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进主编的《重庆20世纪新诗史》中，由我执笔的“17年”部分那一章中，曾经把那一时期的重庆新诗的主流概括为“赞歌”和“战歌”。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十七年”新诗也是可以如此概括的。只是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到次年的反右这一年左右时间里，曾经出现一个短暂的文艺的春天。一些诗人受到鼓舞，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当然很快就被打成毒草，其作者也划为右派，打入地狱。20年后，不意20年后这些作品又重见天日，成为“重放的鲜花”结集出版。
我们知道，在极左路线的控制下，爱情是被划归禁区而摒弃于文学之外的。举凡“涉爱”之作往往横遭批判，不得善终。也有少数“漏网之鱼”，不过也被时光之流带走，被人遗忘了。过来人可能都还记得曰白1957年发表在《星星》诗刊的那首《吻》吧，一首八行短诗遭到的猛烈炮轰蔚为奇观。现在看来，那诗无非误入禁地遭致厄运，其自身的诗之价值并不太高。
不妨随便提及，那一时期之前，闻捷接连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题为《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的两组爱情题材诗作，以其少数民族色彩与清新民歌风格风靡一时。这种当时也算可贵了，然而如今那种加入了“劳动+爱情”味精的汤汁已经不算鲜美了。
真正的情诗奇葩是公刘发表在《诗刊》那组短诗《迟开的蔷薇》。已经记不得一共几首了，但是其中两首我至今能够记诵。这是：
迟开的蔷薇
盛夏已经逝去，
在荒芜的花园里，
只剩下一朵迟开的蔷薇；
摘了它去吧，姑娘，
别在襟前，让它
贴近你的胸膛枯萎……
无 题
我的心房里，
爱情在酣睡；
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她，
这个人我不知她是谁？
两首诗都是写诗人对爱情的渴求。当年我有幸赏此珍品，时年十六，爱诗如命，多愁善感，那种真诚，那种内心的渴望，怎不令我心颤！犹记《无题》我曾反复吟咏，竟然成曲，至今可歌呢。
后来，当我了解公刘的悲惨命运，比照这两首咏爱佳品，更是感慨万端，不由咒诅老天不仁！原来倒是有“一个人”唤醒了公刘心中酣睡的爱情，但是这个人却不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啊（这样伟大的女性中国也不是没有，叹只叹公刘命薄，不能遇上啊）！她本来是慕公刘之名而追求他、嫁给他的，可是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她（它？）竟弃夫抛女，头也不回，翩然离去！后来公刘把女儿拉扯大，父女相依为命，苦熬那漫漫长夜，直到东方破晓。
还有一首咏爱短章，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
一朵玫瑰花
一朵玫瑰花，
插在衣襟上；
我的心爱的，
记在我心上。
花儿凋谢了，
再拿一枝来换；
我的心爱的，
什么也不能换。
作者冈夫（1907——1998），也许现在就是爱诗的朋友们也不一定知道他了。他从前名声可不小啊！冈夫1932年就参加北平左联，资格算老了。后来他成为山西文坛领袖级人物，1992年荣获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的“人民作家”称号。2001年出版了《冈夫文集》。算来冈夫写这首小诗，正好50岁，可是这样的表白还似出自青年。此诗明白如话，毫不朦胧，但是寥寥八行，但其中蕴含的对爱情的珍惜却温润如玉，贵重无价。今天，纯真的爱情已经显得稀有，那么如此完美地表达这种爱情的诗作也算珍品了。
再联想到“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之类的粗俗的吐露，更别提那些不以为耻的“下半身”粗野的狂嚎，那可就真正谈得上霄壤之别了。
呜呼哀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