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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根

“定大根” 这个颇为神秘的词儿,我是在老山沟当放牛娃时,从开江有名的算命先生“贺八字”那儿听到的。他说我会“十八岁定大根,不隔省就隔县”。
1965年夏天,升学考试(那时不叫“中考”)结束,知道分数考得再高上高中上中专的好事也轮不到自己,今生今世注定要胼手胝足下劳力吃饭,我们七八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便相约去城关镇和普安镇之间的 “二里半砖厂”做工。
城普两镇之间的公路长约五里,居中之处人称二里半,城关四居委建在那儿的砖厂由此得名。它占地差不多一个篮球场大,拥有一个取粘土的泥坑、几条晾砖坯的垄坎、一孔形如放大的煤灶的老式砖瓦窑、一座茅草棚,棚里有几个摆放着木模的砖坯台和几台可旋转的瓦坯架,再加上几位面目萎琐衣着褴褛却有着令人羡慕的“古铜色”(那时读到的书上常用这个词描绘“劳动人民”)皮肤的工人,这就是二里半砖厂的全部。
我们这伙年轻人一心要把自己锻炼成能挣十个工分的“全劳力”,反正有家里管着饭,听居委主任说二里半砖厂需要人,什么条件也不讲就跑到这里认认真真干起活来。寂寥的砖厂灌注了新鲜血液,开始有了生气。时不时又有家人跑来关心这关心那,还有三五同学邀约来看稀奇耍泥巴,人群进进出出,砖厂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按居委会孙会计的说法,“路过二里半的年轻妹儿都要朝这边多盯几眼了”。
升学录取名单张榜公布那天,我们相约谁都不准去看,免得别人看“笑事(儿)” 。但这个规定只约束得了我们自己,约束不了父母弟妹以及别的关注我们的人。结果当天就证实了我们高达百分之一百的预测准确率——全部落榜,无一例外!
越是落魄,心气越是高涨。初中三年已被学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折腾成惊弓之鸟,早已明白那“阶级阵线”日趋分明的本县最高学府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神圣之地,我等生来“黑”者是万万不可再去触霉头的了,可眼睁睁看着比自己差一大截的同学纷纷“金榜题名”,心的深处不免又有一点点酸葡萄吃不上的那种悻悻然。
认命了吧,练粗膀子晒黑皮子,凭着不屈不挠的性子,就算打石头担大粪挖煤炭,也要活出个人样子。何况广播里书本中墙头上标语口号宣传画铺天盖地尊崇备至的都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呢。
有了不让别人小瞧的心思,便有了振作士气的行动。大热天干体力活,一大壶水是少不了的。铝制水壶市面能买到,价钱不贵,还涂着象征尊崇地位的草绿色。于是我们统一行动每人买一个,天天早晚头戴草帽,身穿背心短裤,肩挎一式的草绿色水壶,赤脚走在那二里半城普公路上,招摇之状,只差喊“一二一”了。
城里有了这么群精神、整齐、志在干粗活累活的少年,手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几家集体企业便打起了“收编”的主意。有人来向一位颇有主见的小伙伴说这事,被他一口回绝了。
我们都赞同他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直是盯着外面世界的。不是嫌家乡闭塞,也不是嫌集体企业条件差,是自幼的痛苦经历告诉我们,长大了能飞的时候一定要飞出去,不能留在这个如同后娘般总看着我们不顺眼的地方,动不动就被人指着鼻子说:“你莫妖烟(儿) 哈!你是×家的娃儿嘛,你老汉(儿)是个××××嘛”。
自1964年以来,国民经济走出了三年大饥荒的低谷,许多工业和基建项目上马,急需劳动力,城镇待业青年要找个工作并不是太难的事。不久前省公路局来招工修凉山的公路,几乎把县里历年累积的待业青年搜罗一空。这个形势我们还是能看到的。
果然,暑假还没完,期盼着的消息就来了。
那天正顶着太阳踩泥,妈妈托人带口信来叫快回普安(七八位少年中就我一人户籍在普安),说是“镇上”通知马上去开会。
忙得脚都未洗干净,匆匆赶到“镇上”,蔡书记已开始读一份名为“改造世界观”的《人民日报》社论,读完又发表高论,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来世上,都有很多要不得的思想,这就是和党不一致的思想,所以要天天学习天天改造,才能跟上党的领导跟上形势的发展。听得云里雾里要打瞌睡之时,忽见他摸出一张纸,念起名字来。原来是专区的机械修配厂、渠江糖厂、盐业运销站三个单位来我县招五十名应届初中毕业生,我的名字已归到达县专区机械修配厂名下。而且我已听清楚记明白,二里半砖厂所有的伙伴都已被这张名单囊括其中。
后来得知,我们这五十人是由三个单位抓阄来分为三拨的。男生女生各写好名字揉成两堆纸团放在桌上,代表三个单位的三位领导按分配到的男女数量伸手拈纸团就是了。人生如此风云多变命运难测,最为关键的一步竟然形同儿戏。后来曾为此事打油一首——
三面红旗插校门,少年失学听天命。
熬糖打铁贩盐巴,饭碗今生抓阄定。
那一年,未能升学的城镇初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安排了工作,唯有和我同班的两位女同学马×和黄××例外。黄的父亲是普安镇最为有名的五类分子,任何大小运动都少不了要上台挨批斗。也不知是哪位领导把他牢牢记在了“头疋肋巴上”,连他家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女孩都不放过,非要把她的命运也一起踩住不可。马同学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家庭政治条件也不比我更差,不知为何也要逼她下乡去林场。她这人性格倔强,跑到乡下亲戚家躲起来,几个月后竟侥幸躲脱去了新建的钢铁城渡口。
约上普安的小伙伴去县招待所报名,得知专区机械修配厂来招工的是一位人称“胡指导”的领导。他不在那里,服务员说他跟县篮球代表队几位球员出去了。
找到文化馆球场,便见几个县队的球员正在打“半场”,其中一张生面孔应该就是他了。那时的篮球要算文娱活动中的首要项目,玩球的少年要能玩进县队,便能立时成为全县人民心中的明星。几个球员这样非正式的与外来客人切磋球艺,便吸引了大群人顶着烈日观看。球迷们评头论足,一致认为胡指导的球技不逊于县男篮任何一个队员。更有知情者告之,我们即将去的那个厂的党委书记,便是全专区大名鼎鼎姓尹的“球书记”,胡指导乃是球书记班子中的一位“球委员”,是被尹书记相中后从重钢调来的。
九月初那个晴朗的下午,专区机械修配厂开来一部吉尔164卡车接我们。在东街县招待所门前集合上车,点名时我听得真切,胡指导的口音虽是道地四川话,好多字却是按普通话读音来发音的,例如×毅的“毅”字,他读出来的是“yì”,而不是周围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教语文的老师)读惯了的“lìn”。尤其令人意外的是,他把驾驶室的位置让给两个女生坐,自己和我们一起站在加高的吉尔164车厢上。那天我站在他旁边,见他背靠车厢板,掏出一张比通常版面小很多的报纸来看。见我探头看稀奇,他连忙将报纸收起,笑笑说“这个你不能看的!”。那一瞬间我已看清了报头上的“参考消息”四个字,第一次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份只有“二十二级以上干部”才能看的报纸。
吉尔164一阵风似地跑完100公里山路,傍晚时分到达达县北郊高家坝专区机修厂的球场。下车时极为意外地从胡指导口中得知,今天不但不用付坐车的钱,每人还有一元二角的差旅补助!
惊喜远远不止这点,“外面”与家乡竟然有这么大的不同!分配工作前,胡指导竟然要我们说出自己想干的工种,强调每个人都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以便工厂领导考虑分配方案时兼顾工作需要和个人喜好。
毕竟只是一帮十来岁的少男少女,没那么多顾忌,在场二十个同学除了一个女生说“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外,其余都毫不客气地根据自己两个礼拜的观察作出了选择。
分配方案出来时皆大欢喜,只有一个分到汽车修理车间配件仓库当管理员的女生不满意。她固执地认定这份工作“没有技术”,哭稀乃呆 地扭了胡指导几天,终于如愿以偿换成了“有技术”的电焊工。
厂里有一个汽车修理车间设在城里工业局大院,我选择了去那里当一个汽车修理工。这种选择应该说与我十岁左右初次乘坐汽车的经历有关。那天有一辆在普安粮站卸完粮要回城关镇的嘎斯51军车停在路边,几个大人在车上招呼,七手八脚把我拽上去,叫我扶好车厢前方的架子,站稳脚跟。车一开动,随着速度增加,好大一股风迎面而来,刮得我脸上生疼,不觉之中,好长好长的一段路就已经跑完了。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令人如痴如醉,久久不能忘怀。之后不久妈妈偶尔问起我长大想干什么,我便脱口而出说要当汽车司机。当我把分配结果写信告诉妈妈和哥姐们后,他们异口同声提到这事,说我“差不多已经实现儿时的理想了”。春节探亲回家为我在学校背上一身“问题”担心得要死的哥哥信中还说:“师傅们正微笑着,以不带任何成见的眼光打量着每一个新来的年轻人”,几行字中所含深意,只有我自己才能读懂。
现在来回想,“贺八字”在家乡的名气绝非浪得。他在老山沟那个夜晚对我说的“十八岁定大根,不隔省就隔县”竟然就在四年后应验了。“定大根”不就是树木移栽嘛,用作对人的比喻是非常贴切的呢。

读这样的回忆录,心情很复杂,人生大悲大喜,有时竟如儿戏一般,真由不得自己。命啊,也不由得你不信。夏子老师好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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