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累劳作二三事

苦累劳作二三事
陈仁德
我在一般人眼中好像是个文化人，其实，我的前半生与文化几乎不搭界，日日承受着的是笨重的体力劳动。从很年少的时候开始，就没少吃过苦头，到了16岁下乡插队，更是天天“滚一身泥巴”，流血流汗于“广阔天地”，即使后来就业了，依然长期参加体力劳动。那个时代文人下贱卑微，文盲至高无上，做笨重的活计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几十年过去了，以前的许多事情都慢慢淡忘，这几天偶然翻阅当年的日记，看到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禁不住又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下面是我1970年12月1日的日记摘抄。
生产队在“大石盘”修公房，现在开始开山取石了，我主动要求担任了抬石头的重工。天亮就到工地，抬了几次才回屋里吃饭，我们抬石头八人和石工二人在一起吃集体伙食。吃饭后又赶着去抬，抬到下午一点多才回家吃饭，饭后又抬到天黑。这个工作算是重体力劳动了，千多斤的石头压在我们八个的肩上，我们前呼后应，努力向前，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每抬一条石头就流一次大汗，我穿的棉衣都浸上了汗水。有一条石头特别重，大概有1500斤吧，我们抬着万分吃力，简直是一步步移。由于过重，套石头的六股拧成一股的牛纤绳齐齐地断了，巨石一下掉下来，要不是人跳得快，脚都要打断。
……
当时我十八岁，是人生第一次抬石头，和我一起的都是队上的壮汉们，有非常丰富的劳动经验。本来队上没有安排我抬石头，是我自己“向队长要求坚决参加”，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才得到了抬石头的机会。比起那些老社员，我的肩膀显得柔弱无力，但我毕竟年轻气盛，非要一试身手。其结果是沉重的石头压断了粗大的绳索，要不是跳得快，脚都要打断。
这是第一次，后来就经常抬石头，全然不当一回事了。
就在之后半月，我又经历了一次难忘的劳作。
我插队的忠县复兴公社水坪6队开有一座粉坊，专门为县土产公司加工粉条。粉坊里面有两台大石磨，平时一台闲着，一台运行。管理粉坊的是生产队向儒美队长的女人罗国平大妈。罗大妈每天早上牵着一头硕壮的黄牛来到粉坊，用一块厚厚的麻布很熟练地把黄牛的双眼蒙住，套上驾担吆喝一声，那黄牛就很知趣地拉着沉重的石磨叽叽嘎嘎在两米多的直径内反复转圆圈，直到把100斤豌豆磨成浆。在叽叽嘎嘎的声音中，黄牛慢慢沁出汗珠，浸湿了浅浅的茸毛。生产队为我修建的土屋就在粉坊隔壁，我屋里随时都能闻到豌豆浆酸酸的气味和听到老牛拉磨的叽叽嘎嘎之声。
那年冬天临近春节前，粉条的需求量忽然增加，县土产公司的徐庭杰来到我们队，要求每天的加工量从100斤增加到400斤。增加队上的副业收入，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向队长很高兴，便满口答应下来。可是，队上只有一头黄牛，其余都是水牛，水牛是只犁田不拉磨的。怎么办，那就用人代替黄牛拉磨吧。队上的青年男女劳动力马上被编排出来，每三人一组，编成若干组轮流换班拉磨，每班任务是100斤豌豆，白天晚上交替进行。
12月16日凌晨，轮到我拉磨了。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清晨约5点钟就起身开始推磨，这时月亮还高高的挂在天空。我兴冲冲的和“王四”“平安”一起推动磨子（“王四”“平安”是生产队的小青年，大约十五六岁，真名叫刘孝和、吴世成），两人在后推，一人在前拉，三人一起踩着牛走的路转圈。我才走几步就觉得头很晕，站不稳，但我闭紧双眼咬紧牙关，尽量让自己坚持下去。和我一起的“王四”“平安”都能坚持，另一个磨子的三位女青年都能坚持，我还不能坚持吗？我干脆脱了棉衣轻装上阵。我又推了不知有多长的时间，但脑袋一直很晕，不敢睁眼，只是埋着头勉强往前走。走呀走呀，转呀转呀，头晕得难以忍受，不知不觉速度慢了下来，但我仍在胡乱的往前迈。
现在还记得，“平安”一边拉磨一边说：“我反复数了，每拉一圈，只下八颗豌豆。”100斤豌豆有多少颗？我们要拉多少圈才能完成任务？
当我闭上眼睛使劲拉着石磨转圈时，就想起罗大妈把厚厚的麻布蒙住黄牛眼睛套上驾担吆喝的情景。此刻我就是牛，正在踏着牛走过无数次的圆圈周而复始地走。连硕壮的黄牛都会沁出汗珠，我就更不用说了，一会儿就大汗淋漓。离冬至只有几天，寒冷的数九即将到来，天气奇冷，而我却热得脱掉棉衣，其劳累可知。常用来形容苦命的词无过乎当牛做马，而我却是真正的当牛做马了。
1972年，45岁的妈妈以提前退休的代价让我接班参加工作，我于是得以离开农村。当我满心欢喜到妈妈工作的县烟酒公司报道时却被告知，接班是接革命的班，不是接妈妈的班，离县城100多里外的拔山区供销社正需要工人，去那里去接革命的班吧。这样，命运就把我抛到了拔山，从为革命种田变成为革命做工，还是重体力劳动。那年我20岁。
拔山供销社正创办一个作坊式的综合加工厂，我的工种是烧大炉——一个近20平方米的火炉。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是高温劳作，但这并无奇特之处，很多很多司炉都是如此，何足道哉。我要说的另一件很有趣的事。
1973年4月6日，我和同事颜光华奉命到离厂5里的拔山粮站去挑糠壳（稻谷脱粒后的谷壳）。糠壳很轻，要用很大的口袋来装。那些灌满了糠壳的大麻袋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每个口袋要两人才能合抱，直立起来差不多齐肩高，挑上肩口袋刚好离地。人在两袋糠壳中间，前后都看不到方向。我当时只有108斤体重，瘦瘦的个子挑起两个硕大的麻袋，远远的只能看到两个麻袋在慢慢移动，看不到人影。更恼火的是，我们二人要负责把八袋糠壳挑回厂去，每人四袋，一次挑不走，怎么办？
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天还没亮，我和颜光华就起床步行去场上粮站准备装糠壳口袋，谁知去迟了，拔山完小已经抢在我们前面占领了装糠壳的地方。我们没法，只好先去萧师傅那里耍一会。后来我二人承担了将昨天剩下的八大口袋糠壳挑回厂去的任务。我们想法借到了扁担索子等工具，每人负责四袋，分成两担，转放着挑。先挑一担走一程，搁下，又回头挑剩下的一担，然后又回头挑那一担，来回转运。我二人脱去衣服使劲地挑，担子每担重约百斤，越挑似觉越重，路似觉越走越远，被累得难以忍受，但不得不坚持下去。五里路竟然走到12点过后才走拢了。
挑着硕大的担子走路脚步是晃悠的，两个大麻袋臃肿不堪碰碰磕磕很难把握，加之不好看路，行走艰难。惟一的好处是搁担子时不用怎么弯腰，站着就放下了。把第一担挑出一段距离后在路边放好，抽出扁担往回赶，挑上第二担去越过第一担放下的位置，又放下抽出扁担往回赶，去挑刚才放在路边的第一担，再越过第二担放下的位置……
这样往返奔走，同一段路要先后走三次，加上早上出门那次，从厂里去粮站的5里路，实际变成了20里，怎么不是“走到12点过后才走拢了”呢。
以上所述，由于场面惊险方式独特细节生动，可能为很多人所未曾经历，在我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极其难忘的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怕是不会再有人获得这种劳作的机会了。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当全世界都在尊重文化崇尚知识发展科学的时候，中国的千千万万个青少年本来应该坐在教室里读书，为什么一定要砸烂学校放弃学业，离乡背井去“为革命种田”和“为革命做工”呢？

2013年6月23日渝北天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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