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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读书笔记 (六)金克木《古诗三解——符号学的试用》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直至晚年,仍多著述。此文虽短,却以符号学观点解释古诗,是以新知解旧题的典范。   
        依照符号学,“诗的语言是代码,或说符号。诗所传的是信息,或说意义。这其实只是说,诗是通讯语言的一种形态。”由此引申出对古诗(实际上对新诗也是一样)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诗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作为通讯,至少要有发讯者和收讯者,这样才需要诗的中介。与一般的“通信”不同,诗的收讯者(即读者)远非特定的个人,而是多多益善。即便当初只是针对特定“收讯者”(如情诗、赠友诗),也往往流传开去,形成“受众”。而优秀作品则代代相传,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诗人的“主观故意”,即创作动机固然是为了宣泄、表达,那么就天然地寻求着倾听、理解、欣赏、共鸣,诗这个中介便成为心灵之间的纽带与桥梁。因为人性的要素是亘古不变的,所以优秀的诗篇便历久弥新,具有永恒的价值,得以成就人类不朽的文化艺术遗产。
        真正的诗人几乎没有不想自己的作品得到欣赏,得以流传,并以此为荣的。如今有一种观点,似乎写诗只为了自己,至多几个圈内人,号称诗是“贵族文学”,这与诗的真谛、诗的本性实在相去甚远,不足为训。有些人写得云里雾里,似乎成心不要人懂,还往往高高在上,责怪读者水平低下。那么,你就把诗稿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吧,何必追求发表(包括网络空间)?不以读者为意的只能是伪诗人!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 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 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我的纪念碑》
    
    请看,普希金心目中的“收讯者”有多少!同样,郭沫若在《女神·序诗》中真诚地表示,希望自己的诗去寻那与自己“振动数”、“燃烧点”相同的人!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贾岛《题诗后》)古人尚且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孤芳自赏呢?何况,是否真“芳”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二、由于古诗的产生过程在最初是与音乐、舞蹈分不开的,所以其群体性特点便不可忽略。这样,解诗者和传诗者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往往使诗的通讯方式产生社会功能。如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外交活动中引用《诗经》内容成为时尚。即便后来“创作者”(即诗人)的作用愈益重要,也丝毫不能忽视诗的接受、传递过程,否则,诗的价值便无由体现。
        说到现代,除了纸媒这种诗的通讯媒介,网络的兴起也为诗的传递、解读、诗人与受众的互动、受众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突破了纸媒掌控者的“壁垒”,实现了发表的“零门槛”,从而促进了诗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当然在这样的情势下,也需要诗人与受众的自律:不能舍弃了应有的良知,玷污了网络的环境,浪费了珍贵的社会资源。
        三、金克木先生对诗的歧义性、多义性的阐述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因为诗的解说者各人的既有共同的因素,又是有差异的。这样,对诗所传递的信息便会形成不同的理解,或者说产生变异。“诗所用的艺术语言带有歧义性或模糊性,这使产生不同信息成为可能。”否则,诗就成为很枯燥的“账簿式的数学公式组合了。”他接着以陆游的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为例,说明诗的“意义”远远超过语言符号所传递的本初信息,而且可以更新。这也可以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解释:诗的语言往往是能指大于所指的。
        金克木先生是针对古诗而言的,我以为他于不经意间戳中了新诗的“软肋”。古诗的“此长”正是新诗的“彼短”。新诗中缺少内涵,缺少余韵,不耐人咀嚼的作品委实太多了。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有意把诗写得晦涩,混沌一团,使人读之如堕五里雾中,还自以为得计。须知,真理越雷池一步便成为谬误。不过有一点我以为也应该明确,那就是诗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一些清新明快或蹈厉风发的作品也不能轻率地否定。
        金克木先生还据此联系中国艺术传统中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理论,提出诗书画都应该注意“忌满”、“忌死”的美学原理,给欣赏着留下足够的余地。诗画同理,写诗,也须注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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