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年代

夏子

一
一九七九年三月，我以“试读生”身份进入电大达县地区分校交通局教学班带薪脱产学习。电大首届生源不足，允许入学考试成绩不及格者试读一学期，能跟上进程期考各科及格就转为正式学生，跟不上及不了格就要淘汰出局。
初中毕业进厂做工已近十四年，天天握榔头扳钳的一双手，修炼得可直接伸进火炉抓燃烧着的焦炭。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天还会顶着这么个唬人的名头坐在教室里，用这样的一双手来握钢笔。
二十年前，今生的求学之路就被“阶级路线”阻断在小学毕业之处，表面上逆来顺受的妈妈没服这口气，倔犟地坚持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要我去复考，直到撞上大运——大饥荒结束，极左气焰有所收敛的一九六二年，招生破例不依“成份”——才算侥幸上了初中。
初中毕业时，数学考了满分总分考的是全县第一，却被鉴定为“该生不宜培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再次被学校关在门外，认命当了工人。“初中毕业”似乎就成了今生的最高学历。
再之后，文革来了，极左上了巅峰，大学要不要办都成了个问题。被认定可培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同学们纷纷被撵到乡下，脸朝黄土背朝天“接受再教育”。如同酷暑天乘公交不知不觉车调了头，阴凉舒适的一边和骄阳炙烤的一边一下子发生了互换，我们反倒成了羡慕的对象。当“读书无用”成了真真切切的社会现实，被学校一次次关在门外的锥心之痛就慢慢麻醉平复，甚至隐隐生出一丝陶醉庆幸——初中学历，今生足矣！
两年前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也曾动过心，却没把它认真当回事。耽于当稳了技术工人这份“安乐”是其主要原因。次要原因可以列举的有仍然甚嚣尘上的极左氛围，有罹患多年尚未完全痊愈的肺结核……现在来回想，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没有了今生今世唯一时时刻刻关注着我的人，在如磐暗夜中用自己的生命之光为我照亮道路的人——妈妈若还在世，此刻一定会在我背上猛击一掌说“去吧你！”
还好，春天毕竟来了，坚冰毕竟开始化冻了。浩浩荡荡一江春水铺天盖地涌来，该发芽的都要发芽，该开花的都要开花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还未去寻觅，机会就主动敲我的门来了。
交通系统职工中有几位上一年参加高考差几分落了榜的高中毕业生，其中一位的父亲正在台上担任主要领导。闻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即将开办的消息，他们积极串联筹划运作，一路顺风顺水，以地区交通局名义开办一个机械专业教学班的事很快弄得万事俱备，却苦于没那么多人来报读，于是在系统内各单位进行了一番近乎拉郎配的搜寻动员，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了他们的动员目标。
我当时再三回绝，说自己只有初中学历，如果是中专还可考虑报名。劝说我的Z说“我了解你，你一定能行的”。
报了名才三天，就去参加全省统一的入学考试。数理化三科一张综合试卷，考下来的结果大家都说有两个没想到：一、没想到成绩如此之差，交通系统近二十个人参考竟然没有一个及格的，最高分都才43分；二、没想到绝大部分都是高中生的参考者中，得43分的居然是一个初中生。
那个考了43分的初中生就是我。
对此我自己也大感意外，43分大致就是考卷中初中部分所有内容的給分了，我竟然在相隔十四年后一分不少地把它拿到了手！
这一次优异表现令我一下子信心满满：大学又有什么不得了嘛？我能读，读定了！

夏子

回复 2# 虞廷


    1979真是个好年头！

夏子

二
那段时间，我正热衷于文学，正在和1978年考来达县师专中文系的一位老友合写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这也是我对报考电大不那么积极的一个原因。
严格说，我热衷的其实并不是文学，到那时为止，我还未曾写出过一篇完整的文章一首完整的诗，对于文学，可说是还远未入堂奥。我是从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中，痛感我们的生活再也不应该如此封闭如此贫穷如此愚昧如此癫狂地继续下去了，因而热衷于改变（按官方说法就是‘改革开放’吧）， 热衷于“解冻”，热衷于“国家兴亡”中那一份“匹夫”责任。当“新时期文学”的滥觞之作《班主任》、《伤痕》激起我心中共鸣之时，便觉得自己也有满肚子话要喊出来要说出来。可是我能到哪里去喊哪里去说呢？在当时的中国，一介小民寻求话语权似乎也只有拿起笔来这么条路。凭着满腔热情，仗着念初中时还能把作文写得文从字顺，便不知天高地厚，与老友拍脑袋要写一个电影剧本，题目是《与新中国同龄的孩子》，想的是把我们一代人的遭遇搬上银幕，用它来感动千千万万观众，让臭名昭著令人深恶痛绝的“阶级路线”更快土崩瓦解更快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从杨柳垭搬进交通局三楼会议室旁小寝室时，我的行李中还带着已写了大半的《与新中国同龄的孩子》的手稿。结果上起课来我才明白，拿着43分的“交通系统第一”就敢于去轻看大学，真是十足的无知无畏！如果不想期末淘汰出局，从现在起，就必须丢开别的一切（当然包括写剧本），将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功课中去。
第一学期有数学、化学、英语三门课，前两门我只有初中底子，相当于一栋楼建完三层摆在那儿，几年后重新开工，要建的竟然已是第五层。英语则今生从未接触过，须从认识26个字母开始！
托书店的熟人买到一套当时十分走俏的《高中数理化丛书》。按建楼的比喻，这就是大楼第四层的建筑材料。课堂上听老师讲授第五层某处的构建要领，云里雾里坐“飞机”找不到北。下课后赶忙去那套书中搜寻对应处的材料，先把这个第四层的支撑搭好，再来构建它上面的部件——完成当天布置的作业。
就这样全身心投入学习中，没有一晚能在十二点前睡觉。两个星期读下来，感觉十分疲惫十分被动十分沮丧，感觉这样下去，半年后一定会灰溜溜地被淘汰回去。
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那几天苦苦分析思索：电大实行学分制，化学只是一、二学期开，所占学分不多，全部丢弃也不会对最后拿到毕业所需总学分构成致命性缺失。而且它对我们所学的机械专业后续课程所起的基础作用也并不是很明显很重要。
丢下化学课，腾出时间精力来，把另两门课学好学扎实。现在只能走这么一步险棋了！

夏子

三
这之后，我就不顾指导老师的好心规劝和同学们的莫名惊诧，真的把化学甩到一边，不再看书不再上课不再为它花费哪怕一分钟时间，转过来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数学英语两门课程上。
慢慢地，我开始进入角色，取得了主动权，掌握了较为有效的学习方法。这就是每天完成作业后，一定预习下堂课老师要讲的内容，发现有阙如的“第四层”，就自己先补上，然后带着预习时发现的问题去听课，力争在课堂上把问题解决，下来再通过做作业巩固成果。定理、公式、单词之类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用硬纸做成卡片揣在兜里，散步时边走边想，让它们在脑海里“过电影”，实在想不起来就摸出卡片看一眼。
慢慢地，我又有了充裕的时间，有了自己的一套作息规律，有了自己觉得还算惬意的生活方式。每天六点半准时起床，跑步到公园最高处树林里，在那儿大声朗读英语课文。上课时放一茶缸浓茶在课桌下，用它来保证一个上午精神饱满。午后小憩片刻，起来花一两个小时做作业，然后去南门河坝游过州河，爬上对岸立石子练几次跳水再游回来，时间还早就去交通局附近的地区图书馆，将国内主要报纸和文学期刊浏览一遍。还办了个借书证，一本接一本地借回《九三年》、《斯巴达克思》、《怎么办》之类的书来抽空阅读。晚餐后过红旗大桥，向师专方向缓步而行，几位在师专教书的和读书的朋友 往往也在此刻出来散步，于是相逢畅谈，交流信息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至晚尽兴而散，回到住处开始灯下苦读。一般可在十二点前了清当天应了课业，洗漱就寝。
期末临近，课程即将结束。正在暗暗庆幸这个大学终于读上了路子，忽然来了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省电大发下一份关于学籍管理的文件，其中一条对学分问题作了新的规定——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丢失学分，但每门必修课都必须有学分，不允许任何科目学分为零。
看到这份似乎完全冲着我来的文件时，真的是一下子傻了眼。
怎么办？怎么办呢？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比当初的“十分严重”还要严重十分的问题！
看来我真的是没有读书的命，只能忍受嘲笑，回去继续摆弄榔头扳手了？
非常非常不肯甘心，非常非常不愿认输。今生就这么一次搏，面对败局，就算死马也要当成活马来医了！
课程结束后还有两个星期复习时间，我像当初抛开化学一样又果决地把数学英语完全抛开，只带化学课本和化学老师给出的期末复习提纲，悄悄地回到了较为背静较为凉快的杨柳垭。
十四天时间里，我一个人躲进一间小屋闭门苦读，打着赤膊，喝着酽茶，摇着蒲扇，对着复习提纲，一条一条一步一步地推演递进，边推进边做卡片边死记硬背，居然把这么厚厚一本晦涩艰深枯燥乏味的《无机化学》啃了下来。
期末考试的头门就是它。头天晚上，我就从杨柳垭回到交通局提前睡下，第二天早上对好手表精神饱满地缓缓前去，兜里还揣着没记牢的卡片边走边看。待赶到考场，离开考时间已不到十分钟，同学们都守在门口闲聊，我则站得远远的不去扎堆，有人招呼也装作没听见，自顾自拿着卡片专心背还没大背熟的元素周期表。
进考场坐下来领到试卷，展开一看就在心里笑了起来——那上面需要我回答的东西，此刻正活鲜鲜地在我脑子里翻腾着呢！赶忙把刚刚背熟的元素周期表写在草稿纸上，开始按顺序做题。唾手可得的先一气答完，再回头解决需要稍作思考的部分，最后再来解决有一定难度的部分。一遍遍检查一遍遍思索，到了最后一分钟，实在想不起答不上的，选择题就随意勾一个碰运气，其它的只得认输放弃了。
考完出来，同学们都忙着对答案，我没有一丁点可以浪费的时间，急急赶回交通局，拿出下一场要考的数学课本和复习提纲，让头脑马上进入数学的学科领域中去。
有舍就有得，放弃化学使我在这个学期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在数学英语两门课程上下足功夫。虽然面临非常情况不得不在复习阶段甩开它们，由于基础已打得够厚实够牢固，仍然双双考出了超过九十分的好成绩。
而大学第一期的《无机化学》，我用十四天时间自学将它拿下，考出了八十多分的骄人成绩！
今生可说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唯有这一件，至今回想仍觉十分骄傲！

夏子

回复 6# 青木之灵
谢谢青木兄关注！下面继续

夏子

四
放暑假了，我还住在交通局三楼那间小屋里，过着和上课时大致差不多的生活。像《流浪者》中的拉兹一样，“没有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
已过而立之年还打着单身，这在当年是件不可思议的十分可怕的事情。记得一位自恃年轻的同事曾这样嘲笑厂里的一位“老大难”中专生：“刘老师，你还年轻得很嘛，要差好几个月才满三十岁得嘛”，听的人都认为他的话说得太“刮毒”了。
并不是我自己要打单身，而是这么多年来，每一个我看得上的女生 ，一旦晓得了我的家庭背景，便无一例外如同遇到瘟疫般避之唯恐不及。后来患上肺结核，身价在婚姻市场上更是一贬到底。
没想到这么个垃圾股到了新的年头新的地方，竟然一下子被很多人看好，成了个潜力股。
电大达县地区分校在城区有好几个班，除正式学生外，还有一些学历不够的教师来进修单科，加起来就有了近百同学，其中不乏人品气质俱佳的女生。慢慢的互相熟识起来，就有几位时不时来找我抄笔记、借书、讨论难题，大有进一步发展接近之势。
杨柳垭驻有一个煤田地质队，地质队有位公认的淑女Y，她的妈妈出自开江世家名门，期考后我上杨柳垭在路上偶然遇到，帮她老人家提东西，她感动之余，脱口说出“我们早就晓得你很优秀，早就注意到你这个小老乡了”的话来，还盛情邀我去她家玩。
这之后，每次回杨柳垭都要去她家坐坐，吃一碗糖水荷包蛋，摆一摆家乡的轶闻趣事，每次都谈得非常愉快融洽，却一直回避着那最最重要最最敏感的话题。
终于有一天，她一脸歉疚吞吞吐吐对我说：“她说要找个个子高的……”。沉默好一阵后又说：“我有个侄女也不错，见个面怎么样？”我早就觉得Y有点不敢高攀，没抱太大希望，听她这么说，也就答应了下来。
她那侄女家在达县，人在万县工作。专程赶回来相亲，结果却是小品式的互不满意——我嫌她胖，她嫌我瘦。
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去Y家。按说Y的妈妈已经很够意思了，可她心中还一直牵挂着，歉疚着，总认为还欠着小老乡什么，没有尽到该尽的心意。
有一天，她忽然带信要我去，说是头天见到一个老同事的女儿T从野外三八钻井队回来，一问还没耍朋友，觉得这女生不错，问我意下如何，若愿意见面就好托人去说。
巧的是，她托的人正是我一位朋友W的夫人G。 W是地质队的卡车司机， G则是T三八钻井队的同事。
1980年“五一”那天，W和G安排我和T在他们家见了面，双方基本满意，同意了“耍朋友”。
往来几次，互相发现了对方更多的优点，感情逐渐升温。就在看似一切顺利之时，忽然又发生了变故，她写信来十分抱歉地说“我们不要再往来了”。
原来是地质队队长夫人作主，要她和另一个人好。她爸爸也从遥远的荣昌广顺场留守处来信极力反对，说是从杨柳垭过来的人对他说，你女儿找那个男朋友都可以当她爸爸了，寄来给你二老看的照片起码都是十年前的了。
于是，在电大第二个暑假到来之际，我又成了个“没有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的人。
W和G对此非常不服气，正好W要送一批材料去广顺场留守处，我要搭他的车去看慕名已久的大足石刻。他们便如此这般作了一番策划。
W对游山玩水之类的事毫无兴趣，路过大足无数次，从来没有想到去看一眼这近在咫尺的世界级风景名胜。我不想勉强他，打算去时在大足下车，一个人玩了第二天在约定地点等他一路回去。谁知过大足时，他说被我说得心动了，想卸完货回程时和我一块去看看。
车到广顺场留守处，W大声按喇叭叫人收货，一位老师傅应声赶来，不是别人正是T的父亲。我见过他的照片，他也见过我的照片，彼此都明白谁是谁。当时只见他楞了好一会，眼睛定定地盯着我看。卸完材料办好签收手续后，非常热情地再三邀我们去他家吃饭。W却执意推辞，说路上已经吃了，还要陪这位朋友赶去大足看石刻，得抓紧时间。
路上，不知是拿我开心还是确有其事，W告诉我，卸货时T的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明明是个敦笃小伙得嘛……”
暑假结束不久，就有几位三八钻的热心女生带口信来，说T回心转意了，要我作为男生大量些主动给她写信。
第二年，我就娶T为妻，结束了单身生活，在杨柳垭建起了一个家。

夏子

好一部精彩的传奇，既写历史又忆人生，简直比冯小刚的贺岁片好看多了！佩服夏子老师的文笔，你如今最高学历 ...
海棠依旧 发表于 2012-7-2 21:44

  :handshake  我们从颠倒常理配置资源的时代走来，所谓的学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才思敏捷文采斐然的海棠持有的“初中学历”，其含金量远在那些所谓的博士硕士学士之上！

夏子

回复 10# 西苑居士


    确实，我每次能勉强交卷的文章都是“憋”出来的！

夏子

回复 12# 暮雪


    老师实不敢当！欢迎暮雪文友光临！:handshake

夏子

五
1979以来，“平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成了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汇。
一个“斗”字从头至尾贯穿这个国家的前三十年，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为它划上一个句号。三十年里，这台国家机器如同一位著名苏联作家的描述，“像一头凶残的爬行动物，吃光了周围所有活物，又回头咬自己的尾巴，一节一节往上咬……”
到了高层、最高层都被它咬痛咬伤甚至咬死的时候，就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历史的节骨眼上，一位可敬的老人，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气慨站出来，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三十年铸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千钧铁闸，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浩荡潮流。“平反”成了一道中国特色的社会风景，一场延续多年的人民盛宴。
身边第一个平反的，是“张胖儿”的爸爸。
他爸当年只因说了句“公共食堂办不得了”，便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副专员贬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新华书店营业员。书店就在我常去游泳的南门河坝边，他家就住书店楼上。我常应邀去他家玩，称他爸为张叔叔。对张叔叔这种为民请命的人，心中怀着一种天然的敬意和好奇，时常主动和他搭话，希望了解他走过的人生道路。他却如惊弓之鸟，深锁心扉，少言寡语，只和我谈油盐柴米、今天天气之类话题。
1979初夏的那一天，正上着课，张胖儿兴奋地跑来把我叫出课堂，报告了他爸爸平反的好消息。待到下一次去南门河坝拜访，他家已搬回阔别二十年的行署大院，进门有了诸多登记盘问，去了一次便不想再去了。
那之后，家族中被打入另册多年的几位前辈也赶上这场盛宴，相继平反了。
最先是幺舅被“改正”，结束了二十多年“右派分子”的苦难历程，安排到威远中学任教。妻儿老小一家统统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
1957年他是西师物理系大四的学生，只因替某右派抄了张大字报，加上家庭出身“地主”，运动接近尾声，系里的右派还差一个才够数时，就顺理成章把他补了上去。
还未进入社会，幺舅的人生就开始了遥遥无期的“改造”。先是工厂苦力，然后是长寿湖农场劳教分子，最后被“安置”回威远乡下。外婆也在同时从成都被驱赶回乡，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右派分子” ，母子两“黑”在一起，相依为命。
1967年冬，妈妈回威远看望他们，走时幺舅因有一批存放在重庆一孃家的书籍要去拿，和妈妈同行。火车站人太多秩序太乱，无法买到车票，姐弟俩随人流挤上了车。一路上幺舅都在为两人“无票乘车”而焦急，为了补票，每停一个站，都要拼命挤出去，汽笛一响，怕赶掉车，又赶紧无功折返。
讲到这里，妈妈曾作这样的感叹：“你们幺舅这么老实本分一个人，怎么会是右派分子嘛！”
“宣传”太可怕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变成真理”！在那个时代，凡是喇叭里响着的报纸上登着的，无论如何荒唐悖谬，都能无一例外的成为“亿万人民的心声”，连我妈妈这样的人对“右派分子”的认识都是如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不被踩进十八层地狱才怪呢！
随后平反的，是大姐夫。
电大头一个暑假里，他从开江乡下发来电报，请我某日去车站接他，并代买去通江的车票。他的案子平反了，为照顾家庭，组织通知他去大姐工作的通江县报到听候安排。
他是1949后开江第一个共青团员，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文革时官居成都军区直属独立营教导员。他笃信共产主义，笃信“斗争哲学”，与家庭的界限划清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给他老父的生活费不直接寄回家，而是先寄到当地党组织，由党组织视其父“改造表现和生活需要”来支付。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因营区办公楼一张毛泽东画像被一瓶偶然倾倒的墨汁污染，便被组织毫不留情地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押送回乡“改造”了十年。
十年里，不知他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沙坝场人民公社那个治保主任不知心有多黑手有多狠，令他一提起便切齿痛恨。
他用这样长的时间“下乡蹲点”，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算是真真切切弄清了中国农民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记得那天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农民啥都不缺，就缺个碗心肝 。
我对他说：“你这样的人重新出来担任领导，真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福”。他回答：“当领导？我苦头还没有吃够嗦，还去干那个！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按时上下班按时领工资的仓库保管员”。
经他力争，果然如其所愿，在县养路段分得了一个如同仓库保管员般不问是非稳吃皇粮的职务。
幺舅和大姐夫的平反还算顺利，二叔的案子难度就大了许多。
记得是1982年初夏端午节头天，一大早就接到由城里大众旅馆打来的电话。
来电话的是从未谋面的二叔的女婿，他说“我和你二叔从开江赶来昨晚住这里，我马上要去赶火车回攀枝花上班，你二叔在旅馆门口等你下来”。
二叔年过七旬，几十年未出过门。女婿此刻把他一个人撂在那儿要我接手，天大的事也不由分说，只能服从差遣了。
上次见到他老人家，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他牵着一条水牛在路边吃草，人和牛都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大饥荒接近尾声，他的大哥我的爸爸饿死已近两年，他却奇迹般熬过最难熬的关头活了下来。
记得当时他叫住我说了很久的话，把他赖以活下来的秘诀一五一十告诉了我。原来，看似已毫无利用价值的玉米秆中，还隐藏着可以充饥糊口的淀粉，只须先把玉米秆用石灰水长时间浸泡，然后捞起来反复捶打反复过滤，最后沉淀结成的块状物就可以用来和着野菜煮成救命的糊糊了。饥饿逼着他开动脑筋，反复试验，摸索出这样的工艺来，救了他自己和一家人。后来他两个儿子靠开粉坊致富，其超越同行的技艺，想来也应来源于此。
二叔年轻时也算得沙坝场一个人物，去外面读过书见过世面，还当过一段时间沙坝场的乡长。四九年后他这一级的民国“基层干部” 基本上都在第一波“杀关管斗”高潮中被杀掉或者关起来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躲过这一劫而且在本乡谋到个小学教师职位的。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肃反时还是给他定了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从相隔十几根田坎的学校开除回他的院子去接受贫下中农管制。
赶到旅馆，远远地就认出了他，虽然也很瘦，比起二十年前还是要好很多，只是背已非常佝偻，步履已非常艰难，初夏时节还穿着厚衣戴着呢帽。杵着的拐杖上系着一个装开水的麦乳精瓶子和一个用铁丝穿起来的空罐头盒子，边走边互相磕碰发出响声。他说自己患肺气肿，经常要咳要吐，怕外面的人讲卫生嫌他，专门准备了这么个罐头盒吐痰用。
问了他的来意，才知他为了平反肃反运动的案子，自1979年以来就向开江公检法诸部门申诉，折腾两年才晓得找错了庙门，自己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根本就没在公检法任一部门立过案。回头再找文教局，被反来复去推诿忽悠转眼又快一年。风烛残年，来日无多，如此下去如何是好。苦思冥想，最后想到地区电影公司经理D××是伍家隔房的女婿，算得上亲戚了，虽从无往来，眼睁睁地看着前门走不进去，怎么着也要去试试这个唯一的“后门”，否则今生死不瞑目。
电影当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令这位掌管电影票大权的亲戚成为达县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这人却一向有又臭又硬的毛病，来达县近二十年，从未想过要去认这位亲戚。有次厂里一位身为地委宣传部长连襟的X姓同事拿着部长字条邀我一起进城看电影，曾与D面对面握手寒喧。从他手里接过电影票时心中还在得意暗笑“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
凭我的感觉，认为D这人一贯很左，二叔病急乱投医，恐怕不会有多大希望。可看着他老人家的悲壮气慨，又不敢泼冷水，只能抓紧时间搀扶着他，走过大街小巷，来到电影公司D经理办公室。
D经理那天的态度令我非常意外非常感动，他听二叔说完后，竟然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戴上个草帽就和我们一起往地区教育局走。
地区教育局办公室几位官员耐心听完二叔的陈述，传阅了他的诉状，个个面露难色，却驳不开D经理的面子，禁不住他滔滔不绝的公关演说，磨了一个多小时后，估计是办公室主任的那位开口道：“你老人家这种情况我们实在没法给你解决，但既然远天远地赶来了，还是写个条子带回去，请本地政府再研究研究吧。”于是展笺提笔写了几句，盖好公章交给二叔。记得那几句话是这样写的——
开江县教育局：兹有你县原××小学教师×××前来我局反映×年×月因……被开除公职现要求复议改正一事，请你们认真调查研究，按党的政策予以处理。
谢了D经理，把二叔带回杨柳垭住了一夜。第二天过端午节，吃过粽子后，他就急匆匆赶回去了。
本以为地区教育局那张敷衍他的条子不会有啥用，殊不知他拿着这么根“鸡毛”回去，人家还真把它当成了“令箭”。才一个多月，问题就一一解决了，二叔的身份由土里刨食的乡下农民一下子成了闲居乡下的退休教师，他的晚年，令那些曾经整他的人管他的人又是嫉恨又是羡慕。
把另一件案例和二叔的摆在一起，可以看出县里其实有着很大的裁量权。
开江有个极左左过头，把自己左进了监狱的风云人物，当时也来赶这难得的流水席。
此公六十年代初任开江××中学校长，因模仿其手下教师笔迹制造“××中学反革命集团案”，致多位教师入狱。其中有宁死不服者数年坚持申诉，终获复查，因其手段过分拙劣幼稚，该校长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判刑入狱。出来后，靠打零工为生。平反高潮中，他也去要求平反。诉状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多数人同情他的落魄处境，为了“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使他“有碗饭吃”，竟然就要将决议付诸通过了。关键时刻，当年受害人之子闯进来大呼：“你们要给×××平反就先把我老汉（儿）重新抓进去吧！”所有领导见状无一人敢则声，此事方才作罢。
从二叔几年奔走求告四处碰壁的情况看，尤其是那天令地区教育局官员们左右为难的情况看，他的平反与幺舅和大姐夫不一样，应属可办可不办，不办说不上违背了多大个政策，办了却有一定政治风险的案子。爸爸的案子可能也是这样。
爸爸的平反问题自1979年末，就以所有子女的名义向开江公检法及教育等部门申诉。因所有申诉人全在外地工作，几年下来，虽经信函电报密集轰炸反复催问，仍是泥牛入海无任何消息。
二叔平反之事使我对衙门有了一定感性认识，反思自己凡事直来直去，只晓得走正道进前门，不改变一下将会被拖到何年何月，如何面对冥冥中看着我的父亲！
老友S与开江官场联系较多，向他讨教。他古道热肠，径直就去找了他的朋友，时任县法院某庭庭长的L，终于将爸爸案子复查之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年5月，开江县法院出了个“刑事裁定书“，推翻1958年的判决，对已逝去二十三年的父亲“宣告无罪”。
终于得到这么个说法，算是勉强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