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搞诗歌翻译的。为了译诗，又研究了一下诗歌的基本理论。我在这里先说些语言学上的那种话，很干巴。可是现代中国的诗歌理论缺的就是这种话。我们的文章常常是在谈“好不好”。但诗歌理论首先要解决与“是不是”有关的许多问题，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一、应该重视诗歌的基本理论
五四运动时期的文体改革运动是成功的。但文体的突变，使诗歌形式的传统中断，于是自由诗流行。自由诗给中国诗歌带来新意，人们开始把以自由诗为主的白话诗叫做新诗。但新诗这个称呼并不科学，所以许多人慢慢以为新诗就等于自由诗，反而把它是白话诗给忘了。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文言还是白话涉及语体，是诗歌的根本；而自由诗、格律诗谈的只是诗体，虽然重要，但终归是较为次要的问题。这在翻译的时候看得最清楚。如果我们照字面把新诗译为“新的诗歌”，外国人就会把它理解成某种诗歌流派。正确的译法应该是译为“现代汉语诗歌”，也就等于“白话诗”。
这件事竟然弄得诗歌界许多人也不明白了。这样一来，所谓“新诗”，就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许多论著中，往往谈它如何精炼、抒情等等，可是这些都是“诗歌”整体的定义，而“中国新诗”只是“诗歌”中的一部分。精炼、抒情等等说法虽然没有错，却解决不了中国新诗自己的问题。
由于中国新诗没有科学的定义，它就至今没有可靠的基本理论；我们的“诗学”（狭义的诗学，即指诗歌理论）就至今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二、中国新诗的定义和它的发展道路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定义新诗呢？
假定诗歌的定义已经明确，怎么定义新诗，就是在“诗歌”这块蛋糕里怎么切出“新诗”这一块来。
我们首先得把外国诗歌这一大块切掉，然后切掉文言的古典诗歌，最后还得把白话诗歌里的民歌切掉。剩下的就是“中国的、现代的、白话的、文学创作的诗歌”。这才是“中国新诗”的科学的定义。而“继承古典、学习民歌、借鉴外国、总结新诗”这四者的结合，就应该是我们发展新诗的道路。
从五四至今，这几方面都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毛病；而最突出的，就在于忘掉了新诗是白话诗。
过去人们批评新诗的毛病，诗歌界一些人硬是不承认。现在许多人承认了，想研究诗歌形式了，格律就成了一股风，于是又一窝蜂地上。
其中一个大流派是想用发展文言诗来解决问题。文言诗不是不能写，但想用它取代白话诗，我以为是在开倒车。现在法定的书面语言是白话，当代人即使是文化人，文言水平也未必赶得上民国初年，民国以前就更不必说了。提倡今后写文言诗，能写出唐诗那样的高峰来？
有一位朋友写了《“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的文章，反对毛泽东的有关意见。他对什么是新诗说了许多，同样没有提到它用的是白话。如果承认它是白话诗，那么不以它为主体又该以什么为主体呢？当然毛泽东的意见还可以讨论和研究，看所谓主体到底如何定量。百分之九十多呢，还是只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是后者，则是完全正确的，“休”不了的。
还有些朋友提倡新诗的“二次革命”，具体化为三个“重建”。可是五四时期的文体改革留下的诗歌形式上的断层，至今仍在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亟待我们去填补空白，怎么又要来一次革命？至于重建，那是推倒重来，不承认前人的成果。依我看，还是谈新诗的“建设”吧！是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建设我们的中国白话诗歌了！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物质基础是语音。不加强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研究，所谓格律研究就是一句空话。可惜现在一些提倡白话格律诗的朋友们往往忽视语音学。比如白话格律诗的节奏到底该怎么确定，就至今不明确。许多人说“顿”，说“音步”，一到具体划分节奏单位就各有各的一套，甚至自己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其原因，就在于对自己说的东西也拿不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来。这就需要加强语音学的研究。
三、学外国不要想当然
我们学习外国，特别是学习外国现代派，很容易出现想当然的倾向。许多人图省事，不想认真学外文，有的会外文也不想费力气去读原作或了解外国诗歌的本来面目。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错误的译文对他们有启发，要求译者给他们搞一些粗糙的译文。
这也许会很有“创新”，但和学习是两码事。因为外国诗歌往往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个样子的。
我先不说别的语种，只说说俄文，因为我是译过俄文诗的，其中包括一些俄国现代派诗歌。许多俄国现代派诗人用的是传统的格律体，文字也很明白，难懂的是文字下面深层的内容。我们有些人以为多用些隐喻、借喻，甚至乱用词类或者更进一步连语法也不遵守，就叫现代派，那其实不过是误解罢了。就拿词类来说吧，印欧语是有形态变化的，不同词类是有不同词尾的，名词用作动词之类，可以说完全行不通，人家也并不是这么做的。
所以，学习外国，包括学习外国现代派，还是应该如实地搞清楚了人家是怎么回事儿再说。
四、为什么写？
写什么，决定于为什么写。当今之世，写诗的人多，目的很复杂。各种团体也往往推波助澜，大搞江湖帮派，或借此立山头。
一些朋友、包括一些年轻朋友写写自己的感受，有时也彼此交流一下，这是很正常的。诗歌本来就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东西。水平如何在其次，目的总是写给自己或者少数人看的。想发表，除了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效果（比如抗日宣传）之外，无非是为了交流，“求其友声”而已。想以此成名，就有点偏了。
我们现在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在作协的，有所谓几级作家的评级问题，把职称评定和对作家的评价混在一起。有的团体，还评选什么全国多少“家”或者多少“佳”。还有彼此的无原则捧场或者无原则争吵。有些别的行当的朋友也喜欢到已经够拥挤的诗歌界来走穴，美其名曰关心文化问题。如果写得好，我们当然应该欢迎。可惜不一定是这样。而且并不满足于写作和发表，还追求些名利；并且有人投其所好，予以大奖或为之辩解。
在这种气氛下，诗歌已经失掉它纯洁、神圣的品质。不同文体和诗体的作品，包括文言诗、白话的自由诗和白话的格律诗，都有这种情况。它之所以对读者缺乏吸引力，就不难理解了。
也有些洁身自好的朋友在那里追求诗歌的艺术。这有它好的一面。但其中有些朋友执着于艺术性，没有更多触及作者自己的灵魂，因而就没能更好地突出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至于很多读者和网友们批评过的一些赤裸裸地和诗歌纯洁、神圣的品质相反的现象，这里就不再提，因为不值得多费力气。
中国的诗歌究竟该怎么办？只有撇开强加给它的那些外在的影响，真正就诗谈诗，它才会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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