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看上去有点玄、虚，其实非常有用。或者它不应该称为“一门”，它有许多门，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学，所以心理学现在还不能称为科学。个体心理学与社会（群体）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两大类，它们有交叉部分，但也有很大区别，经常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各方面品行很好的人，在集体活动中不能保持独立思维了，陷入集体的狂热，做出他单独一个人时绝对不会做出的行为。个人心理学虽然是群体心理学的基础，但对中国人来讲，我们更应该多关注西方国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因为现在的中国是个不正常的国家，不知不觉中一个中国人就会患上社会心理学中的多种疾病。如果我们对这些疾病事先有了解，就能避免患上它。
精神疾病有来自遗传，有来自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学的疾病一定是来自社会环境，是后天形成的。
中国人普遍患的第一种精神疾病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8月，两名武装匪徒抢劫一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银行，说“Party开始了”，并绑架走三男一女等四个银行员工。六天后银行员工被营救出来，但让世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敌视警察，为绑匪辩护，女员工还与一名绑匪订婚，男员工还寻求募捐成立基金会营救绑匪。不要以为这四名银行员工荒唐，他们的反应是种普遍现象，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就是受暴者同情、帮助施暴者，甚至参与施暴。人得这种精神病，要有四个条件：一是施暴。面临严重暴力威胁，生命随时会被夺走；二是伪善。施暴者提供小恩小惠给受暴者。这个条件最重要，也最具迷惑性。三是闭塞。与外界信息交流被隔绝。四是绝望。无路可走，没有逃出受暴和这个隔绝空间的道路。
要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个体心理疾病，也是群体心理疾病。它的患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体，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人；施暴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政党，甚至是整个国家暴力机器。专制国家的执政党和独裁者，都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症的大师，看看现在的北朝鲜这个“邪恶国家”就知道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是这样，毛太祖说过“社会运动三、五年就要来一次”，有意无意中制造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在历次运动中，冤假错案多的是，“躺着也中枪”是常态，全民对施暴者的恐惧延及今天。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告诉我们，人可以象动物一样驯养，驯养办法也是棒子加胡萝卜。患病根本原因是人的动物性的求生本能。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个体患者，不难治疗，疗程也较短，只要对它产生的第三个条件“隔绝”采取针对性措施就可以了，向患者揭露施暴者伪善行为的本质。其群体患者，比较难治疗，因为取消隔绝信息后，这个患者会因为患上另一种社会心理疾病而拒绝真相。
另一种社会心理疾病就是中国人普遍患的第二种精神疾病叫做认知分裂症。
这种疾病症状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信息放在患者面前，特别是真信息很残酷时，患者会很不舒服，会本能地选择让他舒服的假信息，并主动找理由美化、合理化假信息。患病原因是人的追求舒适的本能：如果他接受残酷的真信息，他会很痛苦，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中国人易患的第三种群体心理疾病是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反复受到创伤后，人会极力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事件或情境，拒绝参加有关活动，回避创伤的地点或与创伤有关的人或事，有些患者甚至出现选择性遗忘。这种病成为社会疾病时，患病不需要直接受创，从他人那里得来的信息就足以构成患病条件。2006年我参加一个商业文化论坛到澳门，在六四学潮的纪念墙前，有人散发报刊，同行的人绝大多数如避蛇蝎，跳着躲开，生怕沾上，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过度反应、过度警觉。
这三种心理疾病，一种比一种严重，一种比一种难以治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是不知道真相，认知分裂症患者是能看真相但拒绝真相，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是已经不能看真相了。
人的心理非常复杂，也很脆弱，基本上人人都有心理疾病，轻重而已。一个心理健全的人非常难得，而且只有言论自由、信息流动的社会环境才能产生心理健全的人。人要学习，要了解自己的无知，要勇于面对真相，哪怕面对真相时非常痛苦。希望人人努力做个自由、独立、高贵、心理健全的人，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否则只能沦为白种人研究变态心理的标本，迟早被奴役乃至消失于地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