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摒除遮蔽善莫大焉

本帖最后由诗酒自娱于 2013-1-22 08:41 编辑

　　　　　——读彭斯远《叶圣陶评传》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一向以“鲁郭茅，巴老曹”概之。我私心以为这未必允当，因为好些个既有特色亦有重大贡献的的大师被遮蔽了。前些年风气变化，沈从文、穆旦、张爱玲等浮出水面，为人所重，不失为一种带有“纠偏”性质的弥补。但窃以为还嫌不足，仍为有的前辈抱屈。近读彭斯远所著《叶圣陶评传》，觉得于新文学功莫大焉的叶圣陶先生，早该得到如此“礼遇”了，因而深得我心。
　　　叶圣陶先生就其资历，无疑是新文学的元老，位居拓荒者之列；而在童话、小说领域则理应享有“祖师爷”资格；再者，其涉猎范围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久，亦罕有可与匹敌者。他在某些与文学相关而又超越了文学的领域，如语言文字规范、语文教育方面所做出的成就，甚至是难以企及，不可替代的，成为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权威人士，则是其他文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
　　　　主事者把叶先生列入这套《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传丛书》，因为儿童文学在他整个文学成就中所占的份额并不算太大，定位于“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对他似乎显得有些委屈，甚至给人以一种“错位”的感觉。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作者彭斯远并没有局限于儿童文学领域，而是试图在读者面前呈现一个完整的全面的立体的叶圣陶，使他一生在文学上，甚至在超出文学范围的相关领域的成就得以展示，得以彰显。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值得庆幸的“歪打正着”。
　　　　             二
　　　　话说回来，还是书归正传，来看看这部彭斯远教授在完成《叶君健评传》之后再鼓余勇，耗时三年完成的31万余字的大著《叶圣陶评传》吧。
　　　　“评传”算一种独特的传记，撰著评传是作家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属于传记，又不是一般的传记：“评”这个前缀的限制语决定了评传不但要记载作家的人生经历，还要把这些经历作为重要的背景，来结合评价他的文学活动。“传”是“评”的依据和基础，“评”则是对“传”的认识与评价。二者的有机结合是评传成功的必要条件。按照这一要求来衡量，彭斯远教授的任务是完成得很好的。
　　　　叶圣陶度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生涯，经历了三个“朝代”，有关他的资料十分丰富，作者以科学的态度、负责的精神，不惜反复比较、查证，梳理、整合，辩伪存真，攻坚克难，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做到了脉络清晰，重点突出，行文严谨，可称信史。作为读者，我的收获是补充了不少关于传主的新知，其中尤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官期间，为出版、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立下许多鲜为人知却已造福国人，并将泽被后世的功劳为最。
　　　　这部评传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可以说也成功地塑造了叶圣陶先生作为中国20世纪一位有良知、敢担当、多贡献的知识分子伟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从他的人生历程，不但能够看到他个人事业发展的轨迹，还能感知各个不同阶段的历史氛围。
　　　　                   三
　　　　此书对叶圣陶的定位是作家、教师、编辑“三位一体”，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对传主亦“传”亦评的。我也就着重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一些意见。
　　　　首先是作家叶圣陶。作家，无疑是叶圣陶人生做重要的一个角色。正是在文学创作中，他做出了此生最重要的贡献，无愧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随着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下列事实：
　　　　1919年3月，叶圣陶不仅发表了第一首新诗《雨》，而且创作了他第一篇白话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后改题为《一生》）。
　　　　1920年9月，创作了他第一首儿童诗《拜菩萨》，2012年1月继之以《蝴蝶歌》发表于上海《儿童世界》。
　　　　1921年发表新诗《成功的喜悦》、《损害》等。
　　　　1921年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文艺谈》40则，鲜明地提出“为人生的艺术”，成为文学研究会的理论旗帜。
　　　　1922年1月，与刘延陵合办中国第一家诗刊《诗》月刊，虽然一共只出版了7期，但是发表诗作500余首，推出诗人200余位，其中有的成为著名诗人。
　　　　1921年11月，创作童话《小白船》、《傻子》、《燕子》。1922年6月，叶圣陶将23篇童话结集为《稻草人》，于次年出版，成为现代文学的第一本童话集。
　　　　1922年3月，含有20余篇短篇小说的《隔膜》一书出版，成为现代文学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第一本是郁达夫的《沉沦》，仅含3篇小说和一篇译作）。此后直至1928年，他又一连推出了《火灾》（现代文学中后于鲁迅《呐喊》的第四本小说集）、《线下》（其中包括名作《潘先生在难中》）、《城中》、《未厌集》等五本短篇小说集。
　　　　1925年6月3日，对震惊之外的“五卅”惨案及时作出强烈反应的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散文名作《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发表于《公理日报》。
　　　　1928年，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又在报纸连载后出版了单行本。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辑录以上叶圣陶早期创作的成果，是因为这份完备的资料表明彭斯远确实下了非常扎实的功夫。他不只是向读者客观地叙述史实，而是不忘评传本色，还言简意赅地做了恰当的评论，提炼出史识。
　　　　彭斯远对于叶先生在短篇小说方面成果的评价比较中肯，到位。他说这些短篇“所取得的坚实丰厚的创作成果，不仅早已汇入了20 世纪初叶中国文坛蔚为壮观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潮，而且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厦这一伟大工程的建造中，显示了先驱者的风范”。
　　　　在对叶圣陶童话代表作《稻草人》的论述中，彭斯远接受了郑振铎提出的“稻草人主义”观念，并作出精到的阐释：这是一种充分估计到少年儿童是愿意而且能够接受“成人的悲哀”的美学指向，“其中蕴含着对儿童与人格的理解与尊重，同时，也是对其精神世界的关切与认同。”彭斯远还引用朱自清、胡风的权威论述，对《稻草人》童话集和叶圣陶奉行的“稻草人主义”的深刻历史文化价值做了充分肯定。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叶圣陶的成就是相当全面的。他于20世纪230年代之交还创作了儿童歌剧、校园剧《蜜蜂》、《风浪》、《钓鱼朋友》、《夜工》等，有的编入小学课本。他对于儿童剧还有提倡之功，曾将其称为“儿童恩物”（第48节标题）。这些富有教育意义与儿童情趣的宝贵精神遗产，是可供长期在校园演出的，可是如今却被弃置，实在遗憾。
　　　　对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彭斯远是将其作为“突破横断面”即开创新局面的成就来看待的。对这部作品也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指出其产生的影响一直延伸到20世纪之末。但是对于《倪焕之》的评价我以为是不足的，有考虑欠周之处：彭斯远写道：“虽然这部小说还不能与产生于20世纪我国文学繁荣期优秀长篇同日而语，但它却在叶圣陶小说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首先，这种比较是不合理、不必要的；其次，这个“里程碑意义”绝不仅仅止于叶圣陶小说，而应该扩大到整个现代文学史。特别是，前文刚刚引用茅盾对其的“扛鼎”之誉，岂不矛盾？在整个192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屈指可数，说《倪焕之》“划时代”也好，“里程碑”也好，都是当之无愧的。就从技术的层面而言，该书第六章、46节标题为《突破横断面》，而没有标出《倪焕之》书名，也不无怠慢之嫌。须知，流连一些单篇的突出之作，也曾赫然作为一节的标题呢。彭斯远把全书99节诗意地称为献给叶圣陶的99朵玫瑰，这一朵无疑属于其中最大最美之列。
　　　　通观其一生，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内完成的。这期间，他不仅如第35节所述，有扶掖大量诗人，“为新诗拓荒”之功，1921年11月至次年1月，在杭州一师执教期间，曾任学生文学社的顾问，后来又指导过其中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先例的湖畔诗社。不过，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遗漏：没有提到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新诗合集《雪朝》。这是1926年，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刘延陵，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郑振铎等八位诗人出版的诗合集，反映了文学研究会诗歌创作“为人生”的基本特点。而叶圣陶的15首作品占有一卷。
　　　　                   四
　　　　1930年代以还，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值得重视的，从评传看来，还有三个方面：一是1950年代所写的儿童诗、儿童散文，二是1936年当他43虚岁时出版了以小说为主的《四三集》，其中包含我上初中时学过的反应农民痛苦生活的名篇《多收了三五斗》，三是他历年所写诗词作品（以抗战期间在成都所吟为主）。
　　　　叶圣陶作为这部丛书的传主，其早期的儿童文学成就是以《稻草人》为代表的童话创作，和1930年前后有作的极几部童歌剧、校园剧；而其后期则是1950年代结合语文课本的编撰所创作的优秀儿童诗以及叶圣陶的这一时期的儿童诗、儿童散文。
　　　　这些儿童诗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丰富多彩，多系精品。例如无数人小时候学过、能背的十分优美的儿童诗：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另如童话诗《蚂蚁》，传播知识的《夹竹桃》，状写动物的《燕子》、《鸽子》等短诗，也是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佳品。彭斯远概括出“大作家写小儿歌”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现象，使得叶圣陶的形象益见崇高。
　　　　叶圣陶那组题为《一个少年的笔记》的散文，皆以少年的视角出之，彭斯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堪称儿童散文的典范，算是慧眼识文。
　　　　写作《四三集》的时候，叶圣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编辑，此书的意义在于这表明他并没有终止创作，而其中小说还体现了题材从中小学向大学的扩展，以及由单纯写实向讽刺丑恶、腐败的校园现实的发展。不过彭斯远把这种题材的扩展称为“弥补”了“叶圣陶文学创作在题材选择上存在的一个缺陷”则未尽恰当。作家的写作题材哪能面面皆到呢？那么他写了农村而没写工厂是不是“缺陷”呢？不但作传要真实，而置评也要严谨，由此可见。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诗词采恣意排斥甚至打倒的过激态度。可是事实上却打而不倒，经历了漫长的坎坷之途，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现了复兴之势。其实，在此之前，许多新文学的先锋、闯将，都纷纷重拾诗词之笔，出现了许多大家高手，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可以说不胜枚举。据我所知，就是此文开始提到的“鲁郭茅，巴老曹”6位大师中，至少就有“鲁郭茅老”擅长诗词，他如郁达夫、俞平伯、邓均吾、朱自清、王统照等等莫不如此。闻一多“勒马回缰写旧诗”之语就是这一普遍现象之生动写照。叶圣陶有很高的国学修养，于诗词创作自是本色当行。
　　　　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诗词备受轻视，遭到打压，简直成了旁门左道，被蛮横地拒之于“正统”的文学史之外。前些时候，一部煌煌巨著，号称填补空白的《中国诗歌通史》中，就没有民国诗词的席位。彭斯远在评传中却对叶圣陶诗词创作不仅作为传记资料，而且视为宝贵遗产，多所引用评骘，这就体现了一种不俗的眼光，一种独立的价值观念。
　　　　最早引用的是1938年1月举家西迁途中所作《宜昌杂诗》三首七绝，见证了民生公司实行的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情景；紧接着的《江行杂诗》三首则描写了“看山如读画”的情趣，而第三首则直抒胸臆，表达了“故乡且付梦魂间，不扫妖风誓不还”的爱国激情。可惜在解读中作者却未见及，只是称为“把玩江山如画的幽美与壮观”，“一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折射”。
　　　　彭斯远注意到，抗战期间，叶圣陶“常以诗词的形式抒发胸臆”，所以在评传中引用了许多诗词作品，既以此作为“传”的依据，又作为其文学作品予以评述解读，这就把诗词创作纳入了叶圣陶文学成就的总体，使之成为其文学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拜托了一些眼光短浅的新文学史家的偏执与短见，我以为这是本书一大亮色。
　　　　粗略统计，自《江行三首》开始，本书共引用叶圣陶诗词作品30余首，其中主要为抗战期间在重庆、四川所作。这些作品题材丰富，皆为切实之生活体验，不但可以从中窥知叶圣陶的经历、情感，亦不乏一定的社会意义。其中直接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更是表现了叶圣陶高亢的民族精神。如：
　　　　长亭怨慢·颂抗日将士
　　　　最前线炮声含怒，赳赳桓桓，如潮奔赴。
　　　　此役光荣，寻常征战岂其伍？
　　　　众心无二，拼血淹东方虏。
　　　　义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
　　　　
　　　　艰苦！尽忍饥挨渴，况复弹飞如雨。
　　　　伤残死灰，尽都替国人担负。
　　　　未愿任正义摧颓，又挑上双肩维护。
　　　　问两字“英雄”，此外伊谁堪付？
彭斯远评价的16字评语切中肯綮：“文字简约，语调铿锵，大气磅礴。”又如两首《卜算子》一写伤兵，一写难民，皆无哀怨之情，而有爱国之心。就是旅途之中、游览之时，亦不忘沦陷区的灾难：“南望可怜焦粤土”（《自重庆之乐山》），不由慨叹“江流不写兴亡恨”（《游乌尤山》）！《农历除夕与同学聚饮》中，犹自“午夜角声思战士，厌听窃窃说和戎”。即使是远离战场，叶圣陶时时不忘国事国耻。获知“今秋丰棯”，马上就想到“后方堪以慰前方”（《自成都之灌县口占》）；恰巧在1939年8月31日，上海“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的日子，他游览青城山口占一律，不由不想起惨烈的淞沪战事，所以一开头就说“愤慨岂因好景平”！就在叶圣陶作唱歌赞颂友谊，也充满信心，畅想抗战胜利、国土光复：“巴峡巫峡疾于飙，便下吴郊向沪郊。”（《题伯祥书巢》）；“攘夷大愿终当偿，无间地老与天荒。”（《次韵答佩弦兄见赠之作》）
　　　　叶圣陶举家避难重庆、四川，在成都住得最久，达4年半有多，他1961年4月重返成都，深情地吟道：“成都郊景常萦想，第二故乡今再来。”到了1980年7月，已经86高龄的叶老，还一往情深地吟了一组十首《望江南·成都忆》，一气呵成，流转自如，美不胜收，在自古以来吟咏成都的诸多诗作中，可称佼佼者，是值得成都珍视的文化瑰宝。
　　　　如上所述，大量选录、评析叶圣陶诗词作品，是本书一大亮色，使叶圣陶的文学成就得以全面展示。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综观叶圣陶的文学创作，简单地把他视为“作家”，我以为并不全面，与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很不相称，他完全有资格加入少数“文学家”的行列。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叶圣陶就是支撑这座丰碑的一枚普通的石头”（《评传》105页），这样的评价是远远不足的。
　　　　                五
　　　　评传赋予叶圣陶还有“教师”、“编辑”两种身份，说是与“作家”“三位一体”。
　　　　我以为对于叶圣陶来说，教师和编辑只是他漫长一生中从事的两种重要职业。从他历来担任文学编辑所做的贡献来看，得称为“编辑家”才能相称。试看：
　　　　是他主编了中国第一家新诗刊物《诗》，彭斯远称其有“拓荒”之功；
　　　　紧接着，他又于1923年12月——1927年7月接编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报；
　　　　应该大书特书的是，1927年5月——1929年5月，接编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小说月报》，并且发现、培养了不少新人。其中就包括评传详述的巴金、丁玲、戴望舒：巴金深情地称叶圣陶为他的文学“向导”；他是在众多无名作者中发现丁玲并给予扶持的；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也是经叶圣陶之手发表后，赢得“雨巷诗人”美名的。
　　　　1931年起，叶圣陶通同时接任《中学生》和《中学生文艺》的主编，而《中学生》成为世代中学生喜闻乐见，并且奇迹般延续至今的中国名刊。《中学生》从培养中学生健康成长出发，设计了许多精彩、实用的栏目与特辑，开辟了第二课堂，提供了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因此被誉为“中学生的保姆”。
　　　　像叶圣陶这样优秀的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编辑，如果不后缀“家”字，对他实在太委屈了。
　　　　同样，根据叶圣陶一生的主要贡献。我还以为称他教师，不如叫语文教育家更为贴切。这是因为，他以教师为业的时间并不算长，而且比起他于1932年呕心沥血编写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为民国期间的小学广为采用，其价值与意义是不可比拟的。在评传中，彭斯远这套教材特点的分析，对其成就的肯定相当充分，并且指出这其实也是叶圣陶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说叶圣陶是语文教育家的理由，还在于1948年他主持编写出版了解放区第一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国语（国文）课本。后来到1950年代初期，他更主张把国语、国文统称语文，并沿袭至今。彭斯远指出，这“看来是一两个字的改动，实际上是一个深刻的变革，是他对一种崭新理念的提倡与运用。”为了搞好语文教学，他还主持制定了《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个指导性文件，使语文教学有所遵循。
　　　　这些属于宏观范畴，离开了课堂的工作，当然不是教师所能担当的。而从第80节《践行汉语规范化》还可以知道，叶圣陶在这一领域所作的工作，又超越了教育的范畴，至于他直接参与编辑、修订，并由国家有关部门公布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还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此一工作惠及全民，作用巨大，功德无量。由此可知，叶圣陶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为国家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语言文字专家。
　　　　                六
　　　　内容详实、脉络清晰、行文流畅的《叶圣陶评传》使我完整地了解了中国20世纪文学家、编辑家、语文教育家、语言文字学者走过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道路，了解了他在诸多方面对国家民族所做的巨大贡献，以及他的崇高品质、卓异风范。此书的出版值得庆幸。我们应该感谢彭斯远先生为写作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美中不足的是，对叶圣陶先生的总体评价尚嫌不足，对他若干作品的解析尚不到位。姑妄言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