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俾斯麦

（上）

　　这阵子在收集“老照片”，遇到一些“入眼”之作总想找点话借题发挥一下。这张老掉牙的“李鸿章与俾斯麦”合影，所承录的虽然是早在上百年前的一段历史，而如今看来却很有几分新鲜之感。加之俺一向对李鸿章颇有些另眼相看，故而就有了以下的这番说头儿。

　　该图记载了近代史上的一次世纪会晤，时为1896年6月。图中之两位留胡子老头儿李鸿章与奥托·冯·俾斯麦，前者为中国晚清时期的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淮军的创始人和统帅。后者为德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是19世纪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对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并成为德国第一任总理，有“铁血宰相”之称。李鸿章与俾斯麦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却纵横捭阖于同一时代，不仅分别为本国“政要”，而且年龄相仿，并同被后人称之为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

　　对于李鸿章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要员，作为国人大多都应有所了解。简而言之，所谓大清帝国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使他成为了民族的罪人，而其兴办洋务、创建海军又不能不说是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近代素有“曾湘李淮”之说，其中所谙曾国藩的“儒气”和李鸿章的“痞气”。这对被后人称之为晚清历史天空中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双双出身科举，李曾是湘军统帅曾公文正的幕僚，后自立门户创建淮军，因受过曾的指点和大力支持，故自诩为曾的学生。虽然当时有句话叫作“淮军半出湘”，但李鸿章在仕途上显然要胜过他的老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俺曾经对曾国藩颇有敬仰，因而在阅读相关书籍时难免会留意到其“高足”李鸿章之种种，其中印象最为深刻是李曾自炫道：“受尽天下百官气，养成胸中一段春”。一个在起伏如潮的宦海中行舟者，能将如此具有自我慰藉价值的精神意向铭藏于心，可见此人道行非浅，而这种我们姑且将之称其为“自嘲”的态度或许可以解释为“顺逆一视，欣戚两忘”吧。俺认为，无论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从微观上看，身为男人，李鸿章毫无疑问是个成功者，既如此，就难免要为其开脱一二了。

   自古以来，人类向来是以功利主义作为价值观主流的，通常之下，世人对功名利禄的热衷往往遮蔽了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和焦虑。而能够犹如陶渊明那般“不以心为形役”，像苏轼那般淡定于“一簑烟雨任平生”，将人生的顺境与逆境置之度外者又有几多呢？可见，李之一生无论是功还是过，其中自然少不得一些不由自主的成分。就此，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有诗评曰：

   一生荣华出曾门，三朝辅政至中堂。
   少时有志匡华夏，老来失策亲虎狼。
   马关喋血卖国契，糊裱难堵漏风墙。
   辛丑叠恨终呕命，至死屈身背骂名。

　　俾斯麦是位老外，又生在遥远的十九世纪，想必当今国人知之甚少，故以资料为介。他于1815年４月出生在普鲁士一个贵族世家，幼时受过良好教育，曾经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历史和外语。大学期间，他曾与同学作过27次决斗，毕业后服兵役。俾斯麦体格强壮、个性粗野，为了追求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后成为普鲁士议会议员，被任命为普鲁士邦驻德意志联邦代表会的代表，曾任驻俄、法公使。1862年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极力推行当时的“铁血政策”，主张通过战争，由普鲁士统一德国。他相继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逐步实现了德国统一。随之出任新成立后的德意志帝国宰相，并受封为公爵。在此后的20年间，他权倾朝野，对内加强普鲁士和帝国政府的权力，促进容克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和经济收益，镇压工人运动；对外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争霸欧洲，并向海外积极扩张，成为19世纪下半叶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对于这样一位欧洲史上的巨擘，在CCTV推出的《大国崛起》中是这样评价的：总体来说，俾斯麦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具有极为强烈的功名心，是一个重视行动，讲究现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意志坚强，富有感情，并且性情暴烈，干劲十足的人。他的军旅生涯并不成功，大学时光也都被花在酗酒和女人上，他的外交经历也没有为他赢得什么朋友，但他的确拥有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拥有的才能：他具有估量对手的超凡能力，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他还有一个赌徒的直觉，知道何时下注，何时离桌。与大多数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了解德国民族主义的暗潮涌动，并看到了普鲁士或者顺潮流而昌，或者逆潮流而亡的历史命运。

　　然而，就是以上这样两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洲际，却同是具备了不同凡响政治背景的代表人物，在一百一十三年前完成了那次历史性的国际会晤。关于这次会晤的背景及过程，历史上是这样记载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日本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抗议和朝臣弹劾，致使他从仕途的顶峰跌落下来，先后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官职，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的贤良寺内。慈禧太后念他过去的功劳，让他作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参加俄罗斯沙皇加冕典礼，并趁此机会出访欧美。李的这次公费旅行历时一百九十天，其间，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九万多里，访问了欧美八个国家，尤其是欧美五大强国：俄、德、英、法、美，他是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外交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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