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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中国特色新诗体”

本帖最后由 诗酒自娱 于 2013-5-16 09:26 编辑

 


   也谈“中国特色新诗体”

   2012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发表了桑士达的《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 一文,并还出乎意外地加了一段颇长的编者按:
   
   诗是文学的精灵,中国新诗百年即将到来之际,社会各界对新诗创作现状十分关注。诗为心,人间需要好诗。诗为史,伟大的时代需要诗神“合为时而歌”。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中国是诗的国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诗歌当然不会缺位,更不会被遗忘。我们在此刊文对中国新诗创作得失和新诗体构建进行探讨,同时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对中国新诗创作和建设贡献真知灼见,以期重振诗歌雄风。
   
   不了解事后是不是有读者响应号召,参与讨论。只知道广州的《华夏诗报》与今年2月15日在头版全文转载此文,并刊发相应消息,黑体标题为《建设中国新诗体为新诗的大繁荣重振新诗雄风》。此外,在诗人高平的博客里看到“菊岭耕夫”的一条跟帖:“我非常赞同201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呼吁。”
   时过半年,《银河系》为此组织笔谈,虽嫌迟缓,也许于事无补,毕竟聊胜于无。
   在我看来,桑文与编者按的关键词或中心词都是“新诗体”,或者再加上限制词“中国特色”。或曰,新诗——往往被误为“自由诗”的同义词——相对古典诗词不就是一种“新诗体”吗?诚然,这是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废名早就有“新诗是自由诗”的宏论,并被许多诗界人士视为圭臬。果如是,那就不需要再“创建”了:桑文时百分百的无的放矢。
  1983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会议期间某一个下午,安排了一次“扩大会”,把未能到会的一些重庆业余诗人请去与知名诗人们见面,可以提问求答。我也有幸应邀出席,斗胆提出了我关心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今称“格律体新诗”)的问题,希望能听到哪位知名诗人的意见。哪知我的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绿原先生似乎不假思索,马上做了否定现代格律诗的回答。他的大意是,新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格律问题,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形式。这不正好与废名的名言如出一辙吗?在绿原们看来,已经有了自由诗,就再也不存在什么建设新诗体的必要了。从闻一多开始,建设新诗格律的努力也就被一笔抹杀了。
  我的问题显然并不能像绿原那样回答;否则,我的提问也就是无的放矢。正如桑文所述,毛泽东曾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更认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百岁老人季羡林晚年也下了个令现代人不快的结论:新诗是一个失败!现在权威的话当然早已不是金科玉律,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吧?桑士达使用的“衰落”一词似乎显得刺眼,却反映出,现今新处于边缘化地位是不争的事实。
  当下中国新诗的问题相当严重,存在于两个方面,即精神层面与形式层面。因为桑文着重谈的是诗体,新诗在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姑且不论。桑士达尖锐地质问:“在中国当代诸多文体中,为什么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然后自问自答,这是因为——
  “长期以来,一些刊物刊发的大多数诗歌味同嚼蜡、不知所云,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一言以蔽之,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
  既然如此,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路在何方”的问题。桑士达的回答是“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老老实实地走到毛泽东、鲁迅所指出的诗歌发展正路上去,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这里他显然犯了一个错误:鲁迅只是提出过关于新诗形式的意见:“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而“三结合”是毛泽东多年后提出的方案。
  鲁迅的几点要求,我以为正是以中国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的自由诗应该做到的,是诗之为诗的形式保证,对于改变自由诗除分行外完全没有诗的文体特征的现状大有裨益。可是翻开目前文学杂志的新诗版面,连押韵的诗都几乎成了凤毛麟角,遑论其他!
  新诗丧失了一种文体应有的是与否、好与次的判断标准,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是一些业界人士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心安理得,甚至还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状态,岂不悲哉!
  而毛泽东的“三结合”主张,我以为经过1950-60年代诸多诗人的实践,也已经证明“此路不通”。道理很简单:古典诗歌以文言为语言载体,民歌与自由诗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二者如油与水,实难融合;而古典诗歌与民歌大多采用以“三字尾”为主的五七言句式,新诗大多以双音词收尾,同样难以融合。与其说“结合”,不如说新诗应该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养料,使之适合中国水土,犹如马铃薯与番茄之成功“驯化”为土豆与西红柿。
  虽然“三结合”的实现看来遥遥无期,然而我认为“三并存”作为中国新体诗是三大支柱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前景。诗人创作民歌体作品早有成功先例,长诗如《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短诗如《马凡陀山歌》。如今也不排除以民歌形式写出佳作的可能性。
  再看传统诗词吧。清末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人,倡导诗界革命,主要着眼于思想内容,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是另起炉灶,废除其形式。前者实际上是追求其内容现代化,这个任务在百年来的曲折发展历程中逐步取得了进展,事实证明,诗词是不可能通过什么力量打倒的,其对于新生活、新事物的适应力是十分强大的,从1980年代以还的诗词复兴得到了雄辩的证明。当代诗词的发展可以说从诗人、读众、组织、活动的多寡、传播的平台与范围等诸多方面对新诗形成了“挑战”。诚然,这不在“新体诗”之列,却是诗歌版图不可或缺的一方领地。
  再看新诗。为什么“新诗是自由诗”的观点错在哪里呢?因为在逻辑上以偏概全,完全无视那种讲究一定格律的新诗的客观存在。考中国新诗历史,几乎与其诞生同步,就有人研究新诗的格律建设,并且在其第一个十年里形成了潮流,产生了与自由诗、象征诗呈三足鼎立之势的格律诗派(朱自清的论断)。此后,虽然历经坎坷,但是创建暂新的中国新诗格律的努力一直不绝如缕,代不乏人。格律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要素,也是中国诗歌读者的审美基因,自由诗有违于此,就是它立足不稳的原因,也是新诗没有格律,却需要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原因。1950年代何其芳提倡“现代格律诗”因为指出民歌的局限性而遭受挫折以后,到了1970年代末期,蒙思想解放运动之赐,新诗格律建设旧事重提;新旧世纪之交,更得网络之便,兴起了以建设新诗格律、创建格律体新诗为职志的“东方诗风”论坛和“中国格律体新诗网”,二者都进一步创办了同名诗刊,遂使格律体新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为有了当代诗词的复兴,仍称“现代格律诗”已经容易混淆,遂被更名为“格律体新诗”。这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体诗”。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体诗当然并非只此一家。在诗词复兴的同时,对其严格的格律予以放松,也可以形成一种很有前途的“新体诗”(有诗家成为“解放体”)。其具体操作方式是:保持诗的五七言为主的句式,而放宽平仄、对仗要求,使用现代音韵;词、曲则保留原有段式,使用新韵,舍弃其他格律因素,还可以采取“自度曲”方式创作。2011年在江苏南通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新体诗研讨会,成果颇丰。
  就是自由诗,本来也是一种“新体诗”,就是这种外来“物种”谈不上“中国特色”。如果鲁迅所希望的那样,改变目前极端散文化的态势,由放逐音乐性而促使音乐性的回归,也未尝不可以纳入“中国特色新体诗”的范畴。
  总而言之,“五四”文学革命在诗歌领域,主要是破坏,而缺乏建设。正如成仿吾所言:新诗是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剩残砖破瓦,没有建起新的大厦。此言甚是,就形制而言,这“新的大厦”不就是尚未完成的新诗文体建设吗?那么,建设“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正是21世纪必补之课。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此其时矣!
  中国传统诗歌格律由简到繁,有宽到严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诗、词、曲为主干的庞大诗体系统,诗词曲有各有若干分支。中国当代诗体也应该是一个多元、丰富的体系。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状况,有希望形成涵盖以下各体的形式系统:
  以文言为载体的诗歌:严守固有格律的诗词曲
                     “解放体”诗词曲
  以白话为载体的诗歌:自由体新诗(回归音乐化的)
                      格律体新诗(包括齐言整齐体、参差对称体、二者并存的复合体)
                      诗人创作的民歌体作品               
  苟如此,则幸甚:诗歌之幸,诗人之幸,读者之幸,中华诗国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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