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日益逼近新诗重估渐趋激烈（韩庆城）

诗酒自娱

　　随着新诗百年的临近，对中国新诗的整体性评价渐趋激烈。收录新诗近百年来一万多首作品，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新诗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大典》4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65万字的《中国新诗编年史》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详细纪录了新诗创作、出版、活动事件，地域涵盖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两部巨著试图从作品和史实两个层面，对百年新诗进行总结。4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首次把最重要的“年度杰出作家”奖授予诗人，似乎有意在新诗百年之际给早已在文学中边缘化的诗歌正名。

　　《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甫一面世，其代表性就遭多方质疑。临近年底，重估新诗的声音在各种平台集中爆发。12月，诗评家徐敬亚在杭州“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上提出， 五四时期诞生的白话诗称为“新诗”，契合了当时求新求变的时代氛围，如今新诗已近百年，百年了就不应该再叫“新诗”。“新诗”这个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现在时的意义上停止使用。徐敬亚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认为应该给予“新诗”更确切的称谓，有人提出可用“现代诗”替换“新诗”。

　　与徐敬亚认为“新诗”在内涵、外延、形式等方面已形成完整骨架的观点相反，诗人流沙河出语惊人，他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除了徐志摩、戴望舒、海子少数几个人，以前的新诗创作包括他自己的作品都失败了，因此新诗仍需“继续实验”。流沙河的这一观点见诸报端和网络后，诗坛一片哗然，连他的“老东家”《星星》诗刊的现任主编梁平，也撰文认为“这样一个判断，毫无疑问是‘失误’的、甚至是‘粗暴’的。……我眼里的中国新诗是健康的、是不断进步而充满活力的。”

　　这种整体肯定VS整体否定的观点也出现在第三代诗人当中。11月，诗人韩东、野夫先在微博论战，接着在凤凰网文化展开各自观点，对新诗特别是当今新诗、新诗的外部环境、新诗与时代的关系发表不同看法。野夫认为如今新诗平庸，是因为时代的“反诗性”。韩东认为当代新诗成就“非常了得”，并非“平庸”。双方对整个新诗发展史中重要的阶段“80年代”，看法也截然不同。野夫认为“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新诗最鼎盛的时代，前无古人，后至少暂时无那个时代。”韩东认为“那时候也不是全民的诗歌热”，“喜欢诗歌的人”“真正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当时没有人知道北岛”。

　　伴随这种整体性的重估，一些知名诗人和批评家还就新诗的细节发表看法。12月，谢冕在深圳出席“温馨阅读夜”活动时说，当今诗歌太注重个人感受，而忽视了批判功能。他呼吁诗人从智慧和良心出发，心怀天下，“对现实发言”。同月，沈苇在杭州说，当一个诗人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的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 诗歌不能仅仅表达自我，还需表达他人处境。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仅仅隐含了强化灵魂活力、体验自我力量的朴素愿望。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要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11月，野夫接受凤凰网文化采访时，严厉批评“诗歌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而仅仅是附丽于这个末世的虚张浮华之中”，他反问：“这样的诗歌怎能走出困境？”12月，4年来5次访问中国，被誉为当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诗人的阿多尼斯在谈到诗歌的批判时说，“我是犹如中国作家鲁迅那样的批判者”。他婉转批评中国社会“过于物质化”，“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没有精神层面，就不会有未来。”

　　面对批评之声，诗人也在反思自身的创作。翟永明12月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早期的创作都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完成，而近年来的市井生活赋予她的诗歌创作以新的生命。在现实题材写作上，她“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观察他人的痛苦，而不是我个人的痛苦”，从而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入。西川12月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知识分子写作被批评最多的是其写作和社会生活没有关系，在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争论之后，“我自己向现实生活打开的程度比以前宽得多。”

　　也有相当多的诗人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诗歌是诗人内心的修为，因此必须与现实保持疏离。

　　剔开表象，笔者认为，对百年新诗的争议，其实质并不在于形式创新的成败，而在于新诗是否打破了格律诗象征的思想束缚，真正实现了自由意志的表达。这是新诗区别于古诗的根本所在，更是“新人”区别于“古人”的根本所在。近年来，民间诗歌提出的诗人首先是公民的观点，即是这种自由意志的体现。

　　国际交流增多 诗歌跨越国界

　　在中国新诗国际化的走向上，一方面，有人以得不到国际承认为由全面抨击中国当代新诗，一方面，诗人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新诗无需得到国际承认，应走自己的路。面对2013年中的这两种声音，中国诗歌的国际化进程并未停止。这一年，是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双向交流频发的一年，中国诗歌国际化在官方和民间两条线上展开。

　　中国诗人走出去参与国际诗歌活动、获得国际诗歌奖项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各地诗歌活动邀请外国诗人参与、把诗歌奖颁给外国诗人也在增多，呈现出互动的态势。

　　3月，德国语言和文学科学院将今年的“约翰o海因里希o沃斯奖”授予了“在翻译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似乎表明西方开始重视包括诗歌在内的汉语文学翻译。顾彬还和中国诗人杨炼、王家新一起参加了5月举办的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中国诗人赵丽宏、王家新、毛秀璞、宋子江在多个国际场合获奖；而中国的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中坤国际诗歌奖，把奖项分别颁给了叙利亚、美国、波兰诗人。

　　6月，当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声誉最高的国际诗歌节--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首次以当代中文诗为诗歌节主题，并与中国网络合作举行国际同步诗歌活动。8月，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举行，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诗人参加。9月，中秋国际原创诗会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来自伊朗、美国、俄罗斯、韩国及包括台湾、澳门、香港和大陆在内的中国30余位诗人同台演绎原创诗歌。10月，第二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拉开帷幕，20多个国家的诗人参加。中国诗人蔡天新担任揭幕嘉宾，并第一个朗诵了自己的作品。10月，中法诗人诗歌朗诵会在北京举行，中法诗人及首都诗歌爱好者近200人参加朗诵。11月，北岛任筹委会主席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再度在香港拉开帷幕，13位国际诗人和5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汉语诗人参会。与前两届不同的是，本届活动在广州、汕头和深圳设立分会场，凸显了“跨域边界”的国际理念。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8月和9月相继举办了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诗歌朗诵交流会和比利时诗人杰曼o卓根布鲁特诗歌朗诵酒会。

　　我们同时看到，有一些被冠以国际字样的诗歌活动，内容却名不副实，国际二字继经济领域之后，在诗歌领域也出现被滥用的苗头。（韩庆成）

诗酒自娱

这是一个重要的值得关心的问题。
中国新诗怎么样了？如何看待，需要自己独立思考。

诗酒自娱

对百年新诗的争议，其实质并不在于形式创新的成败，而在于新诗是否打破了格律诗象征的思想束缚，真正实现了自由意志的表达。
——只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格律束缚”论的旧调重弹，自由意志的表达难道是打破诗歌艺术规律的狂奔的野马么？

诗酒自娱

徐敬亚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认为应该给予“新诗”更确切的称谓，有人提出可用“现代诗”替换“新诗”。
——这又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新诗存在的问题改个名字就解决了吗？当代如此众多的诗词创作难道不是“现代诗”？可悲的是还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这都是些专吃“新诗饭”的大人先生们！

卜白

我曾亲耳听到一位在90年代诗坛有过较大影响的诗人说：即兴的、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一读就懂的诗，不能称之为诗。

木子轩

这是一个重要的值得关心的问题。
中国新诗怎么样了？如何看待，需要自己独立思考。
诗酒自娱 发表于 2014-5-13 21:51

先生所言极是！ 客观地说，每个诗歌创作者都有自己的坚持，这本身无可厚非。中国新诗的走向，需要在批判中发展，更需要在继承中完善，正所谓，取精华，去糟粕，弃伪存真——这尤为关键。至于诗歌的好坏，只待读者评说，历史评价！说句白话，我是侧重于格律体新诗的创作的，它的美不仅仅体现于形式之“矩”限，更优胜于其节奏之“畅”然。“ 戴铐的舞者 ”，用它形容格律体新诗的创作者，真是最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