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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亦说吟稿》随笔

本帖最后由 诗酒自娱 于 2012-11-2 22:02 编辑

今年元月15日,蒙西南大学熊宪光教授题赠其诗集《亦说吟稿》,由黄兴邦兄带来,却一直未能潜心盥诵,不免心存歉意。最近总算能够作此小文补过了。
            一  熊宪光其人       
熊氏早年毕业于四川师大中文系,分配到重庆市江北区寸滩中学任教。1978年得机负笈京师,投北师大鼎鼎大名之启功、郭预衡门下,攻读古典文学专业。同门九人,启功戏称“师大九子”。1981年学成回渝,在西南师大任教至今。
几十年来,熊氏于书斋讲台治学育人,孜孜矻矻,修成名师,弟子多有出息。成绩斐然,无须赘述。其为学主攻先秦,兼及汉魏,可谓术业有专攻者也。
然此君行事一向低调,不事张扬,故其名声并未远播于社会,仅仅彪炳于业内,竟然远逊于某些混迹社会,浪得虚名之“教授”者流。写诗为其毕生之雅好,亦系其余事耳,鲜有发表,故无“诗人”桂冠可资炫耀于江湖。
           二  《亦说吟稿》其书
熊君于书外有一纸《告白》,简述出书原委,兹大体转述如下:
此书收录其自少及老五十余年间吟咏之作凡250余首及联语、悼文若干。均按题材分门别类,再大体大体依时间先后编排。
对“亦说”一词,熊君释之曰:此自号也,取意于《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 读如shuo,即“表达”之今义。以“亦说”冠名此一“吟稿”,亦有二解:作诗不仅是自己感情之表达宣泄,亦以吟事为乐也。此解深得我心,吾常于多种场合宣称:吟,并快乐着。记得蒋登科君对我的访谈就题为《写诗是快乐的泉源》。即便是传统之“苦吟”吧,我以为也是苦中有乐的。
咏事伴熊君终生,带给他现代快乐。从集中可以看到,没有梦中得句的时候,更可见其往往达到痴迷的地步。不过,此书虽有“总其成”之意,亦不拟广为传播,仅自印若干,分赠“亲朋、好友、同学、弟子及相知爱诗者”。可感者,“所有录入、编排及题签均亲手创作,意在存念也。”
那么,这就是一种印数有限的珍品了。
三  与熊君之旧谊
既然是分赠“亲朋、好友、同学、弟子及相知爱诗者”,那么我该属于其中一项吧?对号入座,该算最后的“相知爱诗者”无疑。
与熊君有那么一点缘分是在“文革”末期至1978年期间,为时颇短,但记忆甚深。那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蛰伏已久的文学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这时在江北区文化馆谢宜春老师的主持下,业余爱好者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时时聚会交流,我和熊君都是其中成员,彼此印象良好。记得1976年周恩来去世,我们一道弄了一张油印诗报抒发悼念之情,还在文化会堂举行了专场朗诵会呢。胆子够大的。应该说那就是后来《嘉陵江》文学小报的发端吧。
很快,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变,熊君认准并把握住机会,一跃而起,从此离开了寸滩小镇,走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自他远走高飞,我们就很少有见面机会,虽然他后来回到重庆,北碚也并不遥远。彼此殊少联系,盖因他虽以文学为业,并酷爱终生,却极少参与高校之外的活动,我们之间缺少了交叉点。我只记得1980年代后期,他在我主持的《嘉陵江》文学季刊发表过少量诗词作品,大概是应我之约吧。
如今,在30年后,他把自己多年作品结集付梓,还不忘赠予当年的“相知爱诗者”,不能不令我感到温暖。其实,每当我与兴邦忆述江北旧事,熊君亦总在“成就斐然者”之列也。惺惺相惜,心心相印,此之谓乎?
              四  熊君的诗观
还是先看《自白》吧:“我对吟咏,向持‘三情’说,认为无激情则无诗,无真情则无真诗,无才情则无好诗。”有诗为证,其《代跋》云:“激情不涌作诗难,赖有真情风雅传。更得才情添韵味,三情俱备酿佳篇。”
力主“三情”,可视为“诗缘情”古训之现代版也。熊氏身体力行,为诗总是有感而发,绝不无病呻吟;若遇三情皆具,自有好诗可得。不过我于激情有所保留:不错,愤怒出诗人,然则不可绝对,他如闲情逸兴,哲思顿悟,皆为诗之源也,并非激情出之。观熊诗,多系“三情说”之实践,然则亦有例外也。
行文至此,不由联想到,我早年也酷爱咏事,在那轻易因言获罪的时代,为了避祸免灾,给自己定下了“三弦”的界限:“我的竖琴三条弦:爱情友谊大自然。”
此外,熊氏在序诗中还说“崇高宏大别处寻”,明显表示了对于“宏大叙事”之类的回避,这也是一种诗观。他诗中之情多系亲情,爱情,友情,容易引起共鸣,得知微见著之效,避免了大而不当,华而不实的弊端。
五  总体印象
集中250首诗作,皆为其践行“三情说”之产品,有感而发,言必由衷,首先确保了一个“真”字,自不待言。观其全书,可见其人生之轨迹——
“少年心事”,房开眼界观长江;“风华蓉都”,春风如醉柳如丝;“春生红豆”,花笺凤笛说相思;“无情岁月”,赶月追风意欲绝;“行游留痕”,则是时来运转,意气风发,“入京陡觉胸怀开”了。而此后之“闲吟杂咏”则为身居学府,感事抒怀,从容淡定之作。
事实上,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 之中,将这些作品贯穿起来,不但可以大致了解熊宪光一己的经历遭际、心路历程,同时也可以由此窥见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线索,犹如露珠之折射太阳的光辉。这就产生了以小见大的效果。
此外,若就具体招作品言,我以为大多做到了要言不烦,不阻不滞。其中之佳者,往往起承转合,妙合无痕;以内容言之,则心得独具,言人未言,予人以启迪。其少作以情真意挚见长,而《行游留痕》则可见其学者面目,而又免俗于显摆,贵在一个“化”字;《闲吟杂咏》颇多哲思,于咏事更见纯熟。
《复B•J兄电邮韵语》生动地描述了宪光目下的生活状况:“投闲置散非吾愿,养性修身亦可嘉。故纸微机长作伴,无忧无虑度年华。”潇洒自如,颇有得色。宪光君,这就是你晚年幸福之所在吧,但愿不仅如此,再加上“诗心不老涌灵泉”(《诗梦吟》),那就更完美了。
             六  题外话:无心插柳乎?
前已提及,此集也收新诗。这些新诗很合我的口味:大抵押韵,节奏鲜明。更使我惊喜的是,其中作品竟有与我们正在努力提倡的格律体新诗规范完全吻合的。例如写于1961年的《自警》首节:
    披一张/色彩/斑斓的/外皮,
    把一副/肮脏的/灵魂/隐蔽。
    喷吐出/致人/死命的/毒液,
    警惕啊,一条/凶恶的/毒蛇!
这是标准的十言四步整齐体!还有节节对称的参差体呢,就不再举例了。我只是想说,那时,年轻的宪光不可能有格律体新诗的概念吧?(即便受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的影响,何氏也只是要求诗行的顿数一致,而不要求字数一致)为什么能够把诗写成这个样子呢?只能认为,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正好说明,一定的格律是内容表达的内在需要。这种偶合,这种巧合,正好说明,格律不但不会“束缚思想”,恰恰相反,可以使诗人的情思得到更加完美的表达!

宪光兄提供之本文反响——

陈本益(西南大学教授):
万老师的《随笔》,有文采,大约也深得宪光兄的诗心。我却写不出来,有些惭愧。万老师有时出入新诗所,对诗歌特别是现代格律诗用情很深,用工很多,令人敬佩。

毛翰(华侨大学教授):
万龙生先生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令人钦佩!宪光先生大著,我也拜读过,十分仰慕!

许增紘(西南大学教授):
万先生之评论文章已经拜读,言简意赅,对宪光兄之诗作及为人可谓的论也。

胥洪泉(西南大学教授):
      读过万龙生的文章,对熊老师的诗作评价颇好!畅快!
      万氏好像是重庆的著名诗人吧?他如把此文发表在重庆的报纸上更好!

廖文品(同窗老友):
万龙生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对宪光弟的人品、学问和诗作作出了十分准确的评价,算得上是宪光弟的挚友和知音。他的文章,实话实说,不虚不伪,不矫不媚,可看得出他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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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光兄复信:

吾兄有所不知,我少时信奉闻一多“带着镣铐跳舞”之说,曾借鉴古典诗词形式特点,有意识地创作格律体新诗。试看《吟稿》中《路边的小花》等篇,不难见出这种努力。这样看来,我是“有意栽花”,而且早就是你的“同盟军”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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