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路程。由于其“新”且异，一开始就受到非议，而且围绕她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过，可以说始终贯彻其发展的进程。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意见，归根结底就是她是好是歹，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由此，就分为两派：“好派”和“糟派”，此消彼长，此起彼伏，争辩不休，莫衷一是。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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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潘颂德先生在《新诗丛谈》一文中指出，曾经出现过两次危机，也就是危局，也就是两度“糟得很”：一是“1922年下半年起，新诗逐渐中衰”；二是众所周知的十年动乱，那个“没有诗歌”的时代（其实是始于1957年）。第一次危机由于新月派与象征诗派的兴起得到化解，第二次危机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诗人、诗评家拨乱反正，向诗歌艺术本体回归，“新诗又一次得到新生”。
关于那第一次危机，有两个经典的提法，两位发话人都是早期新诗的干将呢。
俞平伯：白话诗缺了“白话”后面那个“诗”字。
梁实秋：新诗，就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
真狠哪！切中肯綮，一剑封喉，一个是批其“非诗”，一个是批其“非华”。后来，二位都掉首而去，与曾经热衷的新诗彻底“拜拜”了。
关于第二次危机，几乎没有人为之辩护，即使辩护，也苍白无力，徒留笑柄。
关键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从《诗歌月刊》与《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大规模“诗展”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新诗究竟怎么样？分歧可就大了。“糟派”和“好派”观点针锋相对，截然相反。
“好派”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诗界“先锋”，有的已经占领了座座山头，是一些诗坛的既得利益者，堪称诗阀、诗霸，次之者则是诗丐、诗痞（如那位力挺“梨花体”裸诵者）之流。
且举两位“好派”的代表人物：韩作荣与伊沙。
韩氏大名鼎鼎，来头不小，曾任《人民文学》主编，最近又主编了《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诗歌精选》。其所写《前言》中多处硬伤我已作文指出，现在再摘出其中的“好派”之代表性言论：“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而随后的潮起潮落、大浪淘沙、纷争求索、相反相成，则形成了不同美学向度，不同艺术观念引发的艺术上多元并存的创造格局，神奇、美丽而丰富。在此期间，中国新诗已逐渐走向成熟，留下了一批堪称经典的作品。”前一句没错，从“随后”开始，听起来像是神话。
伊沙呢，自吹自擂，无限膨胀，自我感觉良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且听他的高论。姜飞在批评伊沙的文章中说：伊沙还动辄回顾诗歌史，认定新时期以来30年（如前所述，要分前后期的——引注）的诗歌“全面超越了五四以降现代文学的那个30年，也超越了台湾诗歌五、六十年代的繁荣，并且初具了某种‘盛唐气象’”。对此，伊沙在其反驳文章中完全予以肯定，并自称其三首歪诗为经典，说“我就是认为自己是个大师”（均见《红岩.重庆评论》第一期）。
登峰造极的鼓吹，则是什么“新诗正翱翔于无限辉煌的空间”（吕进《第三届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开幕词》所引）。
那么，“糟派”呢？自从1990年代以来，“危机”论甚至“诗亡”论不绝于耳，2007年的“恶搞”赵丽华事件则是广大网民对新诗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如果说这些只是一些印象，缺乏学理性与说服力，那么不妨举几个诗学理论界的例证：
早在上世纪之末，吕进就提出“振衰起弊”之说。言“衰”言“弊”，须“振”须“起”，则新诗之病岂不重乎？到了2004年，以吕进、骆寒超为代表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成为首届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的主题。从此，这个问题成为持续的热点，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广泛的呼应。所谓“二次革命”者，是说“五四”的文学革命，对诗歌而言，只是改变了语言载体，而诗体建设远未完成，需要继之以二次革命。
当前的新诗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潘颂德先生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问题在于：“在强调诗歌的艺术本体，也即强调诗的本质特征的同时，忽视了诗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在重视向西方现代诗艺学习、借鉴的同时，忽视了向祖国优秀古典诗艺的学习与借鉴。”其实，我倒是觉得，当今新诗就连诗歌自身的艺术特征都是极其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极端自由化，除了分行，已经没有其他诗体规范，几乎到了完全丧失“自我”，诗已不诗的地步。
也有学者从诗歌精神的层面论述诗歌精神的危机。任毅指出，当代新诗被各种舆论贬损质疑，是因为“诗歌在物质化和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选择精神逃亡和卸弃社会责任的姿态”，这样，诗歌精神重建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而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的无端怀疑和任意解构则是造成新诗精神危机的另一根源。（《新诗精神危机与当下重建》）
这是新诗界内部的意见。外部的境况就更为不妙，爱者痛心，读者流失，是普遍现象。至今，不止毛泽东说她“迄无成功”，季羡林先生也明确地作出“新诗是一个失败”的结论。而与新诗的败落相反，备受摧残的当代诗词却大有复兴之势！据我所见，一些诗词界人士如杨启宇、徐晋如、王留芳，在他们的文章中，压根儿就不承认新诗的“诗籍”！王留芳称之为“嘉言”，又为其特造一字以名之曰“言+又”。内外交困，正是其处境的毫不夸张的描述。
那么，新诗是不是就没救了呢？非也。二次革命，图变求存，乃是其新生之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格律体新诗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新诗的格律建设正方兴未艾。而这是二次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其重要内容。当然，诗人的教师与人格之完善，也是解决当前新诗问题的必要课题。虽然这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展望前程：二次革命成功之日，就是中国新诗“凤凰涅槃”，浴火再生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