愈有刺激性。诗歌想象的最大秘诀是放弃对象属性之间的相似、相近点寻找(即放弃近取譬式的联想)而是努力追求事物之间属性特征的远距离差异,进而作出极“不合法的配偶和离异"(即追求远取譬式的想象),在大幅度的分解组合中,创造更高的艺术真实并形成动人的诗意。


  好诗的想象思维指数,体现在它的长度、密度、跨度上。台湾诗人罗门是想象高手。罗门用一口气的长度,将他三十多年的创作道路,想象为一次完整的登月过程:点火——发射——飞行——着陆,一气呵成,奇崛挺拔;在《教堂》里,他的想象频率是:开动洗衣机,同时铺开唱诗班,在“全洗”过程中:接通电源,旋转水流,投放漂白粉,密锣紧鼓,完成四道工序的灵魂施洗。在《露背装》中,他把露背装与风马牛不相及的、已经久违了的报纸“开天窗”现象,做跨海似的大连接,令人晕眩。想象与对象之间的超距离衔接拉得越开,“空白”效果越好。


  《机场纺竦募鞘隆罚虼丛炝朔尚邢胂蟮钠婕#核胂笏托姓叩氖酉咚孀欧苫鹇涫窃凇胺觳固炜铡保幌胂蠓苫姆尚泄旒J恰芭壮鋈サ挠愀汀痹诖沟觯幌胂蠓苫乃砣绶缌鞯氖郑宦飞厦ィ采?富士山和旧金山,都是“乳房”。如此毫不沾边的事物被想象联系起来,它告诉我们,谁提供诡奇的想象,摧毁平日老掉牙的思路,开凿与世界关联的新通道,谁就能最大限度征服读者。


  好诗是对我们板结思维的挑逗,触发我们在潜意识、意念、体验、智力、灵性等方面的特殊开发,特别能在感觉、想象方面上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意外,刺激我们对惯常思维的反叛,挑动我们对常态世界的别开生面,让我们充分享受审美迷乱。而诗性思维的每一次打开与挥发,就是通向“诗意栖息”的一步。



    惊动。

众所周知,人们长期生活在实用、公约的语言系统里,这套系统是在规约中用来交际操作的。人们一方面遵循其编码守则,规范自己行为,由此获得生存依据与指南。但是长期浸淫于斯,人们另一方面又宿命地被常规语言所奴役、所塑造,尤其是受到语言本身的盲区、陷阱、局限所制约,同样饱受语言的伤害,更不用说遭到多种话语权力的统治了。


  为突破公约话语体系,保持、延续语言活力,人们另起一套艺术的创造性语系——它是想象的、假定的、非常规的,反语法的,是对实用语系的颠覆与擦亮。诗歌无疑是这套系统中,最尖利最去污的清洗剂。


  现代诗的审美功能之一是使诗产生惊异感,而惊异感的产生,按俄国形式主义说法,就是要制造语词的陌生化效果。在所有文类中,诗歌担负着语词最勤劳的刷新者。语词的刷新不外是语词的发明发现:竭尽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器官,触发语词的气孔、细胞,让她们苏醒、生长,最后达成语言与自身存在的彼此照耀。


  现代诗语词,早已脱离工具性,不再是是意识、观念、理式的启动,而是语言“自动”成为想像、感觉、知觉和超验。语言变成自身的流动、漂浮,在瞬间中撞击、闪现,也在瞬间中更替、消失。一方面,语言被表达的快感输送,另一方面语言被自身表达淹没或挤掉。语言和语言之间彼此蚕食、侵吞和争斗,在过程中完成语言的不可经验性和不可还原性。诗歌的最大进步,是语词真正进入(加入)她的本体性。现代诗视语词为诗歌的最高真实,是语词在选择诗歌,在创造诗歌。极端的说,是语词在选择诗人,是语词在选择读者。


  读者从诗歌汲取营养与美感,主要也是指语词,语词的桂冠戴到她头上当之无愧。享受诗歌,许多时候就是享受诗语。让人惊讶的诗歌语言有两大类型:


   一是以内在暴力修辞为主的“陌生化”语言:它采用暴力干预,即以主观意愿对语言进行大跨度的变形、畸联、组装、扭曲、变性,追求“惊谔”效果,(当然追求过度,容易失之杂芜造作)。


  二是以“语感”为“内躯力”的口语:语言与生命近乎同步的自动,充满原生、本真、天然、鲜活的特色,(当然无节制的粗鄙,容易泛滥为“口水”)。


  先说一。“陌生化”语言,其最大能耐就是产生繁复张力。所谓诗歌语言的繁复张力就是在各种关系范畴中,比如远与近、大与小、内与外、无形与有形、有限与无限,虚与实、具体与抽象的相互关联域中,制造巧妙的牵拉与对抗,从而获得以一当十的诗语“超载”。


  如杨炼早期的句子:白内障的云层贯穿飞鸟。


  这里有内外、大小(眼睛、天空;云层、白内障)的关系畸变,有主观与客观的物我交融——使得我与鸟的距离忽然拉近。甚至有主客颠倒意味——飞鸟穿过眼睛。这就给本来的常态表述“我注视鸟”,带来了另一种新鲜的语言活力。


  再如:“白杨把闪电的根须钉入地下”(杨炼)。这是拟物、拟人的复合运用,也是激情、直觉,词与物,在瞬间的强烈碰撞。这种瞬间主观意愿和主观情思的“三合一”操作,像飞旋的砂轮,迅速擦出刺眼的火花。 还有,“把灯点到石头里去”(陈东东),“今晚,星空很希腊”(余光中),“深渊也是风的葡萄”(道辉)等等,都绷紧语词的张力。


  语词本身能构成独立自在的世界。一方面以语词原在魅力自动“现身”,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改写,产生前所未有的意味。在暴力的驱策下,经由变形、倒错、易位、嵌镶、绾接等多种修辞,语词与语词不断进行惊心动魄的婚配,诞生了千奇百怪的变种。


  语言暴力带来语言活力,正是这种活力,唤醒读者脑中长年沉睡的语词失效部分,当陈封的语词意识被激发起来,带动感觉与想象,或感觉与想象擦拂去蒙尘的语词,享受新诗语的盛宴就不再是那么奢侈了。


  再说第二种,富有语感的元初语言。


  这种语言,是生命瞬间体验与语词传递,几乎接近同步的一种同构关系,本质上不是修辞意义上的技艺手段,而是发出腹腔里最自然的“真声”,它与半途中从喉咙闯出来的“假唱”无缘。它的原初形态,天然质地,带着未经加工的成分,却极为靠近生命本源。素朴、本真、天然是它最大特色。它是另一种语词的“原在”刷新。这样的语言充满很好的语感质地:“一条水养着黄脸平原”、“黑汽车一夜换成了白馍”、“没有人活得过一团铁”、“酒再深也要回到浅”、“山吓得很小”、“江风一股粗一股细”(王小妮)等等。


  总之,日常规范的语言要求语言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而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则怂恿她不断进行冒犯、侵略、反常规、反惯性、闯红灯。语词不是双脚交替正常的行走,而是单脚跳着走,八步并着两步走,或者旋转走、侧身走、脚尖走、倒退走、膝盖跪地走,甚至头手倒立着走。因为诗语是一种最具开放性的“自选体操”,哪怕一个出奇的腾空,一次大胆的“私奔”,都会引起阅读者一阵惊悸。这就是好诗语言的魅力。



以上,主要从阅读接收角度,讨论好诗四种“图式”,它涉及某些心理活动,笔者就借用“动感地带”中的“四动”——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分别对其在情感、意识、思维、语言四个层面上的特定表现,做出连接,大胆给出一个“公式”:

这样,好诗就形成了以“感动”作为主旋律,以“撼动”、“挑动”、“惊动”作为“副部”的——审美接收“交响”。或者说,以感动作为终端接受器的好诗,同时混合着“撼动”、“挑动”、“惊动”的审美成分。这是理论在四个层面上做综合性的描述。实际上,很难达到那样周全完备的境地。


  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四种效果全部具备的诗歌,的确很少见。大多数情形下,好诗和较好的诗,只占其中一、两种份额。有的是以智与思的锋利撕人心肺,有的是以感觉或想象带动思维刷新,有的是以语词制造快感。不过只要其中一项十分突出,当可以和好诗的指数挂钩了。(比如,新诗史上多少人写过《失眠》,我都忘了,惟独80后的水晶珠链与众不同,她写出一种贴切而奇异的失眠 :“我的左胳膊在我身体上散步”。就凭这一句独到的失眠体验,我记住了她的名字。)


  勿容置疑,诗歌带给人们类似的感受是十分奇妙的:有时,仅仅是一个不寻常意象、一个稀有感觉、一个突发奇想、一个和谐的内在律、一个机巧构思、一个精辟警语、一个似断非连的留白,便被我们迅速领悟而打上高分。所以,倘若有那么一两点突出的东西,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或心为之一跳的东西,我们说,这样的诗歌审美接收可算基本达标。也因此,可以“单列”出好诗达标的基本“公式”,相对比较单纯:

不过,稍微复杂一些的现代诗审美,并非是上述简单的“单列”。往往是以感动为“龙头”,牵动或混合着其他“两动”、“三动”,形成另外的多元“配对”:

或者倚重感动与撼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挑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惊动的混交,或者只是后面“三动”的相互混合,也未尝不能成立。这样一来,以感动为主的审美接受“交响”,又可以变奏出各有侧重的多种审美可能。

一般来说,诗歌的接收心理流程,一方面是接受者有一种期待视野,具备“寻求满足的愿望”——即参与状态,一经或几经克服期待受挫,继而达到进入文本的通畅,与文本不断“交往”,最后产生回应共鸣,有时还可能引发多次的接收冲动。必须申明的是,感动、撼动、挑动、惊动,这“四动” 之间,自然不是简单的数学加减关系,而是互为关联互为包容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织一体,形成诗歌阅读总体感染力的。

设若进一步结合诗歌的本体与诗人主体性考量,我们当会发现,某些代表性界说(例如诗是一种“虔诚的沉迷状态”、诗是“生命的质量形式”、诗“是灵魂的漫游”;“诗人是种族的触角”(庞德)、“诗人是报警的孩子”(勒内废亩ⅰ笆耸亲晕伊榛甑姆⒀匀恕钡鹊龋笾露记飨蛴凇杩闯墒侨死喔呒渡窬疃睦眨杭淳窭铡⑺嘉铡⒑陀镅岳铡;桓鏊捣ǎ执某闪ⅲ且跃衩跋沼胧运嘉跋兆魑е捎镅运⑿露瓜猿隼吹摹U饩褪牵裁茨敲炊嗍琛⑹颂焐闪司竦南确妗⑶拔馈⒁於恕⒘砝啵晃裁茨敲炊嗍琛⑹颂峁┝讼F婀殴帧⒛于刑澜绲亩捞胤绞剑挥治裁醇负跻磺杏判愕氖琛⑹耍抟徊皇怯锎实奶徒鹫吆土兜な浚慷璞咎逵胫魈宓木窭铡⑺嘉铡⒂镅岳眨枚杂τ谏竺澜邮丈系摹叭薄扯⑻舳⒕⑶易詈笤谥斩松闲纬筛卸淖酆闲вΓ饩透颐窍旅孀酆匣旌贤际疽杂辛Φ脑5比唬八亩痹诒局噬鲜钦逍杂虢换バ缘模?

不证自明的是,“感动”的整体综合效应,隐含着文本的某些“未定点”,即文本潜在的召唤结构。好诗之所以迷人,其奥秘在于潜在的召唤结构,存在着诸多可能性:或者由此及彼,或者由小见大,或者以有限寓无限,或者以有形寄无形,或者以瞬间见永恒,凡此种种,也都预伏着巨大误读契机。否则,好诗怎么可能只凭一小串文字编码,历久长新地牵动人心呢?好诗的潜在召唤,总是从诗人心中流出来、活出来的,是和诗人的心灵融合在一起,是生命的、灵魂的、原创的。拥有这一优质前提,好诗跨越亘古时空,总是能找到知音。

狄金森说:诗令我全身冰冷,连火焰也无法使我温暖,我知道那就是诗。假如我肉体上感到天灵盖被掀去,我知道那就是诗。⑿(雪莱也说过,诗之感人是神奇的、不可理喻的,越出意识之外,超于意识之上)。狄金森从整体上描述诗的感受,这种感受表明,诗歌在接收本质上当属整体感悟。感悟过程是浑然一体的。


  所以上述“公式”与图示,笔者无意割裂接受过程的整一性和混沌性。“四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包涵的,有时像四色鸡尾酒那样界线分明,有时则是交杂洇化着的——感动既出示自己固有的情感特质,也难免不含纳精神上的震荡因子;以撼动为主的精神震慑图式,自然也无法完全拒斥情感成分。其他几“动”也都一样。


  总之现代好诗的审美性,是在精神意识和诗性思维的历险中,经由语言历险中介,外化为感动为主特征的接收“型构”,它同时也成为现代诗的本体性“框架”,如下图示:

人类这一高级的精神活动,因多重历险获得确证。支撑现代诗“这一个”本体性架构,是情感(情绪)历险、精神(体验、经验、智力)历险、诗性思维(感觉、想象)历险——三根强有力的支柱,自语言地基上鼎立起来的分行建筑,自有其不可小视的“心动“能量,它作用于我们心灵隐秘处,常常在瞬间,悄悄改变着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四动”使现代诗与古典诗歌、浪漫诗歌、后现代诗歌拉开审美距离,使人们在欣赏各个历史时期——古典诗、浪漫诗、现代诗和后现代诗时,很难再采用那种绝对统一尺度。这应该是诗歌与时俱进——审美精细化的进步表现,同时它也没有放弃与“整个诗歌”保持的某种共通性。

可是很奇怪,近年来,人们不断把审美的标杆下移,甚至降格为“只要你认为好就是好”的独家认证。其实这样的审美尺度,既广阔无边又狭窄之至:它一味服膺个人口味,无视众人眼光,只凭一已私见,取代社会评价,最终导致“好诗”到处泛滥和“好诗”无节制泛化,并且和“怎么写都行”结成联盟,酿成不良习气,严重损害诗歌声誉。“梨花诗”的网上恶搞,恰恰从一个侧面,证实偏激的私我化标准,最终还是要遭到审美艺术的惩罚和时间的报应。

客观的说,“只要感觉好就是好”的标准,一般只适用于诗歌沙龙、诗歌聊天室、圈内诗歌编选;适用于公众的临时阅读消费,实在难以进入专业遴选和诗歌史。有人会辩解说:在一个去本质、离心化的碎片时代,没有必要提倡整一的标准。我要说,在一个相当混乱而无序的时期,在浮嚣、狂欢、嬉戏、重复成为时尚,价值失衡、诗人失格、诗歌失范,良莠难分的语境中,诗歌审美普遍迷失,倒是更有理由重提诗歌造血的“色素”和诗歌验收的“光谱”。

事实上,真正能成为具有范式意义上的好诗,乃属稀有金属。回望5万首唐诗,大概只留下几百首,那么不到百年的新诗,能传世的肯定也不会多到哪里去。过分放纵“无标准”,实在不利于诗歌典律的建设。而好诗,离经典还有一段距离。相信大多数读者,只要稍许考察、比较获诺贝尔诗歌奖的经典作品,就明白,具有高级精神品质与艺术品质的诗歌,是无法轻易泯灭其精神界线,同时也是不难甄别其艺术高下的。既然有可能认同最高档的诗歌标的,怎么就轻易放弃我们手边的诗歌“刻度”?轻易而随便的放弃,意味着对自身的草率、要求的降低,和对高度的恐惧。

    布卢姆认为经典首先是独创;拥有神秘离奇的力量和熟悉的陌生。我们不要求好诗在整体上有着全面的独创性,但至少在某个局部要有独到之处。好诗还差经典至少一个级别,好诗的最高级别是经典。而“四动”标准,应该是隐含着向上一个级别——推动的尺度:

假设诗歌有5个级别,好诗和比较好的诗,那是属于有特点、有特色的诗,它处于“举贤排差”的中间、偏上环节,起着净化与提升的作用。紧紧抓住中间环节,推行有“公信度”的好诗,并非多此一举。


  因为经典有赖于好诗的积累;级别提升的好诗,有助于经典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好诗和较好的诗成了“泛”经典的被选和侯选。如此看来,好诗被纳入某些规范并非没有道理,尤其对于诗歌研究与建设的人们。在一个好诗不是太多,经典匮乏的时代,如若一味做诗歌的“离散”运动(美其名大众波普)是不是怯于面对更残酷的难度挑战,而选择了轻松逃避,躺在艺术水准普遍下滑的摇椅上,让“影响的焦虑”,做心安理得的释放?


  当然,接受者存在许多差异,因性别、年龄、教养、经历,会造成巨大“误读”。 “误读”怂恿私我化标准,但私我化的“误读”,极易受时尚风气支配,经常使标准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所以,超越个人趣味、超越个人口味的尺度,还是有必要建立。


  “误读”也使诗歌审美接收活动,同样变得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有时候复杂到用尽一生,还“嘴嚼”不清,因为它制造众多可能;简单,有时简单到“喜欢就是好”,根本无须什么道理。对于这样一种“尤物”,真是让人摸不得碰不得,所谓诗无达诂是也。但是,任何事物,一旦沉醉在绝对的相对主义的迷梦里,津津于此而忘返,肯定会带来另一种偏颇乃至灾难。为纠偏愈演愈烈、无边的相对主义,笔者试图将接收尺度,尽可能笼在简明的“四动”里。旨在有所依傍,有所参照,拒绝将审美活动固定在“公式“里。


  叶迦莹先生集半世纪古典诗词的研究心得,提出“兴发感动”之说,集创作、审美、批评、鉴赏于一体,以其所表现的感发生命之质量,和传达之效果作为该说的根本依据。这一古典诗学、词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已具备独立品格,又不乏与古典诗词血缘相系的中国新诗、中国现代诗或现代汉诗来讲,在转型期探询有效的审美“度量“,不止具有借鉴意义,更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最后必须重申,好诗是整体性的,是活的生命的有机体。笔者并无意对诗歌审美进行科学主义“切割”,实际上也切割不了。只是理论阐述需要,图解了“四动”,旨在反省传统标准的笼统,并在现代语境下,对“现代诗”审美做适当细化,以便接近于它的历险“本性”。一直以来,本人以“四动”作为现代诗歌批评、鉴赏尺度,但不知道最终是否一厢情愿?


注释:


①例如羊城晚报 2005.8.27 关于《寻找诗歌》的采访。余光中认为 :好的诗歌应该包括想象力的丰富,语言的高超,音调和意象的营造。一句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于坚认为:好的诗应该是有感觉的诗—— 一位有阅读经验有生命痛感的读者读了之后有感觉,那就是一首好诗;香港诗人黄灿然认为: 好诗永远产生于标准建立过程中,标准一旦建立就迅速被坏诗攻占;好诗实际上没有标准;广东诗人卢卫平认为: 好诗就是找到“新的秘密”,用什么样的语言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再例如2002年《诗刊》开展“新诗标准讨论”,收到来自各界200多份稿件。陈太胜认为,坚持中国新诗是有标准的主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简单化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理解诗的标准;晓理认为,标准是随着艺术发展而不断丰富变化的;动态的标准,包含着补充、修正、嬗变甚至叛逆——局部的打破与重建,但保持它鲜活的开放性与发展性应该是永恒的主题;郑敏心目中最好的诗是“应当达到悟性的高峰,就好像登上塔尖,心灵有所震撼”。陈超说,现代诗写作的标准,像一条不断后移的地平线,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也没有一个技艺上的稳定衡估指标。 李怡说,提出“标准”,探讨“难度”,这就是将诗歌从个别的上升到社会整体精神建构中;需要通过对“标准”的定位来激活某种精神价值。等等。


②和平岛《诗歌解剖学大纲兼论什么是好诗》,绿风诗刊论坛,2007.5.18


③以上七种看法参见《天涯诗会》论坛2006.3.24。


④《诗大序》,《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⑤⑥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代诗话词话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0、13页。


⑦⑧⑨⑾沈奇编《西方诗论精华》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52、109、4、187页。


⑩加尔默达《美的现实性》,转引《拯救与逍遥》1986年版第58页。


⑿参见《诗选刊》2006.12 ,169页。




欲钓一只太阳,却钓了一轮月亮! http://www.hongxiu.com/my.asp?id=1310875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