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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和新诗格律化试验岂容否定 梁志宏

本帖最后由 xdgls 于 2014-6-26 23:13 编辑

死水吧按:
2014年6月9日,《太原日报·双塔副刊》发表李珂先生的《“新诗格律化”:注定失败的“尝试”》一文,梁志宏老师著文反批评,我也著文一篇。因为属于新格律的论争,现贴于此,供诗友品评。】



新诗和新诗格律化试验岂容否定

——评李珂先生《“新诗格律化”:注定失败的“尝试”》


                                                                       梁志宏

《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副刊201469日头版发表了李珂先生一篇长文《“新诗格律化”:注定失败的“尝试”》,编者在按语中“希望关注诗歌的人参与争鸣,共为中国新诗‘把脉’‘开方’”。一场争鸣就此在这个夏日拉开了帷幕。

李珂这篇长文涉及到对新诗和新诗格律化是非成败的评价。李文把我称作“进行着建设性的‘新诗格律化’工作”的代表性人物,且以我的12行诗作为“新诗格律化”的最新成果之一加以否定。尽管我够不上李文所称的“诗歌理论家”,也当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进行有理有据的反批评答辩。

我与李珂先生并未打过交道,但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上述长文所列2001年第1期《山西文学》发表文章《世纪之骗——中国新诗》的作者正是其人。那篇文章在省城太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太原日报双塔》为此展开笔谈,著名诗评家王珂、张厚余,著名作家孙涛等均撰文发表意见,我也写了《在整合中铸造新诗的太阳》一文发表,表达了“为新诗辩护,但不袒护,期望新诗在新世纪的整合中革除‘诗弊’,健康发展”的立场和观点,并在该文“构建适合国情和民族审美心理的新诗诗体”一节中,提出了格律体新诗、半格律体新诗和自由体新诗三种具体模式,对其形式特征做了简要阐述。由此看来,我和李珂先生十几年前便有过一次“碰撞”了,这次批评和反批评可以视作上次“交锋”的延伸。


以中华诗词“足够”和“不可替代性”为由否定新诗毫无道理

李珂先生在长文中断言新诗格律化“注定是要失败的”,列出了三条“具体理由和根据”。其中第一条“中国诗歌的体裁已经完善、齐备,后人只要学会、掌握和使用就足够了”,第三条“中国诗歌的‘格律体’已经定型,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永远不会过时”。这两条都是以推崇旧体诗而否定新诗,离开新诗文本而下结论,显然不妥,如同法官在法庭上不列被告的“罪状”而缺席判决。这里需要指出,李先生文章中的“中国诗歌”实际上是指“中华诗词”;“中国诗歌”通常应包括旧体诗即中华诗词和新诗,李先生从概念上便把新诗排斥于中国诗歌之外了,可见其“独尊旧体,罢黜新诗”的态度何等决绝!

我和绝大多数从事新诗创作者,一向尊崇源远流长的中华诗词,尊崇《诗经》以降,从屈原、李白、杜甫,到苏东坡、辛弃疾、元好问等无数诗人所创造的诗词曲瑰宝,同样肯定和尊重20世纪后期直到新世纪旧体诗的再度复兴和可喜成就。但是李珂先生以中华诗词“足够”和“不可替代性”为由排拒和否定新诗,是毫无道理的。

新诗在中国诞生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必然性。正如我在 2012年7月参加重庆一次诗歌论坛发表的论文《格律体新诗重在建设》中做的概括:“新诗是在封建帝制崩溃、西风东渐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引进西方诗歌形式运用白话写作而创造的诗体,是适应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国人突破禁锢、自由抒情需要而产生的诗体。”中国新诗绝非李珂先生《世纪之骗——“中国新诗”》一文指责的‘世纪之骗’,而是顺应潮流的‘世纪之变’!”

新诗与旧体诗兼容并存是中国诗歌的当代格局和发展大势。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水火不容;而是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新诗不能替代旧体诗,旧体诗也不能替代新诗;更不能断言有了旧体诗这一形式“就足够了”,而且“永远不会过时”。诚然,旧体诗的形式相对“完善、齐备”,但也并非完全适应新的时代在内容表现和音韵表达上的要求;新诗在形式构建上“迄无成功”需要逐步成型,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和取代新诗的理由!况且新诗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存在百年,也是旧体诗否定和取代不了的。

对当代中国诗歌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新诗和旧体诗兼容并存,在创作实践中与时俱进和互动发展。马凯先生对中华诗词一往情深并有深度研究,他几年前郑重提出了旧体诗“求正容变”的观点,得到诗词界人士的广泛认同;诗歌界有识之士丁国成、刘章等发出了新诗“振衰去弊”的主张,我深表拥护。近年来有专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呼吁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引起连锁反应。这些才是促进中国诗歌繁荣与发展的好声音、正能量。


新诗格律化是新诗发展和“振衰去弊”的重要选项

李珂先生由否定新诗而否定新诗格律化的努力,对我提出的半格律化也持否决态度,他断言新诗格律化“注定是要失败的”之第二条理由为:“‘自由体’与‘格律体’不可兼顾,因此所谓‘半格律体’是不存在的。”这种推断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新诗格律化符合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新诗体式发展的正常通道。纵观中国诗歌史,中华诗词在诗体上经历了从“自由体”到“格律体”的发展过程,并在此后一直呈现两者长期共存的格局。李先生承认“中华诗词由‘格律体’与‘自由体’两大部分组成”,二者可以兼容;却为何断言在新诗范畴自由体与格律体“不可兼顾”,并对新诗格律化的尝试妄加指责呢?

再看新诗格律化在当代诗坛的现实需要。新诗诞生百年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无需讳言当下仍然存在诸多缺失和弊端,主要是内容上的“失魂”和碎片化、形式上的无序和散文化、表现方式上同时存在的概念化和晦涩化。这是造成新诗失去广大受众和社会的关注,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加速边缘化的内在原因。探索新诗格律化正是在形式上“振衰去弊”,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半格律化则是格律化进程中的一种形态。

李先生对新诗半格律化的指判非常武断,断言“任何国家、任何语种的诗歌体裁,都只能有‘格律体’和‘自由体’两种形式。两者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不能混淆,不可兼顾。”他所举的“论据”同样远离诗歌范畴,而以商务活动中的“契约”、足球比赛中的竞赛规则为例,认为不可能存在“半契约”、“半规则”,由此推断“‘半格律’‘半格律体诗’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以非同类项的对比而做的推断,显然缺乏说服力。

诗歌乃至文学艺术作品,是表现人类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精神产品,其文体、诗体是柔性或刚柔并济的,许多门类可以交融互汇。诗与散文交融产生了散文诗,诗与音乐交融产生了交响音诗,纸上诗歌一经吟诵便成为朗诵诗亮相舞台和荧屏,而朗诵诗融入舞蹈、表演元素便成为情景朗诵诗了。这些现象都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所接受。

创作实践中诗歌各种诗体之间也有交融和新变。传统诗词中的格律体近年来出现了“脱律”现象,产生了不讲平仄的新古体诗、不囿于散曲格律的自度曲,均被诗词界多数人所认可。同样道理,一些诗人对新诗进行格律化的探索,产生了称为现代格律诗(也称新格律诗)的自律体、共律体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称为格律体新诗的“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以及定行诗体的理论与实践。新诗格律化主要是从诗的节律、韵律两个方面进行规范的,标准有严、宽之分,节律、韵律掌握严格的为格律体新诗,而掌握宽泛的就是准格律或半格律体新诗了。据我写诗半个世纪的体验,在新诗与旧体诗之间,自由诗和格律诗之间,如同两条河流交汇处有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间带,自然会产生中间形态的诗包括半格律体诗。

任何一种诗体从诞生到成熟都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李先生一面搜出“‘新诗’历史只有百年,还是一个‘婴儿’云云”的说法,当作一种“奇谈怪论”加以嘲讽;一面称赞中华诗词的格律体问世之后,仅短短的几十年间诗坛面貌顿时焕然一新。殊不知古代格律诗自南北朝的齐、梁萌生,经过北周庾信、隋薛道衡,直到唐初沈(诠期)、宋(之问)才成熟定型,先后历经了一百二三十年。对新诗百年尚未产生理想的诗体,大可不必判其极刑。

死水吧

梁式12行诗是对新诗格律化、半格律化的有益试验

既然李珂先生把我的12行诗当作新诗格律化的“靶子”作出“注定是要失败”的定论,我理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回应。恕我在此用了“梁式12行诗”这一稍嫌自诩的称谓,这是借用诗评家赵青山撰文《梁式12行诗的格律归属》并引发了网上一场争鸣的用语,同时也是为了同其他诗友写的12行诗加以区别。

关于我对自己12行诗的基本观点,李先生在文章开头引用了笔者一段阐述:“我笔下的12行诗,则具有结构有序、节律鲜明、大致押韵等特点,是对自由诗向精短方向和格律、半格律倾向的双重努力,是以定行为特征、介乎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或称格律体新诗)之间的一种半格律诗体。”这是我在12行诗集《雪映金银木》的跋文《关于12行诗的絮语》中的概括。但李先生无视笔者上述表达,将原本致力于新诗格律化试验的12行诗定性为“12行散文诗”,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结合创作体会阐述了12行诗的三个长处,简要列出:

“一是12行诗的分节结构符合诗歌审美规律。我将12行诗归纳为三种结构:34节式、43节式和自如分节式。前两种结构稳定,符合中华传统诗学的对称美;第三种富有变化,随诗人表达的意蕴情绪而调节。”

“二是12行诗的容量比较适合抒情短制的表达。……我写12行诗,单纯意象可以延展,复合意象可以收纳;意蕴精深可以适当舒展,意蕴丰厚则适当压缩;情绪无论起承转合还是一泻而下,皆可承受。”

“三是12行诗的行数也易于为大众接受。一年有12个月,人有12个属相,老百姓计数12个为一打。12这个吉祥数字,已渗透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李文批评我的12行诗却未举例,似有“无的放矢”之嫌。在此我举一首发表于《大河诗歌》2013年秋卷的《晋祠赏菊怀古》,供读者一窥12行诗的样貌:

十里外已闻淡雅的菊香

为一个花朵的节日前来

欣看朱紫、金黄、雪白满园绽放。

花潮泛滥于悬瓮山麓

耸起一条条菊龙,寄意腾飞

与“龙兴晋阳”青铜雕像相望。

菊香里,犹闻李氏起兵鼓角声声

马上之将相,马下之勇卒

碧血与忠骨托起了泱泱大唐。

这如潮似阵的繁花草木哟

高过了斑驳庙宇;我品读晋脉国魂

且为菊龙点睛:民兴晋阳!

除了运用惯常的34节式、追求内在节律、节尾押韵的体式外,这首诗还注重意象营造,在末句以“民兴晋阳画龙点睛给人以启迪。

其实诗界和格律诗界对我的12行诗也存在不同看法,在“东方诗风论坛”网站还引发了一场争鸣,这里不再赘述。梁式12行诗的试验成功与否都属正常,只要对新诗格律化尽了一份努力,能为开拓新诗格律化之路充当一枚铺路石,也是有益和自感欣慰的。

著名诗论家吕进先生2005年发表了《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长篇论著,提出了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重大命题,其中在“关于诗体重建”部分强调:“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吕进先生的真知灼见,今天仍可视为对新诗的准确“把脉”和“良方”。应当清醒地看到,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注定步履艰难,任重道远。新诗正处于诞生百年的历史节点上,我期待新诗界的同仁求同存异,努力创作出更多形式与内涵完美结合的自由体、格律体新诗力作,不断涌现获得诗界和民众乃至被国际上认可的代表性诗人,与中华传统诗词并肩前行共铸辉煌!这是一个携手新诗走过半个世纪的老诗人的心声。

2014611

                                              发表于《太原日报》2014年6月16日“双塔”文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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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谬论理当驳之,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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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日报发出李珂文章和我的反批评文章,据悉明天还将发表两篇短文,请有兴趣的同仁关注!批驳谬论,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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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微斋先生 于 2014-6-30 08:58 编辑

支持志宏先生的观点!
李珂先生对新诗现状的认识是片面的,对新诗格律化议题是无知的,对当代诗词的看法是肤浅的。其原因是他没有懂得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同语言发展变迁规律之间的同步关系。
当代新诗的失败在于在于散文化、非诗化,救弊之道就在于格律化。
当代旧体诗词今天虽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然终究受制于文言语境,虽能反映却终难全面反映当代人的思想与生活。
□■□■□■□■□■□■□■□■□■□■□■□■□■微斋先生    weizhai@ebao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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