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谷

（久违了，银川回到习水，续前   ）
      2、在上海会见楚辞专家萧兵，寻找日本原著困难初得解决。1983年元旦后几天，在大雪纷飞的时刻，我从杭州到了银装素裹的上海，住在姜先生的弟子华东师大姚益心、姚汉荣俩家里。她俩是姜先生办的楚辞讲读班的学员，见我从姜先生处来，招待十分热情，想陪我在上海各地风景名胜好好玩几天！
     我给她们讲了上述梦想，有很多困难问题未得解决，根本没有心思玩。就其中最大困难、是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原著难寻。尽管在杭大用功学了半年日语，可查日文资料，但在杭州仍未查到。因此想在上海寻查，并请她们帮助在上海查找。她们表示理解，愿意帮助！
     在上海各大图书馆查了三天，仍然没有任何结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岂知就在这极端绝望之时，转机出现了。
     原来是在杭大进修刚结束时，有朋友说淮阴师专萧兵教授，与国外学者多有联系，建议我去找他，试试看能否找到日本学者原著。
     萧兵在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楚辞专家了。因要驳日本学者的论点，必须反驳论据。要驳论据，非找到原文不可。于是下定决心给萧兵写信，想绕道去苏北拜访他，请他帮助。岂知在年底就得到萧老兄的回信说：
       中模先生教席：
          ……祝贺您的《屈原问题论战》（即上述《论争史》）成功。这是
        有关屈原的“真实性”问题，日本最近有几本书仍坚持屈原无此人，     有几篇论文研究此，台湾也有专论，不知您是否已列入？
           您元月初七去沪，我可能那时也在上海，或在行前写信给你（现尚    未定）希望在沪畅谈。届时请向延安 路上海自然博物馆
       人类学会林加煜先生打听我的去处。匆祝
         文安！                                                  萧兵1983，11、16
这封信落款日期是11月16日，原来此信写好，因他是否去上海，未定，故未发出。及至定了，才将信发出，并在信封背面批注云：
            接上海通知，我将于1、7――12日在上海衡山宾馆参加中国人类学会。  
                                                                 又及，12、13日，
      这封信，我于12月26日在杭州大学收到。故于次年元月5日就到上海等候他了。元月8日下午我到衡山宾馆去会见了他。整个下午，我们谈得很诚恳而热烈。他研究楚辞的几部煌煌大著，我读过，学界很赞赏。当与他谈到日本学者在否定屈原时，他很关心，支持我将同日本学者的论争进行到底，并愿将自己保存的日本学者研究屈原的论文给我参考。同时还建议我直接写信给日本学者索取原文。他说。日本汉学界，很愿意同中国学者交流。
     与萧老兄在上海的一席话，确实胜读几年书。以他丰富的学识积累、敏锐的眼光和对朋友的热忱，解决了我朝思暮想，渴望得到日本学原著的特大困难。
    首先是他一言九鼎，诚信待人。在上海分别后，他回到家便立即给我寄来几篇日本学者，研究屈原的论文。其中有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的《屈原否定论系谱》，此文是我首先找人翻译后发表的日本学者的文章之一。这真是喜出望外了。
    另外是遵照他的建议，将自己研究屈原的著作，寄给日本学者进行交流。此举果然有效。我回到重庆后，便将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寄了很多给日本各地的学者后。投桃报李，立即收到日本学者的回赠。其中有日本“郭沫若文库”负责人、著名作家菊地三郎回赠的大作：《亚洲文化的再认识》（此书对我当时正在写作的《毛泽东咏雪词－－〈沁园春〉词话》很有帮助）；还有日本八代学院讲师三泽玲尔在的《屈原问题考辨》。尽管如此，但离要求还很远，梦想还未实现，仍需继续努力寻找。

金谷

3、到武汉师院见张国光教授，帮助找到日本铃木修次原著。为了寻求支援。我从南京乘船，未直接回重庆，只到武汉。在武昌武汉师院中文系拜会了张国光教授。
     国光先生是在我上述飞驰梦想过程中的坚定而大力支持者之一。我认识他是缘于几年前，因他与北大宋史专家邓广铭进行关于宋江问题的论争。因在有关宋江投降问题上，有宋代将领《折可存墓志》可证，由在此墓志公开发表时间上，存在较大的分岐，我撰《重读折可存墓志》一文，在《重庆师范学报》发表，后经《光明日报》报道，有力地支持张先生的论点，驳倒了邓广铭的说法。因此相交，成了好友。
     此次我从南京到他处，他热情接待我，并向他倾诉了上述梦想及找不到日本学者原著的困难和苦恼。张先生听后很有感动，满口答应设法为我寻找日本学者的原著。
     果然张先生也是一诺千金。他向日本朋友求援，在我回到重庆不久，就为我找到了上述日本铃木修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前野直彬著的《中国文学史》。
    上述三种日本学者的原著，很凑巧，都是在我从杭州进修回到重庆后的两个月内收到。这两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我简直高兴得流出了热泪。时值1983年仲春，校园中的桃李盛开，缤纷绚丽，我满怀喜悦的心情，在中华大地上，继续放飞上述梦想。
（因以后还有更困难的路要走，文字更多，只有留在今后去写，请热情关注的朋友，今后看正式出版物吧！）

金谷

因文字较长，加以我认为写诗的大概只关心拿起枪杆打日本侵略者，不太关注文化上的中日分岐。因此有上述不愿续帖的申言。
    今晚因天气转凉，从习水归家，打开论坛见秋水兄上述鼓励，很受感动，既然不乏知音，就冒昧继读贴续，倘尘诸诗友之宏观，则不胜感谢之至！

金谷

（六）翻译发表日方论文，撰写文章发起论争
      找到日本学者研究屈原的文章，大致有10多篇。但我不懂日语，找谁初读文章？选择谁的文章来翻译和发表呢？这是一道难关。找了几个教日语的老师，把文章给他们看，因其中渗入大量古日语，他们见了都摇头说不好办。
    1、收集到大量日本原著，找谁翻译成了大问题。日本学者研究屈原的原著，经过两年的辛苦努力，踏遍重庆、杭州、上海、武汉几乎是半个中国，靠上述长者与友人的帮助，终于收集到10多篇、与多部专著。要了解这些论著的内容与价值，必须找人翻译。
    找谁翻译呢？在茫茫人海中，犹如大海捞针。去重庆各高校，请教多人，都无结果。其原因：
    第一、日本学者大量原著，夹杂许多古日语，加上楚辞古奥，一般懂现代日语的青年教师，看了如读天书，见了就摇头并谢绝。
    第二、有的懂日语的老师，是朋友介绍的，不熟悉，提出翻译后，交稿就要付翻译稿酬，而且要价很高。我当时又没有科研丝毫经费，每月几十元工资，怎能付得起高稿酬？
自已又不会日语！这真是天大困难了。怎么办，放弃吗？几年辛苦岂不白费了？正在忐忑不安，百般为难之际，真是蹈破铗鞋无觅处，寻来全不费功夫！

金谷

2[size=5]、日语翻译家韩基国先生，为译日方论文立了大功。后来还是本院有位教授英语的教授，见我太为此忧愁苦闷了，便主动关心，在一个晴朗的上午，给我推荐了一位能人：就是时任重庆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的韩基国教授。
    他又名韩鹏，人在五十开外，面目慈祥。原是日本占领旅顺时期的日语专科学校的高材生，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抗战胜利后参加解放军，随军入关，后转入高校长期教授日语，确知他是精通古日语的专家后，于是拜访他。
     他是系主任工作繁多，教学任务又重。先说他太忙，恐怕无暇照顾，但经登门三顾，给他讲了上述初衷、与这两年的艰苦历程后，精诚所至，果然金石为开。
    在我的精诚的感动下，答应丢下他手中其它活儿，尽快把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文章译出来，并翻译成中文。他的速度快到，拿着日本学者文稿，当场就可将文章大意译给我听。
    经过他很快的浏览、解说和翻译，从得到的日文资料看，可知日本学者对楚辞的研究非常重视，在五六十年代，日本学界曾广泛开展过关于屈原问题的讨论。正面肯定并歌颂屈原者有之，但接受中国近现代廖季平、胡适等人否定屈原观点的也不是少数。
    除前述简报中，报道的由铃木修次主编的十多所大学共同的教材《中国文学史.导论》直接否定屈原外，在其它大学中，也有一批学者在否定屈原。特别是像继近现代之交的廖季平、胡适之后、在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沦陷区的孤岛写文章否定屈原的何天行、丁迪豪之流的长篇论文，流传到日本之后，他们文章中的许多似是而非、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论据，在日本学术界，确是使其中一些人信以为真。如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副教授稻畑耕一郎编纂的《屈原否定论系谱》就是一例。
     此文发表在该校文学会1977年12月编印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三期上。作者在此文中，貌似客观转述中国学者廖季平、胡适、何天行、丁廸豪……等否定屈原的发展论点和论据，其中提出“屈原否定论”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对其中一些“否定论”者提出的问题，多有肯定之辞，并认为过去在这一问题争论中，“部分人从感情出发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反应”。此文在客观上，起着宣扬屈原否定论的作用。所以后来在1985年他来华，在荆州参加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之际，在荆州师专向师生作学术报告、回答学生提问时所言：他的文章中的那些屈原否定论者提出的论点和论据，要靠你们自己（指中国学者）努力去研究，才能辨别真伪。
     另一类是像三泽玲尔发表在日本《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21号上的长篇论文《屈原问题考辨》那样，直接否定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宣传楚辞为“民族歌谣论”，从而进一步否定屈原及真著作权。
     再者是也有像立命馆大学的白川静教授，提出楚辞为楚巫集团所作论；九州大学的冈村繁教授主张屈原只是一个忠臣，并不是楚辞作者的标新立异之说。
    在这些否定屈原的日本学者中，如铃木修次、白川静、冈村繁等，皆是日学术界响铛铛的很有名汉学家，其著作在海内外文坛影响颇大。
    这么多日本的著名教授在起劲地否定屈原，令我吃惊！连声叹息其大有《战国策.魏策二》所谓的“三人成虎”之势。因此感到对日本著名学者的否定屈原的趋势，不能袖手旁观。谬论必须批驳，谎言必须揭穿。
    这些日本学者的文章，都经过韩基国先生生的辛勤翻译（冈村繁的文章除外），这些译文，后来都收在我的《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一书中，于1990年，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翻译这些文章时是只作贡献，不计报酬，而且有求必应。只是在发表与出版后，才由报刊或出版社付给稿费。可见韩基国先生为维护屈原的著作权、与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的崇高精神，和他日夜辛劳付出的心血，十分可敬，至今想起都会使我的感激之心，久久不能平静。

金谷

   2、得到本院学报大力支持，发表争论文章连闯三关。经过韩基国先生的翻译，我们选出上述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的《屈原否定论系谱》、与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等两篇文章，首先发表，以期引起中日学者撰文论争。这两篇译文在1983年初夏就初步定稿了，岂知要想发更非易事，从经历看是要闯过三关。
    ⑴首先要过文章写作关，驳倒论据赢得学报赞赏。我把翻译的日本学者的文章，交给我院学报孙成武主编看，同时也给他讲了我的上述梦想。他听了很受感动。但他感到要发表日本学者这两篇文章很不容易。首先，他说日本学者的这两篇文章不能单独发表，要将与他们进行讨论的文章同时发表，最好是对等，要有两篇有质量的文章来配合，形成论争局面，发表才有意义。
     我想，要过这一关并不难，因要撰写同他们进行论争的文章，我早有准备。 从日文资料看，日本学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汉代的司马迁到近现代的廖季平、胡适、何天行、丁迪豪等人的论述、从孔子到圣经的引述，日本学者都有涉及，带着这些问题，我从到杭州大学进修以来，都在着手进行研究和深入探讨。从1982年到1983年两年时间，是我最辛苦的日子。
     一方面是广泛查阅资料。为了撰写《屈原问题论争史》，要阅读那些丛书、别集，经常从清晨苦熬到深夜。王逸、司马光、洪兴祖、朱熹、黄文焕、王夫之、林云铭等人的著作，我通通认真读过了，笔记作了一大叠。全唐诗、全宋词也认真翻阅过。为探讨屈原生年问题我去有关天文台请教，为查原文、特别是善本与解放前的报刊资料，要到各大图书馆阅藏书，或去求助友人，就要翻山越岭、沐雨櫛风，披星戴月，野店秉烛，苦不堪言。确实发挥了长河击水的拼搏精神。最后终于有了收获，写出了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的系列论文，并解决了一些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驳倒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的论据上，狠下功夫。
      其时，撰文同日本学者进行讨论的方法，已有成熟的考虑。从日本学者的文章中，得知他们虽拿不出新的铁证来否定屈原，其文中的论据，大多是转述国内的屈原否定论者的文中的论据。有信心一方面可将胡适、何天行等人的文章中的谬论和捕风捉影的论据驳倒；另一方面对他们别出心裁、网罗新证的错误，是否能驳倒他们的论据，也很关键。若能如此，就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证明日本学者的文章的谬误，还屈原及其著作权的历史真实性。
     有了上述学术上的准备，因此在1983年我就写成五、六篇文章，后来在本校学报、中州学刊、江汉论坛及荆州师专学报等刊物上，陆续发表。
为了闯过双方论文对照发表关，我选出已经写好的、反驳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的文章：《谈〈屈原问题考辨〉涉及〈史记．屈原传〉的一些问题》，和请我校陈守元老师写的《〈屈原问题考辨〉商榷》两篇文章，连同日本学者上述两篇论文，同时于当年四月底交给孙成武主编。他看了，对我驳三泽在他的上述文章中的论据，十分赞赏。例如三泽玲尔在上述《屈原问题考辨》中，列述引证了从汉代扬雄、班固，宋代的司马光、洪兴祖，金代的王若虚，到现当代的孙次舟、汤炳正等论屈原的著作，对其中有关论点与文字，或作鲁鱼亥豕之谈，或为无中生有之论，或进行片面曲解，为其否定屈原的论点，作强辞夺理的佐证。对于他列举一大堆论据，我在此文中，都据理引用原文，一一加以辨证，将其论据驳倒，犹如釜底抽薪，揭露其荒谬的原形。
     例如三泽玲尔在上述《考辨》中，为了否定司马迁《屈原列传》的真实性，便列述引证了从汉代扬雄、班固，宋代的司马光、洪兴祖，朱熹，金代的王若虚，到现当代的孙次舟、汤炳正等十多种论屈原的著作，其荒谬的曲解，来证明他在文章中所言的是对司马迁作的《屈原列传》的“未必无条件的诚服”与“大胆批判”。从他的文中看来，这位异国学者是很懂得古人说的“例不十，法不立”的真理的，他才罗列古今史料，来为其否定屈原的论点服务。
     这很凑巧，对于他列举一大堆论据，正是我在撰写《屈原问题论争史稿》中所论述的，在我看来，他所列举的这一系列楚辞学史上的论据，都是一些谬证。其中或作鲁鱼亥豕之谈，或为无中生有之论，或进行片面曲解，为其否定屈原的论点，作强辞夺理的佐证。如能据理引用原文，一一加以辨证，就可将其论据驳倒，犹如釜底抽薪，揭露其荒谬的原形。因此在文中，对其列述的论据，展开辨证。例如其在上述《考辨》中云：
   前汉末期扬雄（公元58～公元18））在哲学著作《法言》的《吾子》篇中，有如下议论：“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爱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对于扬雄来说，诗人屈厚只不过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而已，并非是一个明辨真知的圣贤。
       上述三泽引扬雄法言之文，既说“如玉如莹”，又说易变为“丹青”，是难于理解的。但其时，正是我已经写了《扬雄〈反离骚〉及其引起的论争》的长篇论文，已发表于武汉《江汉论坛》1982年第六期。对扬雄论屈的史料比较熟悉。乃在文中，引用清学者汪荣宝的《〈法言〉疏证》为其考证：“爰当为奚，形近而误“；“奚变丹青，言久而不变也”。汪氏为征实其考证的确切，还在其后论证云：
    后文（扬雄《法言》）《君子篇》云：“或问圣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诸？” 曰：“吁！是何言欤？丹青初则炳，久则渝”，彼言渝此言变同诂。玉色久 而不变，丹青则否。 故云：“如玉如莹，奚变丹青”。
       同时我还在文章中，引用了扬雄在《反离骚》中，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有“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之叹。可知扬雄是认为屈原虽为圣哲，但未能全身远害，乃是时代和命运的缘故。这就驳倒了三泽未认真深研究扬雄原著，就断言扬雄认为屈原是“语言魔术师”，而非圣贤的谬证。
    又如在三泽论北宋司马光对司马迁的屈传的认识时，他在文中说：
          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充满了文艺复兴的气氛。……许多文人开始对《史记.屈原列传》和《楚辞》的内容作各种大胆的批判。例如，传说十一世纪北宋宰相司马光编   著《资治通鉴》，完全未载屈原的事迹，这是司马光考虑用严格的态度编写史书的结果。
果真如此吗？经我分析，三泽在此犯了形式逻辑推理的错误，把《通鉴》没有载屈原行事，就当作司马光是对《史记．屈原传》的“大胆的批判”。我就不相信后司马要否定前司马。于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通读了长达八十多卷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终于在其中，找到了十多条司马光热烈歌颂屈原的材料。如其《五哀诗.屈平》云：
       白玉徒为浩，幽兰未谓芳。
        穷羞事令尹，忠不怨怀王。
        冤骨消寒堵，忠魂失旧乡。
        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此诗说明，司马光是赞同司马迁说屈原作品，“可与日月争光”的评价的，怎能谬言“大胆的批判”？尽管这可以驳倒日本学者在司马光问题上的谬误了，但我还不就此作罢，而要进一步揭示，司马光为什么在《通鉴》中不载屈原的缘故。于是再次大海捞针，深入宋代丛书中，终于在宋人撰写的《邵氏闻见后录》里找到了答案。其文有云：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绪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
这说明司马光主张在《通鉴》中不载诗赋文章，故未载屈原行事。我校《学报》编辑部，还认真去核查了原文，正确无误，便肯定了我们评论日本学者的论文有礼有据有质量，可以发表。这样就闯过了撰文的第一关。
      ⑵要过翻译文章质量关，未料大连会议起波澜。把文章交到我校学报去。不久孙主编回答：可以发表，但因外事无小事，经请示外办，怕文章翻译有误，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必须把译文送给日本学者过目，经核定认为译文无误之后，才能发表。
     为什么这样慎重？因其时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北京及全国各地正在筹备迎接三千日本青年访华。为了不妨碍大局，必须慎重行事。
此时已是1983年暑假期间，其时八月，我去大连出席辽宁师范大学主办的屈原学术研讨会。我將译出的准备发表的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上述两篇文章带到会上，给有关楚辞学者看，同时在大会发言中，作了《评日本学者屈原否定论》的发言，立即引起出席大会学者的强烈反响。纷纷来索看日本学者的文章。真料不到来看日本学者资料的人中，有一位姓×的朋友，自称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日本文学翻译者。他将我带去的译文要去看后，便暗中在会下到处㪚布，说译文错误很多，这样拿出去，恐怕要引起外交纠纷。
     本来大会已准备将我的发言，写成简报报道出去，眼看一锅温水快要沸腾了。但经此人散布的流言阻挡，大会秘书处就把简报取消了。这如一盆冷水，意外泼来，真使人叹息！
    会中，因大会组织去参观大连旅顺口，登上其间的白玉山，在日本占领旅顺时留下纪念塔前，眼观脚下波涛汹涌，吟成《白玉山前》诗云：
            登临白玉望东瀛，历史波涛脚下生。
            旅顺口前评屈子，且㸔笔底卷风云。
尽管在此会中遇到了障碍，但自己受登山远眺的激励，还是不灰心，因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乃在会中，继续为发动论争，不遗余力作到会代表的工作。除了召开有关座谈会，申明保证把日本学者的论文翻译正确，在我院学报发表外，还将有关愿参与者的分工选题确定下来，以便大家会后回去写论文。
     经过这次在大连会上的小小的挫折，更鉴于当时在国内，还找不到审核这两篇译文是否正确的专家，我也觉得应当找日本写文章的当事人校正，也免出错。这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我只得把译文，寄给日本三泽玲尔和稻畑耕一郎,并说请他们校对，是否正确。寄出后，经过暑假不久就收到他们的回信，都说说文章翻译得正确无误，而且精彩。

金谷

⑶第三是过要日本学者明文回答同意发表关。日本学者回信说译文正确后这回该发表了吧，但经学报向外办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发表日方的文章，是为了批驳他们的观点，必须先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向日本学者说明：可能引起争论与批评。是否发表，要日本学者明文表态。这就难了，万一日方不同意发表，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硬着头皮不断写信，去向日方说明。日本学者才不顾及那些，只要他的文章能在屈原的故国发表也很高兴，不但回信同意发表，而且写了后记，
    稻畑耕一郎的《后记》云：
          拙稿乃作于数年前课余之际，匆匆未及细思，不尽之点，处处皆是。今承美意，译成汉文，甚感荣幸，愿借此机会，与读者共商，敬祈不吝赐教。
                                      稻畑耕一郎1983年8月30日于东京未晞斋。
      三泽玲尔的《后记》云：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学习中国文学的，我对《楚辞》 的一些探索也是在我业余时间散学的。这次能有机会在《楚辞》的故乡发表 拙作，我不但感到特别
    光荣，而且心里觉得不安，衷心求教于各位喜爱《楚   辞》的先生们。
       我知道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象，有很多入热爱而敬仰他。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需要什么偶象，这就是我特别要想阐明的一切。
       近三十年来，我国《楚辞》的专家都认为《楚辞》里有古代巫术的影响，有些入主张屈原是借古代巫术的形式而创作《离骚》等诗篇的；其实，据我说，这种臆测也不能成
    立，《韩非子，说林，下》有一句话说；“巫咸虽善祝，不能自祓也。”   
       至于有关《天问》；《橘颂》等篇来源的我的推论，现在我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思想飞跃了一些，请先生们彻底批评。   
       最后在此感谢有关诸先生帮助我发表拙作。
                                      三泽玲尔1983年9日1日于日本神户
     他们都认为能在中国高校学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是值得肯定的事。而且都感谢能发表，并欢迎赐教与彻底批评。这说明他们欢迎争论。
学报主编孫成武知道后，就果断地签署发稿対排。     
       于是上述我和陈守元老师与日本学者争论的两篇论文，连同上述韩基国先生翻译的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与三泽玲尔的两篇论文、共四篇形成一组文章，便在1983年10月的《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发表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后果如何？读者是可想而知的。（待续）

金谷

  （七）各地学界鼎力相助，协力打破冷清局面。
    作好上述大量准备工作后，《重庆师范学报》于1983年（10月）第4期，将上述日本学者：立命馆大学稻畑耕一郎、与八代学院三泽玲尔的两篇文章及其后记连同我和陈守元老师的两篇文章一并发表了。这一组文章的题目是：
     《屈原否定论系谱》（稻畑耕一郎著、韩基囯译）。
     《屈原问题考辨》（三泽玲尔著、韩基国译）。
     《屈原问题考辨》《陈守元》。
     《谈〈屈原问题考辨》中涉及的有关〈史记．屈原列传〉的一些争议问题〉（黄中模）。

      这一期学报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重视，在社会上有热烈的反响：第一是这期学报销路较好，各地纷纷购买，是我院学报影响最大，并且销量最多的一期。初版售完后还再版销售，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轰动效应。
     1、文章发表后轰动全国，各地学者纷纷来信鼓励。全国各地的学者看了文章后，给我的来信，如雪片般似的纷然而至。
     首先是许多老一辈全国著名楚辞专家，来函表示赞扬与肯定。如杭州大学姜亮夫师，于1983年11月6日来信中云：“你们在你校学报上发表的评日人稻畑等文章及其原文，我虽不能读，但叫一个研究生为我读后，也略知大义。我更注意你们的文章，态度很好。祝你们成功。”因为姜先生强调与日本学者讨论时，要有礼有节，以文化交流商榷的姿态从事。因此他称赞我们的文章“态度很好”，并祝成功。
      又如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楚辞专家、汤炳正先生读了我校学报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的文章后，立即来信云：
中模同志：
    自贵院《学报》发表了日人文章及大作之后，学术界反映很好。为了
维护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历史地位您们做了一件极其有意义的工作，而且
打响了第一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关于今夏在大连会议上，分下的题目写好后，应于明春举行一次小型
（最多三十人）的学术讨论会，以便交换意见，互相促进，而这个讨论会，最好能由贵院作东道主，以便在原有胜利的基础上，扩大战果。……
    关于明春的讨论会，是否即以四川高等学校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名义举行，重点请几位国内的学者。当时分任题目的同志，当然都应参加。
     以上意见很不成熟，进行结果如何？希能示知是盼！
     匆匆即颂
撰祺！                             汤炳正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四日
     汤先生的信，将此次论争，称道是：“维护世界文名人屈原的历史地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这为我们开始的论争作了定性，激发了全国学术界摆文论争的热情。同时此信还首次提出召开全国性的屈原学术研讨会来深入对日本学者的文章进行讨论，为此后的学术讨论的发展，揩出方向。汤先生在此后为此次论争所作的努力和实践，证明了他是言必行、行必果、知行一致的诚信长者。
     首发的学报刊载的论争文章，还得到保定河北大学中文系著名楚辞专家魏际昌教授的大力肯定和支持。他来信云：
   中模同志：
     惠书及《学报》均已收见，谢谢！大作材料充实，论辨犀利，
可谓‘以理服人’，想三泽等东瀛同道，当能‘收视反听’矣！英雄出壮年，佩服！讨论会事，我们极盼汤老出来领导，能在成都召开最好。但希望能同两湖同志协商一下。
    ……因之‘讨论会’也可于后年（85年）方有条件在河北省北戴河或承德等地举办。论文我也打算写一篇，题目未定。
        参与讨论是设有间题的。因忙，迟复为歉。请代问汤老好！

    敬礼！                                  魏际昌
                                             83、11、15
      魏老在此信中，提及的“讨论会”，是支持汤炳正先生提出，要为此次论争举办全国性的研讨会。意即如不能在成都或两湖举办，乃愿在河北牵头承办，这为以后商议举行全国性的与日本学者进行论争的会议打下了舆论基础。
    不只如此，《学报》发表上述讨论文章后，连九十高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楚辞专家、举国唯一招收楚辞博士生导师林庚教授也致信云：
黄中模同志：
   手教奉悉，拜读大作为慰。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同志曾写文章，为屈原
争著作权，此后似无风波。不想八十年代国外又生怪论，我近年体弱多病，视力衰退，白内障既未到作手术阶段，又不能多阅读、多写字。屈原光芒万丈，岂蚍蜉所能撼。
    足下仗义为文，理所当然，不胜欣感！专复不尽一一。敬颂
    著祺                                   林庚
                                         1984，1，9

      除以上老教授的来信外，还有一大批中年著名学者的来信对我进行鼓励。如湖北大学的张国光教授，湖南师苑大学的颜新宇、湖南社科院的何光岳都热情来信肯定和鼓励。
    此外还有许多不相识的名家，来信索取论文。如河北省文联著名诗人刘章的来函，就是一例。刘章知道我们在同日本学者论争是别人告诉他的。其信云：
黄中模同志：
    问好。颜新宇同志转信来，说日本三泽玲尔等发表了否定屈原文章，很
是生气。不知您能否将三泽的文章搞一份来？我可以和几个老同志合写文
章。麻烦您了。此致
    敬礼                         刘  章
                                  1984年2月27日
       诗人刘章的信，代表除高等学校外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对此次论争的关切态度。可见这次发表的论争文章，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初步影响。

金谷

  2、在日本学界亦有影响，稻畑耕一郎亦来函致谢。上述学报发表的文章传到日本学界，也在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其著名学者小尾郊一、浅野、菊地三郎、竹治贞夫等也来函索取该期学报。特别是当事人畑耕一郎亦来函致谢。其全文云：
黄中模先生台鉴：
    十一月中旬奉接大札及《沁园春词话》一册，十分感激，先生笔力雄
健，思绪敏捷，从大作中深有感触，想必今后更有佳著，者得先读，必为
乐也。
    贵校学报收悉，拙文承蒙翻译刊载，诚为幸事，此非深论，不足与成，
但我愿其成为学术交流引玉之砖，则荣幸之至。编辑孙成武先生，译者韩
基国先生之前，敬请转达谢意。
    新年亦到，我於今年或许访问中国，大约会有机会在贵地面晤各位。
其时欢叙一堂，将何其愉快。到时会与诸位联系。谨贺
    新春！
                               稻畑耕一郎
                                  一九八四年元旦


       稻畑1948年1月生，家住日本千叶县，任教于早稻畑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其时正是年轻的日本汉学家。其信用熟练的汉语、炽热的词语，表达了他有感于刊载其论文的谢意、并渴望交流的心情。从中启发我们找到与日本学者的契合点：学术交流。基于此，才为以后我们与日本学者多次见面、有礼有据地相会论争，都保持了较为友好的气氛，使我们的文章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是后话。

金谷

3、两湖朋友同心协力，冲破媒体清冷局面。上述论争文章发表后，只有学者反响热烈，而各地媒体报刊反应冷淡。我原以为只要重师学报发表讨论文章后，各地报刊会陆续转载、发表文章云集而影从。那知在从1983年10月至1984年4月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任何报刊发表过响应文章。局面可谓冷冷清清。
    ⑴各地已撰论文难于发表，得遇报刊主编畅谈原因。原来在1983年8月的大连会上，我持姜亮夫师写给他的“楚辞讲习班”的弟子、我的师兄们的信（大意是讲明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写文章来参与讨论，以维护屈与民族文化的尊严），在会上抽时间宣读信件、座谈和分工写文章并拟定题目。他们都高兴地报了选题。
      大连会议后，上述《重庆师院学报》与日本学者进行论争的文章发表后，他们见日本学者在文后附言表态：肯定文章翻译正确、并希望进行论争，便消除了在那次会上，由个别人散布的消极影响，从而放手写出了一批文章。他们给我来信，说文章已经完成，并投寄给有关报刊。其中如暨南大学的林维纯、云南大学的殷光熹、陕西师大的吕培成、辽宁师大的卢文晖、华东师大的姚益心、姚汉荣等教授，都是此次写文章参与论争的积极参加者。可是他们陆续来信说，文章投寄给有关报刊后，都说暂时不能刊登。其原因有多种说法和反应。但主要是与日本讨论屈原问题，与当时中央要加强中日邦交的大局和气氛不符合。最典型的是我在1984年春，在参加一次古典文学研讨会上，上海《学术月刊》的一个负责同志告诉我说：
     “我们曾经接到过与日本学者讨论的类似文章，但我们不敢发表。因为当前加强日中邦交是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他还关心地对我说：“你打消这个念头吧，别犯干扰中日邦交的错误！”听了此话，我禁不住一阵不寒而栗！
    ⑵ 参加武汉古典小说研讨会，会议内外带来可喜的收获。面对一些媒体与报刊，小心谨慎，不敢盲目跟风的冷清局面，很是忧虑。在焦急之际，突然天降转机，令我永远难忘。
     原来是突然接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张国光教授寄来邀请函，邀请我去参加由湖省水浒研究会、《江汉论坛》编辑部、武汉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同时邀请我在此会前，到武汉师院中文系去讲学，题目是“评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
     我接受了邀请，于3月10日提前到达湖北武昌，在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张国光教授的主持下，向他们的学生作了“评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的学术报告。同时对张国光教授帮忙我找到日本铃木修次教授否定屈原的原著表示感谢。到场听讲的学生有300余人，听了当场响起一遍热烈的掌声。我讲完后，张国光教授还高屋建瓴地讲述了他对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持批驳的态度和意义。学生情绪热烈，是我在此以后数次在他们学校讲学中的最热烈的一次。
    ⑶参加李尔重接见座谈会，激发了媒体关注的热情。在这次会上，最难忘的，还是在张国光教授的精心安排下，参加李尔重接见座谈会，有非常意外的收获。
     大会于3月13日开幕，讨论一天后，14日早上，国光教授突然通知我说：  
     今日下午原湖北省委书记、现湖北省顾问委员会李尔重副主任与省委宣传部长要来接见与会的教授、副教授以上的专家，进行座谈，特邀（因我当时只是一个讲师，故云特邀）你参加这次座谈会。你可在发言时，谈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同时请湖北省文化界支持。
    因当时高校评职称刚刚开始，教授很少，到会的副教授也不多，在100多位与会代表中，符合这个条件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当时只有我与复旦大学的黄霖两个讲师出席此会。
      此会规定每人发言不能超过十分钟，这么短暂的时间，我怕讲了起不了应有的作用，于是去与河北大学中文系魏际昌教授啇量，请他在会上发言时，也讲批驳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问题。魏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
     在开会时，李尔重率领湖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的领导和媒体到会，与会者发言十分热烈。在张国光教授谈了1982年湖北省举行屈原学术讨论会及筹备成立中国屈原学会后，我立即提纲絜领地讲了日本学者否定屈原、以及《重庆师院学报》首创，刊登与日本学者论争的文章、及全国学术界的热烈反饷后，魏际昌教授便接着大谈与日本学者论争的重要性，并希湖北省文宣部门支持。
     李尔重在专家们发言完后，也作了热情的讲话。虽未对与日本学者论争问题表态，但谈到了湖北是屈原的故乡，应当重视对屈原的研究。这无疑是对我们发言的肯定。此次座谈会后，出现了可喜的情况：
     大会秘书处在编发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会》会议《简报》第3－4期中，以《湖北省委顾问委员会李尔重副主任，于十四日邀请与会的部份专家举行座谈》为题，报道了这次在座谈会上专家发言的内容。其中有云：
         魏际昌教授和黄中模同志介绍了《重庆师院学报》于1983年4期发表日本三泽玲尔著《屈原问题考辨》的译文后，在我国学术界的反应：林庚教授等人对三泽玲尔否认
屈原是历史上真实人物的观点，用坚实的材料作了有力的反驳。有的报刊也准备发表反驳“屈原否定论”的文章。四川师院还将于六月间召开专家对论会，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他们希望我省和与会专家，也就这一问题写出力作。

《简报》于次日上午即普遍散发到每位代表手中。其报道的内容，超出我的想象。在一个专家云集的小说理论讨论会中，例外地报道我们与日本论争的内容，实属意外而可贵。简报出后，立即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应：
     一是在大会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因到会者遍及各省市高等学校的专家和媒体代表，除了许多高校教师或来找我了解情况、或来索要与本学者的文章外，特别是到会的媒体代表，纷纷主动来采访，更为可贵。
     二是在上述座谈会后的当天晚上，晚饭后正准备外出散步时，突听有人敲门。我把门打开，见一个胖呼呼的中年人进门来就自我介绍：
          我是《成都晚报》记者吴红。今天下午在座谈会上听了你的发言后，很感兴趣，现特来采访。
       我当然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从交流中，得知他是成都晚报副刊部主任、同时还是研究中国古文化、特别是明清小说的学者。当我将学报发的争论文章、及上述梦想、筹备经过与克服的困难的情况告诉他后，他认为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是学术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与政治无关。乃当场表态，要大力支持。当他得知即将在成都召开屈原学术讨论会（此会的组织情况，容后介绍）时，当场答应：他主编的《成都晚报》副刊，可以为会议编发一版学术专刊。会后，果然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在报刊媒体宣传方面打开了局面。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