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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集贤博文:《滥竽也说“东方”诗》

诗酒按:留级贤先生是原重庆日报副责编辑,重庆市老新协副会长,国诗诗人。他读了我们的10周年纪念专刊后发表了一篇博文,转帖于此。他率真直言,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例如对于“格律体新诗”之格律因素的强调,对于“作品的时代性和作家的社会责任”的重视,都是很有见地的。


我没上过“东方诗风”网,更没参加过“东方诗风”盛会,说白点,自已压根儿没有“诗”的细胞,不是诗人。偶有所好,亦如龙生兄在鄙作《醉余残句》序中所言:“业余之‘余’耳。”然读罢《东方诗风10周年》专辑,方知在当今肉欲横流、金钱万能的世界,竟有一班精神的勇者,灵魂的卫士,在我们的黄土地上勤奋耕作,呐喊歌吟,也看到他们十年来汗湿禾土,喜获丰收。欣喜之余,直若醍醐灌顶,重识乾坤!

说“业余之‘余’”是真的,说没读过诗是假的。盖少时家贫,上不起“官学”,唯以“私塾”充之,所谓“课本”无非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一类,好在都是韵文,读来朗朗上口,不知算不算“诗”的基础。稍长,再读《千家诗》,读《唐诗三百首》,读《宋词》,读《元曲》,进而读《楚辞》,读《诗经》,读《诗话》,读《声律启蒙》,也读过拜伦、普希金,多多少少沾了一点“诗”气,也常于成年后的新闻专业中或引诗伸义,或选句作题,两杯落肚,也时为冒出几句“杭唷”之音,朋辈哂曰:亦诗矣!虽然出了一本《残句》,但至今仍没把那至高无上、神圣不及的东西弄懂。

读“专集”,知道了有“格律体新诗”一体,且有大量作品出现,且与白话体新诗形成“相互共存的二元格局”。拍案之间忽有所感,比如既称“二元”,便当是两种不同的体裁式样,两种不同的语词选择,两种不同的文字排列和平仄音韵,以至于表现手法的直白与含蓄。然观当今一些“格律体新诗”,似“格律”稀松而“新”味浓重,有的甚或尚有“散文拆开排就是‘诗’”的痕迹。这样的诗多了,难免重蹈“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覆辙,也何必劳神费力倡行什么“格律体新诗”?

以愚所见,既称“格律体新诗”,首先便应重在体裁上的“格律”,否则怎么能叫“格律体”!“格律体”何物?见仁见智,但总归是在“形式有规格,音韵有规律”,“七言”“五言”每句就只能七个字或五个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还要多少讲点平仄,讲点对杖,讲点用典,讲点“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句话,“格”而“律”者也。如若音韵“顶板”,“平”“上”不分,哦荷啊呀,尽管凑行,“打油”尚犹不及,遑论“格律”哉!

自然,这里有个“新”字,此不知有否二意:一者,形式可以“更新”,不必刻板守旧,如牛翁老赠我诗言:“何必拘泥囿律藩,无如飒爽自由篇。”大可英姿飒爽,“自由”一番。二是内容,写新的时代,新的人事,新的思想,新的景物,与旧时的雪月风花、离乱伤别殊异。对于前者,诚如上述愚见,无论“自由”到哪里,“更新”至何处,格律格律,总得有“格”有“律”。以牛翁老先生的大作为例,不管“何必拘泥囿律藩,无如飒爽自由篇。羡君酒后吟醇句,愧我醒中累谬言。……”(《题集贤同行吟哦集》)还是“柜书壁画映窗明,电脑云签顺手横。机键时忙缘感杂,鼠标或歇待思清。……”(《新斋甫遂索句》)均鲜见平仄紊乱、违“律”破“藩”者,也正因此,才将我的《XXX诗词选》更名为《醉余残句》,言其不合“律藩”也,可见老先生还是恪守“规格”与“规律”的。对于后者,我举双手赞成。当今中国,中央挈纲,全民奋进,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努力,为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时候我们再唱“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还吟“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不是就有些与时代精神不太合拍,与社会进步距离太大?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刘勰说:“时运交替,质文代变,古今通理,如何言乎。”都强调了文学作品的时代性和作家的社会责任。离开了时代和社会的现实,不去讴歌万万千千的英雄壮举和日新月异的壮阔河山,同全国人民一道攥紧拳头奋发努力实现美好的中国梦,还有什么“新”可言呢?是以在下坚持无论是“白话体新诗”还是“格律体新诗”,首先在内容上跟上新时代,见新,出新,创新。

概而言之,白话诗尽管白话,格律诗最好“格律”,两者混淆,便无所谓“二元格局”。见笑。

好文章啊!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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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刘老对东方诗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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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白话诗尽管白话,格律诗最好“格律”,两者混淆,便无所谓“二元格局”。

宜做小改:概而言之,自由诗尽管自由,格律诗最好“格律”,两者混淆,便无所谓“二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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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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