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金谷 于 2014-10-15 20:31 编辑
第三、集中批驳日本学者的《楚辞》为“民族歌谣”论,这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收获。日本广岛大学铃木修次与关西大学的三泽玲尔二先生,在文章中都说《离骚》为“民族歌谣”。这与廖季平的《离骚》为“秦博士作”、胡适的“或许是汉人作”以及何天行的“刘安作”论,是不相同的。
参会的许多文章针对这一论点,发表了较为精当的意见。郭维森先生的《从屈原创作的个性化论屈原之不容否定》着重论述了《离骚》的自传性质,分析了《离骚》中“表现的鲜明个性”,从艺术特征上说明了《离骚》是屈原的觎作,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绝不是“民族歌谣”。特别是陈守元先生的《<屈原问题考辨>商榷》一文,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论述了产生屈原及其作品的特定历史条件,对三泽玲尔先生的《离骚》为“民族歌谣”论,从八个方面分析了它的不可靠性,像这样从宏观角度来否定日本学者的这一论点,实属可贵。
这次日本学者的否定论的特点之一,是力图从微观的角度来论证其《离骚》为“民族歌谣”说。如三泽玲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五点具体理由来说明他的论点。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常振国、绛云两先生写的《评三泽玲尔先生否定屈原作<离骚>的五点理由,具体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学者提出的理由与论证的材料的不合理性。例如三泽玲尔先生说《离骚》主人公的思想,有的与“儒家礼仪不相符合”,又有与“道家的处世态度相违背’。而他们的论文则从战国后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屈原受到各派的思想影响,在“广泛地吸取儒、法两家思想中一些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自成一家的思想”。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异国学者提出的疑惑问题。
在日本一些学者的文章中,把《离骚扩说成是“和《约伯记》及东方的神义论一样”的东西,有的日本教授甚至把它说成是《巫歌》、《离骚》、《九歌》及其它屈原作品都是如此。因此荆州师专杨炳校教授的《论<离骚>与<约伯记>的主题及其它》、河南社科院汤漳平研究员的《评<楚辞>研究中的“巫化”倾向》等论文,具体分析了《离骚》与《约伯记》不同特点,从《楚辞》的来源及其反映的社会内容,分析了《楚辞》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地方色彩,说明了研究《楚辞》走‘巫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类文章,较为雄辩地说明了所谓《离骚》是“民族歌谣”之论,貌似新鲜,实质上是为了否定屈原的著作权,它不符合《离骚》的艺术特征与个性色彩,日本学者提出的理由,只不过是一种不了解我国文学实际的郢书燕说而已。
第四、参会的一些文章解决了屈原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以新颖的研究成果将屈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新的突破。暨南大学林维纯教授的《刘向编纂<楚辞>初探》,将刘向编辑此书的原因与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证,解除了对于刘向是否编过此书的一些疑惑。
2、笔者㯢“廖季平的《楚辞新解》未曾否定屈原”,澄清了讹传了六十年的学术问题。 日本学者稻畑在上述文章中:以“廖季平的《楚辞新解》及其它”为题说:“否定屈届本身的存在,则似乎始于廖季平。……唯独不见熟悉的《楚辞新解》这一倡导‘否定论’的嚆矢之作。现在看来,只有以谢无量的《楚辞新论》的引文作为依据了。”找不到《楚辞新解》,不只是稻畑,六十年来,郭沫若、闻一多等著名学者,评论廖氏此书,皆以谢氏之书为依据。
黄中模的《廖季平的<楚辞新解>未曾否定屈原》一文,在大会上传开后,引起轰动。此文以他发现此书作于1906年的详细论证,说明了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提出“屈原否定论”的第一部专著,是廖季平的《楚辞新解》之论,是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以来的误记。这部书的发现,证实了此书不但未曾否定屈原,而且还肯定《离骚》为屈原所传,《渔父》、《卜居》“为屈子自作”。廖氏否定屈原,是在十多年后,他在经学五变后,欲以楚辞神话部分,来印证他的“天人之学”(即人能上天,勾通天人)时,才将《楚辞》谬解为秦博士作。由于他找不到任何一首秦博士所作的诗来与《离骚》相对证,所以他在《楚辞讲义》中,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他的论点,其结论纯属推论,故被郭沫若、闻一多的文章,批驳得体无完肤。
黄中模的这篇文章,对廖氏一生经学六变作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廖氏后期是因其晚年,企图证明其“天人之学”的论点,才将楚辞的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手法的神话描写,误以为神仙实有,摒弃了先前自己赞扬与肯定屈原之说,乃是其思想落后与不科学的产物。因此廖氏受到钱穆的批评。钱氏说他的经学多变、翻云覄雨之说,使读者“回惶炫惑,迁转流变,渺不得真是之所在”,乃“如秋风候鸟,过时则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评论廖氏,可谓准确。。
此文说明日本学者不认真作调查研究,轻信传闻,以讹传讹,故其言不足为训。同时也澄清了讹传了六十年的重大学术问题。受到大会代表的肯定与赞扬。
3、中国社科院楚辞专家陆永品撰文,批驳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方法论。他以《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一文参会,对日本学者否定屈原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其方法性的错误有以偏概全、主观臆断与假设推理等三方面的错误。他说:
在思想方法上,他们的共同错误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 不看本质。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是形而上学观点导致出来的错误。
接着,陆永品还列举了国内外特别是日本学者使用的“主观臆断”及“假设推理”等研究方法的表现,并给予严正的反驳。他引用如三泽玲尔的上述文章有云:
如果屈原仅仅是为了表现个人的心情而借用在现实中有宗教功能的此
类神话作比喻,那么他的作品就同把自己比做耶稣的基督文学以及我国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天皇用作比喻题材的文学作品一样,只能看作是一种
精神错乱的产物,大概早就不容许流传后世了。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
说性的人物。
这段文字很成问题。陆永品指出了“三泽玲尔使用的是:如果是……是,……那么……就同……一样……大概早就不容许……这种假设推理的句式,在假设推测的前提下,他又下了肯定的结论说:‘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就这样,他把屈原其人的历史真实性,竟轻而易举地一笔抹煞了。”
这就抓住了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的失误,是假设推理。陆文的论述深刻有力,入木三分。
陆文还引用了古有传闻“曾参杀人”,而其母也疑之的事实,说明“经过三个人散布的不真实的言论’,也能起到一些迷惑作用。但是作者坚信:“我和不少同行,决不会因为屈原‘否定论’者凭空一而再、再而三地散布否定屈原的言论,就动摇对屈原的信念。”陆永品的文章论证深广,事实确切,气度非凡,逻辑严密,表达了中国许多《楚辞》专家的心声和对待“屈原否定论”者的态度。
4、会中还有许多文章从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屈原作品与荆楚民俗的分析等方面,切实地论证了屈原存在及其作品的真实性,肯定了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以上四方面的成果,旗帜鲜明地论证并批驳了中外屈原否定论,这是《楚辞》史上的一次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