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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足对”乎?叠句乎?与万兄商榷

 

“鼎足对”乎?叠句乎?

——与万兄商榷

刘火


   万兄(诗酒自娱)在近作《元曲中奇妙的“鼎足对”》里指出,“作为一种“年幼”诗体的新诗,太有必要向我们的前人学习了!”这无疑是有远见的,因为众所周知,中国以汉字为诗的历史和所取得的实绩,都是非汉字诗很难比的。不过,万兄此文以所谓“鼎足对”说明中国汉字诗的才华,却让我不敢苟同。

    汉字诗有没有所谓“鼎足对”?我觉得这是无聊的臆造,或者叫无聊的文字游戏。什么叫“对”?对,偶也。偶,双也。双,与单相较也。或者说,对,成对也。这是汉语的约定俗成,也是汉语不可更改的事实。那么当引进“鼎”为“三”是(其实中国的“鼎”亦有四足的),那便不叫“对”了。唐近体诗中的“对”或“对偶”,大约是从汉晋赋演化而来。不过到了近体诗成熟并风靡以来,特别是当对杜甫横空出世以后,对偶(又称“对仗”)便成为律诗的重要构件,缺此便不中律诗,缺此便是打油诗了(其实有些打油诗也讲对仗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开创了前无古人,后罕有来者的标高。从来没听说过,在近体诗中有什么“鼎足对”?

     从宋开始的的蒙学读物,一直到清。大都以“对”的样式写就。《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龙文鞭影》等都如此写成。一是没见有什么“鼎足对”。二是在专门讲“对”的《声律启蒙》里,也未见有什么“鼎足对”。其实,“律”除了声韵、平仄外,便特指“对仗”了。在《声律启蒙》里,讲声讲韵是上平十五韵下平十五韵。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上。在众多的清诗话里,也没看到过有专门讲“对”还有“鼎足”的。在现当代第一部《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著)里专章有讲元散曲的,也未谈及什么“鼎足对”。

      那么象诗酒自娱所引的“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 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之类的句式,算是什么呢?其实,它们就是叠句。让我们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寻章摘句”吧。

    月儿沉,钟儿响,鸡儿叫(一本/二折)

   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二本/三折)

   晴干了尤云(歹+)带雨心,悔过了窃玉偷香胆,删抹了倚翠偎经话(三本/一折)

   他若是肯来,早身离贵宅;他若是到来,便春生敝斋;他若是不来,似石沉大海(三本/二折)

   裙染榴花,唾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五本/一折)

   你嫁个油蹀胡狲的丈夫,你伏侍个烟醺猫儿的姐夫,你撞着个水浸老鼠的姨夫(五本/四折)

    ……

    如果按照万兄们的理解,这些都当是“鼎足对”。但不需细细研读,只需中国辞章的一般性知识,这些都是叠句。因为,它们无论在声、韵,特别是在“对”或“偶”里,我们都发现它与近体诗的“联”或“对”的特定意义毫无关系。如果有,那就是它拓展了排比句的修辞手段。因为在元曲里,不仅有这有三句叠句的,亦有四句叠句的。如《西厢记》一本三折里有:

     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

    倘若把这种四句叠名的样式也看成“对”的话,那中国诗文里便有了“桌子对”——“桌子”当是四条腿——了。如果这真是,那不是笑话吗?

      叠句作为元曲的重要构件,一是它唱的需要,二是它意的需要、三是它情的需要。至于这是不是它曲牌的需要,现很难考证。譬如同一称“双调/水仙子”有:“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徐再思);亦有“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荷丛一段秋光淡”(张养浩)。亦有同一曲牌大致相似的。刘庭信同一曲牌的“醉太平”,一首里作:“彭泽县都笑渊明乱,首阳山干忍夷齐饿,汩罗江谁救屈原活”;一首里作:“蜂儿直早衙催酿就残花蜜,莺儿啼曙光移绕芦花被,燕儿飞矮帘低衔入落花泥”。

而且,叠句作为中国诗文里的重要构件,特别是在元曲里,这重要的构件的美学效应发挥到了极致。这极致便是咏叹。下面这首元人无名氏的《塞鸿秋就达到了极致: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霎时间天也暮、日也幕、云也幕。斜阳满地铺,回首生烟雾。兀的不山无数、水无数、情无数。

     如果我们依照所谓“鼎足对”来认知,那么这短短的曲里可以标段出四组“鼎足对”来。真的那么一划,那这首曲还有什么意味呢?至于说由此派生出来的“三柱联”之类的文字游戏就更不足谈了。

                        2009/7/11—7/12八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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