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谷

⑹本人撰《解开屈原生年之谜》，用出土文物批驳屈原否定论。

     上述专刊在左下方刊登了黄中模写的这篇文章。专论屈原在《离骚》中，以“撮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自叙生辰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此诗句难解，就被中外屈原否定论者，作为屈原是“虚构的人物”的论据。我国的楚辞学者与天文学家，根据先秦的岁星纪年法，论证了屈原在诗中说的“撮提”，就是木星，即岁星。根据《尔雅.释天》：“正月为陬”，“撮提贞于孟陬”正确的解释，是在岁星于正月晨出东方那一年的庚寅之日，我就降生到人间了。
    但由于理解岁星在正月晨出东方是何年有分歧，更由于论者在用的历法计算有差异，夏历、周历、秦历的正月有差别。因而在具体年代的确认上，有很大的差异，否定论者则以此为依据，疑乎屈原的存在。
      笔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钻研了我国先秦的岁星纪年法，特别是根据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一九七二年临忻银雀山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九七五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等出土文物、及一九七六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相佐证。复以《楚辞》《招魂》、《九章》中的诗句为内证，证明楚用夏历。论证了上述屈原自述生辰的诗行，是自述“生于公元前三四二年夏历正月”。这一发现，可望结束历时千载的关于屈原生年之争的这重公案，使‘屈原否定论’者对这诗句的误解得到澄清”。
      上述《成都晚报》在川师会中，及时刊出学术专版有如下巨大意义：
       ①这是省会所在地的大型报纸组织与刊发的整版学术专刊。其适时配合大会召开，不只是在屈学研究史上是首创，就是在其它学术会中，也很少见。
       ②这一专版诗文，非常醒目，引起会外的文化界与人民群众的注意，当天报纸零售被一抢而光，不少读者打电话去报社要求加印购买，既扩大了会议的影响，又为报纸赢得了好评，该版文章，还受到北京有关著名大报的赞扬（见后读报道）。
       ③一花引来百花香。这是《重庆师院学报》发表批驳日本学的谬论文章后的第八个月，才首次在省会所在地的报刊上有所响应、发表著名学者的反驳日本学者的学术文章，自然意义重大。其为全国及海外重要煤体，学术刊物，刊载与报道这场中日学者的重大论争，作出了范例，使他们打消了顾虑，放手进行宣传与刊发论著，从而打破了八个月的在全国及海外媒体上冷清局面，扩大了我们的文章在海内外的影响（详情见后续报告）。故其功值得大书特书。
    4、三天会议气氛热烈，诗文交流结出硕果。此次会议经过三天的大会套小会的热烈讨论，代表们交流情绪热烈。会议有如下收获：
      ⑴尊屈批谬论，赋诗以言情。在开会期中，专家们在交流中，言之不足，更赋诗以传情。如楚辞专家兼诗人河北大学中文系魏际昌教授的《成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胜利召开试歌五古乙首致谢》诗云：
    蓉城夏日长，花树正芬芳。锦江泛朝霞，细雨滴清商。
    良辰此是矣，美景也无量，楼台掩映处，鸿儒苹一堂。
    共话屈夫子  千古诗之王．《九歌》舒浩气，鹤唳玄天上。
    《离骚》矢忠贞，龙吟帝子乡。大笑出门去，驰聘俱康庄。
    郁郁乎文哉，金玉协万邦。烈烈红旗下，十亿赋鹰扬。
    凤兮自来仪，麟书仁者旁。光华旦复旦，韶声乐未央。
    敬谢东道主，惠我以多方。依依碧栁青，洋洋永不忘，
    举手挥五弦，飞鸿喜翱翔。他年卜邂逅， 祝福寿而康。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四川师范学院
辽宁大学张震泽教授以《闻有人否定屈原及其作品，感赋》诗云：
    生遭众女嫉蛾眉，含垢深山欲诉谁。
    命尽怀沙千古恨，志标桔颂万民思。
    露才扬已蒙冤谤，举国无人竟莫知。
    不及贾生书吊屈，廖胡何故致猜疑？
四川师范学院杜道生副教授《川师屈原学术讨论会之召开》诗云：
                  一
    南国滔滔江水流，遥承雅化接西周。
    山川无极多才秀，诞育灵均自有由。
                  二
    掩涕君门叹九重，逐臣无处表孤忠。
    争光日月留骚赋，妙撰楚辞万古崇。
                  三
    友邦文化久交融，爱国诗人敬仰同。
    一部端平精刻本，当年主席赠田中。
以上诗篇表达了到会专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敬仰之情，诗中含有对中外屈原否定论的否定之意。

沙场点兵

精彩！今天太晚了，还没看完，下次继续拜读！

晓曲

粗读前半部分，深为金谷兄的治学精神感动，更生敬佩。想自己多篇拙文得金谷兄指导，真乃三生有幸！浮云兄所言极是，金谷兄堪称当今国学大师的楷模一点不为过也！择时继续学习。

金谷

承蒙沙场、晓曲及诸诗友关注，感谢鼓励。屈原有知，亦当令帝阍开关，来欣赏东方诗坛，而含笑于九天之上了。

金谷

   ⑵会议论文成果多彩丰硕，系统深入批驳屈原否定论。到会代表为大会提供的五十五篇论文，分别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会上宣讲，做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其新成果有如下几点：
      第一，首先为《史记.屈原列传》（下称《史记》本传）正名，为屈原争生存权。参会的一批论文深入论证《史记》本传的真实可靠性，批驳否定论者，怀疑此传的谬论，为屈原争得生存权。
      1、西北师大赵逵夫教授撰文，证实《离骚》“皇考曰伯庸”的真实性。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的《句亶王伯庸与屈氏及三阊之职考辨》，以《世本》中对于熊渠之子名伯庸的记载，首次以先秦典籍论述了《离骚》中“朕皇考伯庸”的“伯庸，即：《世本》中。记载的熊渠之子名伯庸者，有力地证明了《离骚》前四句是屈原的自叙，表明《史记》本传中说的“原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是千真万确的记述。以此新的成果否定了一些否定论者，对《离骚》前四句的谬解，从而疑惑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的惶惑。。
    2，黄中模的上述论文，批驳否定论者怀疑《史记》本传的谬论。《重师学报》发表黄中模的论文，也在会上散发，他将刘向的《新序•节士》与司马迂的《屈原列传》进行比较，揩出二者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记录了屈原的行事，而不同之处有七。从两文的相异处，说明了《屈原列传》与《节士》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从而批驳了何天行认为《屈原列传》是刘向伪作的谬论。
      在研究《史记》本传问题上，日本三泽玲尔先生根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未载屈原行事，便说司马光不相信司马迁，是司马光“大胆批判”《屈原列传》。黄文指出：这是屈原研究中的老问题。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武汉大学刘永济教授的《屈赋通笺》及闻一多先生的《屈原问题》都曾批评司马光不对，或说司马光是“不满屈原”，或骂司马光是“腐儒”。这不是日本字者的新发现。黄文则首次以司马光的《五哀诗•屈平》及其它材料为证，说明“《通鉴》是供帝王治国阅读的史籍，删去诗赋，不载文学家，是司马光著书的主旨决定的”，从司马光此诗中的“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看，可知“司马光对屈原十分尊崇，对《史记》本传所作的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也是十分赞同的”。此文澄清了中外学者多年来对司马光的误解。
     3，此外，陕西师大司马迁研究专家吕培成教授写的《论〈史记〉及〈屈原列传〉的史源～兼及“屈原否定论”》与辽宁师大卢文晖教授撰的《驳胡适的“五大可疑”论》皆从不同角度赞扬了司马迁写屈原本传的成就，均是此次批驳屈原否定论的新成果。
    第二，集中批驳“刘安作《离骚》论”，为屈原争著作权。讹传西汉淮南王“刘安作《离骚》”论，是中外屈原否定论者最感兴趣的一种谬论，妄图借此否定屈原的著作权。在此会上，有以下论文批驳此论：
     1、汤炳正、周东晖等多位教授、撰文深入批驳何天行的谬论，为屈原争著作权。被日本学者重视并重点传播的，是何天行的《楚辞新考》。而何氏此书的重要论点之一，是鼓吹刘安作《离骚》。本次会议论文首次集中批驳何氏此论，解决了楚辞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遗留问题。
    何天行的《楚辞新考》（ 亦名《楚辞作于汉代考》)，最先出版于1938年的上海沦陷区：1948年由中华书局再版。四十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从未有文章对它作过批判；解放初，只有郭沫若在与朱东润先生进行论争时，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一文的“附记”中云：
         何天行有《楚辞作于汉代考》(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其自序云乃十年前之旧作，朱东润说多与之相同。朱与何不知是否一人。
这当然不是一人。此后何氏之书，似乎被人遗忘了。由于此书没有受过批驳，不只影响了复旦大学的朱东润抄袭其说，多与之相同，且因其流传到国外，日本否定屈原的学人，便视之为新发现的宝贝，不同程度地抄袭或同情此书的论点。例如三泽玲尔在其《屈原问题考辨》中，便称赞何天行是“进一步发展了廖、胡二家的观点”；稻畑耕一郎在《屈原否定论系谱》中，尽管主观上是想客观地介绍何天行的论点，但由于他说“在否定论的诸论文中，撮周密、最系统，的要算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因而也是有兴味的一部书”。这说明他日本学对何氏的著作是同情并欣赏的；也说明何天行的著作，在国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为了系统地批评何天行的谬说，汤炳正的《<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评何天行的<楚辞作于汉代考>》论文，以丰富的论据，雄辩的文风，从文献学、考古学和音韵学等多方面入手，论述《离骚》确为原原所作。其中最有力的论据是引用最新在阜阳地区出土的汉初古墓中，发现了《离骚》残句，与楚辞《涉江》残句（其内容载于1983年《文物》4期的《阜阳汉简简介》）。据考证墓主为西汉初汝阴侯夏侯灶。此人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其时的刘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才十五岁，汉武帝是公元前140年才即位，而何天行却无依据地推论：《离骚》是刘安为汉武帝而作。汤先生的文章，从高度的理论与确凿的论据，彻底批驳并否定了何天的上述谬论。
     周东晖在《屈原辞赋悬日月～屈原作〈离骚〉的否定之否定》文中，更以“《离骚》为刘安作之否定”为题批驳了何天行的谬解；上海大学姚汉荣、姚益心两位教授的《评〈楚辞新考〉》、也全面清算并批判了何氏此书的错误。
    2、黄中模追本溯源得创新，揭露“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不管是何天行、朱东润，还是日本学者，此论都不是他们自己研究的发现，从论点到论据，都是拾人牙慧、抄袭别人的著作。黄中模为大会提供的《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评许笃仁的〈楚辞释疑〉》（此文被参会代表、河南社科院主办的《中州学刊》主编汤漳平研究员，要去发表在该刊1984年第四期上）。
    此文开宗明义说明写作目的，是为了揭露何天行等辈的抄袭丑行。文章说：
         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楚辞研究》，收入了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与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他》等文章，集中宣扬了所谓的“刘安作《离骚》”论。1948年，何天行之书又由中华书局再版，改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此书流行于海外，近些年来被有的外国汉学家，称为“最周密、最系统”的“屈原否定论”，是何“提出‘屈原＝淮南王刘安’的见解”。我想，这果真是何天行提出来的吗?经过一些时间，在查其它资料的同时，终于查到一九三五年的《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期上，刊有署名为许笃仁写的文章——《楚辞识疑》。此文的第一部分——《离骚》，中心论点就是宣扬“刘安作《离骚》”论。为了揭露何天行的抄袭行为，使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他的“屈原否定论”的错误来源，特将许笃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作一番介绍和评论，以飨读者。
       此文接着考证了并批驳许笃仁所列的论据。许文是以东汉末年，荀悦《汉纪》将《汉书》刘安本传中的刘安见汉武帝作《离骚传》（颜师古注：谓解读之，若《毛诗传》）的传字，因形近而误作傅，傅与赋通，于是改为《离骚赋》。东汉末年高诱承袭苟悦之误，在注《淮南子》时，在《淮南叙目》中，亦作《离骚赋》。这本是荀悦的误记。这与东汉初年，班固在《汉书》刘安本传中的《离骚传》，与斑固另外作的《离骚序》中，皆明确言：“淮南王安作《离骚传》”有根本的不同。班固除在刘安本传、《离骚序》中肯定《离骚》为屈原作之外，还作有《离骚赞序》中也明言：“《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岂能因后汉、迟生近200年的人，因一字之误，而推翻前汉班固三言屈原作《离骚》的结论？
    应当以《汉书》的记载为准。而许笃仁以高诱记叙为据，满纸皆是“可能”的推论，拿不出任何论据来推翻《汉书》的记载，固然不足为训。而何天行、朱东润及日本学者等辈，拾其唾余，散播“刘安作《离骚》论”，也就难逃抄袭与谬传之责了。
     3，此外，还有华南师大邓光札教授写的《离骚确为屈原所作》，从内证上来否定何天行的《离骚新证》之文，都从不同角度来指出了何天行错误百出，张冠李戴以及运用假设推理，的论证方法的荒谬性，证明了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从论点到论据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这是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较为集中地批评了何天行的文章，对消除它在国内外的影响，有一定的作用。

金谷

第三、集中批驳日本学者的《楚辞》为“民族歌谣”论，这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收获。日本广岛大学铃木修次与关西大学的三泽玲尔二先生，在文章中都说《离骚》为“民族歌谣”。这与廖季平的《离骚》为“秦博士作”、胡适的“或许是汉人作”以及何天行的“刘安作”论，是不相同的。  
     参会的许多文章针对这一论点，发表了较为精当的意见。郭维森先生的《从屈原创作的个性化论屈原之不容否定》着重论述了《离骚》的自传性质，分析了《离骚》中“表现的鲜明个性”，从艺术特征上说明了《离骚》是屈原的觎作，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绝不是“民族歌谣”。特别是陈守元先生的《<屈原问题考辨>商榷》一文，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论述了产生屈原及其作品的特定历史条件，对三泽玲尔先生的《离骚》为“民族歌谣”论，从八个方面分析了它的不可靠性，像这样从宏观角度来否定日本学者的这一论点，实属可贵。
    这次日本学者的否定论的特点之一，是力图从微观的角度来论证其《离骚》为“民族歌谣”说。如三泽玲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五点具体理由来说明他的论点。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常振国、绛云两先生写的《评三泽玲尔先生否定屈原作<离骚>的五点理由，具体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学者提出的理由与论证的材料的不合理性。例如三泽玲尔先生说《离骚》主人公的思想，有的与“儒家礼仪不相符合”，又有与“道家的处世态度相违背’。而他们的论文则从战国后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屈原受到各派的思想影响，在“广泛地吸取儒、法两家思想中一些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自成一家的思想”。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异国学者提出的疑惑问题。
     在日本一些学者的文章中，把《离骚扩说成是“和《约伯记》及东方的神义论一样”的东西，有的日本教授甚至把它说成是《巫歌》、《离骚》、《九歌》及其它屈原作品都是如此。因此荆州师专杨炳校教授的《论<离骚>与<约伯记>的主题及其它》、河南社科院汤漳平研究员的《评<楚辞>研究中的“巫化”倾向》等论文，具体分析了《离骚》与《约伯记》不同特点，从《楚辞》的来源及其反映的社会内容，分析了《楚辞》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地方色彩，说明了研究《楚辞》走‘巫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类文章，较为雄辩地说明了所谓《离骚》是“民族歌谣”之论，貌似新鲜，实质上是为了否定屈原的著作权，它不符合《离骚》的艺术特征与个性色彩，日本学者提出的理由，只不过是一种不了解我国文学实际的郢书燕说而已。
      第四、参会的一些文章解决了屈原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以新颖的研究成果将屈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新的突破。暨南大学林维纯教授的《刘向编纂<楚辞>初探》，将刘向编辑此书的原因与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证，解除了对于刘向是否编过此书的一些疑惑。
     2、笔者㯢“廖季平的《楚辞新解》未曾否定屈原”，澄清了讹传了六十年的学术问题。 日本学者稻畑在上述文章中：以“廖季平的《楚辞新解》及其它”为题说：“否定屈届本身的存在，则似乎始于廖季平。……唯独不见熟悉的《楚辞新解》这一倡导‘否定论’的嚆矢之作。现在看来,只有以谢无量的《楚辞新论》的引文作为依据了。”找不到《楚辞新解》，不只是稻畑，六十年来，郭沫若、闻一多等著名学者，评论廖氏此书，皆以谢氏之书为依据。
     黄中模的《廖季平的<楚辞新解>未曾否定屈原》一文，在大会上传开后，引起轰动。此文以他发现此书作于1906年的详细论证，说明了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提出“屈原否定论”的第一部专著，是廖季平的《楚辞新解》之论，是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以来的误记。这部书的发现，证实了此书不但未曾否定屈原，而且还肯定《离骚》为屈原所传，《渔父》、《卜居》“为屈子自作”。廖氏否定屈原，是在十多年后，他在经学五变后，欲以楚辞神话部分，来印证他的“天人之学”（即人能上天，勾通天人）时，才将《楚辞》谬解为秦博士作。由于他找不到任何一首秦博士所作的诗来与《离骚》相对证，所以他在《楚辞讲义》中，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他的论点，其结论纯属推论，故被郭沫若、闻一多的文章，批驳得体无完肤。
     黄中模的这篇文章，对廖氏一生经学六变作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廖氏后期是因其晚年，企图证明其“天人之学”的论点，才将楚辞的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手法的神话描写，误以为神仙实有，摒弃了先前自己赞扬与肯定屈原之说，乃是其思想落后与不科学的产物。因此廖氏受到钱穆的批评。钱氏说他的经学多变、翻云覄雨之说，使读者“回惶炫惑，迁转流变，渺不得真是之所在”，乃“如秋风候鸟，过时则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评论廖氏，可谓准确。。
     此文说明日本学者不认真作调查研究，轻信传闻，以讹传讹，故其言不足为训。同时也澄清了讹传了六十年的重大学术问题。受到大会代表的肯定与赞扬。
     3、中国社科院楚辞专家陆永品撰文，批驳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方法论。他以《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一文参会，对日本学者否定屈原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其方法性的错误有以偏概全、主观臆断与假设推理等三方面的错误。他说：
          在思想方法上，他们的共同错误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 不看本质。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是形而上学观点导致出来的错误。
接着，陆永品还列举了国内外特别是日本学者使用的“主观臆断”及“假设推理”等研究方法的表现，并给予严正的反驳。他引用如三泽玲尔的上述文章有云：
    如果屈原仅仅是为了表现个人的心情而借用在现实中有宗教功能的此
类神话作比喻，那么他的作品就同把自己比做耶稣的基督文学以及我国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天皇用作比喻题材的文学作品一样，只能看作是一种
精神错乱的产物，大概早就不容许流传后世了。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
说性的人物。
        这段文字很成问题。陆永品指出了“三泽玲尔使用的是：如果是……是，……那么……就同……一样……大概早就不容许……这种假设推理的句式，在假设推测的前提下，他又下了肯定的结论说：‘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就这样，他把屈原其人的历史真实性，竟轻而易举地一笔抹煞了。”
    这就抓住了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的失误，是假设推理。陆文的论述深刻有力，入木三分。   
     陆文还引用了古有传闻“曾参杀人”，而其母也疑之的事实，说明“经过三个人散布的不真实的言论’，也能起到一些迷惑作用。但是作者坚信：“我和不少同行，决不会因为屈原‘否定论’者凭空一而再、再而三地散布否定屈原的言论，就动摇对屈原的信念。”陆永品的文章论证深广，事实确切，气度非凡，逻辑严密，表达了中国许多《楚辞》专家的心声和对待“屈原否定论”者的态度。
     4、会中还有许多文章从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屈原作品与荆楚民俗的分析等方面，切实地论证了屈原存在及其作品的真实性，肯定了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以上四方面的成果，旗帜鲜明地论证并批驳了中外屈原否定论，这是《楚辞》史上的一次创举。

金谷

    （十一）学圃议苑开鲜花，笔耕引来百花香
      上述川师会议后，引动各省市媒体、内部简报与学术刊物纷纷发表批驳日本学者的文章。犹如一花引得百花开，江间后浪催前浪，奔腾向前。这表现在有河南社科院的《学术资料》17期编发的《近年来关于屈原问题论争简况》及中国社科院编印的《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12期《关于屈原问题论争》，较为扼要地介绍了此次论争及会议的情况和成绩，为传播会议的精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这些报道，都是内部的简报，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公开发行的具有权威性的媒体与更高一级的权威机构的重视和转播，而有了意想不到的、更大的影响，使得此次论争，犹如倒啖蔗，渐入佳境。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北京《光明日振》刊发文章，肯定并赞扬批驳 “屈原否定论”。成都会议结束后，《光明日报》于6月19日以《成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批驳“屈原否定论”》为题，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成都会议的成果。其全文云：
       由四川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屈原问题学术衬论会，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召开，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七十余人，会议论文五十五篇。其中不少代表着重就去年国外个别学者提出的“屈原否定论”进行了批驳。
    关于历史上有无屈原其人的真伪问题，近几十年来国内有个别学者如廖季平、胡适、何天行等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代表的论点是：屈原“这个人物实际上不存在”，“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作”，“《离骚》的作者，本是淮南王刘安”。但大多数屈原问题研究者不同意这种论点。
    去年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和三泽玲尔先生分别写了《屈原否定论系谱》和《屈原问题考辨》两篇论文（译文见《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系统地阐述了何天行的观点，提出了“屈原否定论”。这次屈原问题讨论会针对他们的论点进行讨论，贯彻了发扬祖国文化、匡正世界曲说的宗旨，受到国内广大屈原问题研究者的好评。《成都晚报》为此刊出屈原研究学术专版。                                               （文）
        这篇报道是自上年重师学报发表批驳日本学者谬论的文章以来，首次见诸北京权威报刊的文章。另外报道用“批驳”二字，在报刊上也是首次在媒体上使用。再者是赞扬此次会议是“贯彻了发扬祖国文化、匡正世界曲说的宗旨”，也是首次在媒体上使用。最后还表扬了《成都晚报》为会议刊出的学术专刊，这都是报道的出新，由于《光明日报》是刊登学术研究的有较高威望的有影响的大报，无疑是会议的主办方与给参会者、特别是对全国各地正在观风向的报刊以极大鼓舞。
    2、各地学术期刊破除疑虑气氛，相继发表反驳日本学者的文章，迎来了我国学术界评论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绚丽的春天。成都会议与《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在1984年一年中，就有下列学术期刊，发表了批驳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的文章。计有：
⑴汤炳正《〈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湖南《求索》1984年3期。
⑵姜亮夫《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序》《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2期。
⑶陈守元《论屈原赋的美学特征～兼评“屈原否定论”》《重庆师院学报》1984   年2期。
⑷王开富《〈史记.屈原列传〉非伪作辨》《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2期。
⑸黄鹄（黄中模）《廖季平从〈楚辞新考〉到〈楚辞讲义〉的变化》《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2期。
⑹黄中模《评“屈原传说”论》《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2期。
⑺黄中模《何天行〈楚辞新考〉谬误一例》《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2期。
⑻林维纯《刘向编辑〈楚辞〉初探》《䀈南大学学报》1984年3期
⑼邓光礼《〈离骚〉确为屈原所作》《华南师大学报》1984年3期
⑽丁冰《郭沫若同“屈原否定论”三次论争》《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3期
⑾王锡三《试论屈原赋与楚族巫舞的关系》《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3期
⑿陈广忠《论〈楚辞〉与〈淮南子〉之关系》《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4期
⒀龚维英《从内证看〈天问〉的著作权》《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4期
⒁谭优学《屈赋〈招魂〉说》《西南师院学报》1984年增刊（总34期)
⒂黄中模《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中州学刊》1984年4期
⒃常振国、绛云《评三泽玲尔否定屈原作〈离骚〉的五点理由》《中州学刊》1984年4期
⒄屈守元《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四川师院学报》 1984年4期
⒅卢文晖《〈史记.屈原列传〉岂容否定》《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4期
⒆姚汉荣、姚益心《评〈楚辞新孝〉》《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4期
⒇周东晖《屈原辞赋悬日月—屈原作〈离骚〉的否定之否定》《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4期
（21）吴明贤《〈九歌〉为司马相如所作辨误》《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4期
（22）陆永品《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河北学刊》1984年5期
（23）曲宗瑜《是巫歌，还是屈原之歌？》《辽宁师大学报》1984年4期
（24）龚建昌《从屈赋看屈原其人的历史存在》《学术论坛》1984年4期
粗略搜索，可见在1984年，单是学术性刊物发表的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的论文就有24篇。此后几年，在各地发表批驳日本学者的文章更多，成为当时全国稀有的学术研究的热点。

金谷

3、各地文摘期刊相继转播，文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在学术界，除各大学学报，学术期刊之外，还有一种文摘报刊，如《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学术文摘》……等，如你的文章得到这些文摘的青睐，摘要再将主要观点加以发表，就更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其可鉴别社会效果如何？故其级别的高低，还可作为评定职称与评奖的依据条件之一。上述各地学术期刊发表批驳日本学者的文章后，受到各种学术文摘的重视，纷纷予以摘要传播，扩大了文章的社会效果。以黄中模等的上述文章为例，乃可见一斑。
    ⑴如《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一文，在《中州学刊》1984年4期发表后，立即得到《学术文摘》于1985年3月的搞要转播，其转转播之文，又于1985年11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再转播,而流传于世。其摘要文字云：
    《中州学刊》1984年4期上，发表黄中模的论文中说：何天行1938年出版的《楚辞新考》……集中宣扬了“刘安作《离骚》”论，此书流传到海外后，近些年被有的外国汉学家吹捧为“最周密、最系统的“屈原否定论”，
       并认为是何天行“提出的见解”．但经查实．最早宣扬“刘安作<离骚>”论 的并非何天行，而是1935年在《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期上刊登的署名许笃仁的文章《楚辞识疑》，何天行的主要观点都是从许笃仁的这篇文章中抄袭而生的。
        黄文批驳了许笃仁文章中的几种错误论点： 一、许笃仁轻信高诱的《准南叙目》，怀疑 《史记》记载不实，是缺乏根据的。刘安确曾作过《离骚传》，而未作过《离骚赋》；二、《离骚》的写作背景，是屈原写来怨刺楚王的，而许文说成是刘安刺汉武帝，从各方面来说是说不通的。三、《离骚》的内容与刘安的《推南子》的 内容迥然不同；反映的思想倾向也是不相同的，因而不可能同出同一作者之手，此外，黄文还从二者的文艺观进行比较，否定“刘安作《离骚》”论的说法。（复摘）

       此摘要极为精炼地转播了黄文的主要论点，宣扬了何天行的抄袭丑行，否定了日本学者宣扬“刘安作《离骚》”的论点。扩大了黄文的社会影响。
      ⑵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播上述《重师学报》刊登的一组文章。该刊由中国各高校联合编辑，公开出版，在上海发行，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该刊1984年3期第90页刊登以《〈重庆师院学报〉载文，批》驳“屈原否定论”》为题的摘要云：
         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大树。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近几十年来，在我国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们中，却有极少数人将屈原说成是传说人物，把他的作品挂在他人名下，意图从历史上把屈原这个人销除掉。针对这种否定屈原的论调，《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集中发表五篇论文，分别从文史理论和材料等各个角度加以批驳，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列在五文之首的是姜亮夫先生的《《屈原问题论战史稿．序》。这篇序文强调指出，屈原其人，“历来都成为‘文人’推崇的对象，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一些非侮屈原的人，“或者是别有苦衷，或者是别具心肠之徒”，“我们不能以百家争鸣来原宥这一个学派的罪孽”。    陈守元的《论屈原《楚辞，的美学特性——兼评屈原否定论》一文，
从屈原的生活，思想、创作三个方面探讨《楚辞》的主要美学特性。并据以对“屈原＝刘安”说提出质疑。黄中模的《评“屈原传说”论》就屈原的生年问题、屈原的世系问题、屈原的政洽经历问题，论证了“屈原传说”论的种种荒谬。王开富的《〈史记•屈原列传〉非伪作辨》指出了屈原否定论者为了否定屈原而否定《屈原列传》的逻辑错误。此外尚有黄鹄的《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一文，也是批评“屈原否定论”的佳作。                                      (雾城)
       该文以极其精简的语言，摘要了上述五篇论文的内容和论点，而且寓褒眨于字里行间，颇得春秋笔法之妙。

金谷

  4、国务院相关机构通报表彰，肯定会议批驳屈原否定论。成都会议后，河南省社科院及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都先后在自己编辑的简报中，报道了此次会议批驳日本屈原否定论的情沈和取得的诚果。而更高层的，乃是国务院古簎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辑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26期（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刊载了一篇《屈原研究动态》，作者：常振国、绛云（下称简报）。
此文详细报道了此次与日本学讨论屈原问题与川师会议的情况。文章开头说：   
          最近，四川师范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专题性学术讨论会，评议近六十年来的“屈原否定论”。 接着文章略述了从二十年代开始经历的由廖季平、胡适、何
      天行等人的文章宣扬的屈原否定论，以及由谢无量、郭沫若、陆侃如对他们的论点进行批评的论争后，文章说：解放以后，虽然有个别学者提出过“刘安作《离骚》”的论
      点，但在受到学术界的批驳后，也就随之消声匿跡了”。
接着文章述日本学者掀起的否定屈原的情况说：
                对“屈原否定论”，过去学术界的大多数人以为荒谬不值一驳。虽然有人也写了些批评文章， 但其中有些地方意气多于说理，揶揄冲淡了事实。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近年来，“屈原否定论”在国外又被一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国学者捡起，持别是日本，自六十年代起，先后有不少文章和著作公开怀疑和否定屈原及其作品。一九六八
      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铃木修次（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同高木正一（立命馆大学教授）、前野直彬（东京大学教授）三人共同主编并约请日本二十多纠大学的二十 多名教
      授、副教授集体撰写了《中国文学史》。这部著作被称为是“代表了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最新成果”，至今已再版十多次。在该书“导论"的第三节“古代文学的特
      性”中，执笔者铃木修次提出了所谓“屈原传说”及《离骚》、《九歌》、《九章》等篇章不是屈原所作的论点。……
简报接着叙述了日本有冈村繁、稻畑耕一郎等，先后跟踪发表了否定屈原的文章后，评论日本学者的观点：“虽然仍是二十年代初期阔内廖、胡等人所持的老论调，没有什么更新的“突破"，但在论证的方法上，比较周密，远非廖、胡的空谈所能及。尤其是他们中有人引用了七十年代初我国出土的汉墓帛画和战国帛画为新的论据，在国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为此，简报重点介绍了这次论争的起因。作者说：
          对日本部分学者怀疑、否定屈原的这一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动志》（总56期)上曾有过侧面报道。《重庆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在征得稻畑耕一郎、三泽玲尔的同意下，刊载了他们二人的文章，同期发表了黄中模、陈守元二位同志与之商榷的文章。两位日本学者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引起国内
      《楚辞》研究工作者们的极大关注。著名《楚辞》专家、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先生在病中，请人将文章读给他听，并称赞黄、陈二人与日本学者商榷的态度很好。著名
      《楚辞》专家、四川师院教授汤炳正先生看到《重庆师院学报》后，赞同就此问题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屈原问题讨论会，以推动《楚辞》研究的深入。北京大学教授林庚、河北
        大学教授魏际昌、辽宁大学教授张震泽、辽宁师大教授李志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曹瑛等，纷纷表示应该对日本学者否定屈原及其作品的论点进行批驳。
             经过一年的准备，酝酿，今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四川师范宇院召开了“屈原问题讨论会”。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市的七十七名大专院校的教授和专业工作者出席子会议，
       共提交论文六十六篇。这些论文从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屈原作品、南方文化及荆楚民俗的分析等方面，切实地论证了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实性，肯定了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
       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年逾古稀的汤炳正先生撰写了近万言的《<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文，将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论证翔实严密，很有说服力。西北师大
       青年教师赵逵夫，首次引用《世本》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屈氏之始作了考辨，认为《离骚》中的“伯庸”：就是《史记•楚世家》中的句亶王熊伯庸，从根本上批驳了
      “屈原是传说中人物”的论点；河南社会科学院汤漳平同志，用近些年来出土的大量古文物资料，对《九歌》作了深入探讨。重庆师院黄中模同志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终手
       找到了六十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提出“屈原否定论”的第一部专著一一《楚辞新解》，并发现廖季平在该书中未曾否定过屈原，廖氏否定屈原其人，始于辛亥革命以后写
       的《楚辞讲义》一书，澄清了这个讹传了六十年的问题。上述诸篇论文，都是《楚辞》研究的新成果。它们不但批驳了国内外“屈原否定论”，同时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开
       辟了新途径。
            据了解，这次会议后，河南、河北、湖南、四川、安徽等省一级的学术刊物上：将分别选刊有关论文。四川要为此次会议编辑专题论文集。有关同志介绍，台湾最近出
        版了一本以“有无屈原其人”为专题的论文集，发行后，在国外引起了反响。

      以上就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的简报主要内容，并有如下历史和现实意义：
    ⑴简报表明并肯定了我国对日文化交流的大方向。此文明扼要地叙述了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提出与跟风的发展过程，并对此次论争的发起、会议取得的成果及其深远的影响，作了肯定性的评述。这是当时肯定与赞扬会议的最高机构，说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在对日交流中，对于有利于双方友好交往与错误言论的两个方面，要区别对待。对其错误言论，必须批驳之，才有利促进于双方的交流。
     ⑵简报肯定了会议与各地报刊正在批驳日本学者的文章，“是《楚辞》研究的新成果”，“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这就肯定了这次论争在楚辞学史上历史意义，为今后文化学术界及各地媒体的介入，消除了障碍，并为这次论争能得到深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简报的现实意义。
      ⑶在简报中两次提到黄中模的文章及其成果的意义，不但肯定其在这场论争中的作用，而且是其自放飞梦想以来的近四年中，所受到的最高级别的肯定和表彰；因其在此前曾受到一些阻碍，大都在艰难与困顿中求索，所以从未有过如此高的预想。简报的问世，这又一次证明，在人的行为实践中，不但可出真知，而且对原有梦想还可超越。
      ⑷简报对黄中模今后的科研，起了促进作用。由于有国务院相关权威机构的肯定和表彰，其成果自然会受到社会、特别是出版机构的重视，这为前述四部楚辞研究著作，能够得到各个出版社的垂青出版，作了实在的铺垫。同时也对其在本单位的楚辞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前其所进行的楚辞科研，多是个人努力。自成都会议、特别是有上述简报的肯定后，重庆师院各级领导对此项研究工作更加重视，不但以学院名义，向院内外多发简报，肯定与表彰黄中模发起这次论争的情况和成绩，而且还专门为其成立了“楚辞研究室”。此举不但团结了更多的科研力量，而且拨出专项经费支持，创办了《楚辞学集刊——楚辞研究与争鸣》，同时还在中文系本科生与研究生中，增设了楚辞研究课。工作环境有了改善，乃能取得更多的成绩。

金谷

    5、《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文章，向海外通报批驳日本学者的谬论。在与日本学者进行论争活动中，除了上述《光明日报》、《国务院简报》将论争情况，向国内通报外，接踵而来的是《中国日报》英文版（1987年7月28日），发表了记者袁瑞琴的《为真实的屈原问题作辩护》文章。其文云：

    二千五百年来，屈原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吗？《楚辞》被认为是屈原的主要著作，是由他的学生写的吗？
    重庆师范学院黄中模老师，竭力证明怀疑屈原的人是错误的。他指出屈原的确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是楚辞的主要作者。
    根据黄中模的论证，屈原是中国最早的爱国诗人。他吸取了楚国（现在的湖北省一带）最优秀的民歌的精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楚辞》中的大部分诗歌，就是屈原用这种风格写成的。而且因为语言优美，思想浪漫而流传至今。
                              教科书
    对屈原的存在和《楚辞》的创作的怀疑，是几年前的一些日本学者重新提出来的。他们的理由有如：屈原的生卒年不详；再如宋代（960～1279年）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序言中，屈原被说成是“想象中的诗人”，《楚辞》被说成是其它诗人的著作。
    五年前黄中模读到了这篇序言，他决定立即研究这个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他确实在司马光长达八十多卷的文集中，发现了一首歌颂屈原的诗。
    1983年至1985年，黄中模发表了十篇关于研究这位中国诗人的文章。
    除了撰文以外，黄中模还宣传他的观点，并在文学界发起论争；他还应邀到一些大学讲学。并且，由于他和同仁的努力，1984年召开了全国性的屈原研讨会。会上怀疑屈原的论点，受到了强烈的驳斥。
，                    （杜承南译。译者，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     

     此文简要地向海外读者荐介了黄中模为屈原的生存权与著作权发起与日本学者进行论争的过程与成果，肯定了为此召开屈原研讨会、日本学者“怀疑屈原的论点，受到了强烈的驳斥”的情况。据后续消息，在新加坡与美国的有关媒体还转播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