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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微斋先生 于 2017-4-30 09:39 编辑
往事如斯未尝往也 ----写在龙生七旬华诞之际 （作于2011年，今重发 ） 真应了“少年子弟江湖老”这句戏词，转瞬间那位潇洒倜傥、豪放不羁的龙生竟然也成了七十老翁，而我与之同龄已然先期一月跨入了这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门槛。几十年流光不舍昼夜，把我们带进了人生的七十年代。然而，正如子瞻先生所云：“逝者如斯未尝往也”，一连串的人生轨迹依然清晰可循，诱人频频回首。一千多年前长安兴庆宫中的那些白头宫女，人到晚年，也难免要“闲坐说玄宗”，更何况白了头的少年学友正站在人生这个重要的里程碑面前呢！ 一 在重庆远郊北碚缙云山下的团山堡，有一座五十年代新修的重庆师范学校（后改名为重庆第一师范学校，即今之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这便是我和龙生的母校。虽是新修，却是历史悠久。因为它是由原重庆市立师范学校、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和川东师范学校三所老学校合并迁建而成。其中单说这“川东师范”就十分了得：它的前身是创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川东师范学堂，校址原在城内，民国十九年（1930）迁到通远门外两路口石马岗（即今文化宫，当年还是城郊）。合并迁碚后，依然保持了固有的严谨校风和学风，师资力量雄厚，校图书馆藏书丰富，学生科技、文艺社团活跃。我于1956年考入该校，真是如鱼得水，课堂受教之余，参加了文学社和戏剧社，很快成为骨干社员。 在一次学校的话剧晚会上，我认识了万龙生。那是1957年初夏，他高我一个年级，事先也彼此知名。记得那晚演出了本校学生才子韩锡麟编剧的《三张唱片》和郭沫若的《屈原》选场《雷电颂》。在两个剧目的换场间歇，我在后台见到刚下场的万龙生。他还带着剧中人的激动，嚷道：“真痛快！像真的同别人吵了一架一样。”我迎面递给他一份我主编的油印刊物《晨曦》，说：“你就是万龙生，我知道你们在办《启明》，这份《晨曦》同你交换吧！”他说：“哦，我早就知道你了，很高兴认识你！”接着却显得懊丧地补充道：“我们的《启明》被没收了。”刚说到这里，学生会文娱部长兼任的导演叫道：“《雷电颂》的演员准备上场！”我只好同他分手，他大步离开了后台。 那时的一师，真是哺育我们的温馨摇篮。记得那套仅使用一届即奉命终止的与《汉语》“分家”的《文学》教材，在中外文学史的知识方面给我们以初步的启蒙；老师大多是饱学宿儒，课堂上尽情发挥引得我们如痴如醉；而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更是为我们此后的创作生涯乃至教书糊口提供了充足的储备。那时，我们完全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氛围中，课余坐阅览室、写诗作文、编辑壁报及油印刊物、朗诵和演剧，互相在对方的作品中探讨交流。 很快，龙生初露头角了。1957年6月，创刊不久但是引人注目的《星星》诗刊刊载了16岁的小作者万龙生的《小伞兵》： 草地上遍布白色的蒲公英 就像蓝天上缀满无数星星 我摘下一朵轻轻吹一口气 天空中立即飘降着小伞兵 …… 那位未来的诗人，此时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二 哪知好景不长，这样优越的学习氛围在龙生的处女作发表后很快就结束了。我在其中只获得一年（1956秋--1957夏）的优遇，龙生比我幸运的是，他早一年进校，享受了两年。 新学期开学，我们被告知，那些受人尊敬、博学多才的老师一个一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右派”，不少刚毕业的高年级校友一到工作岗位也成了“右派”，我们不仅要与他们划清界限，还要起而批之斗之。课堂上，整日聆听新来的政治教员生硬而富有煽动的说教；而很快，这些政治教员有的也成了“漏网右派”，这又在恐怖与惶惑中凭空增添了几分黑色幽默。 1958年年初寒假中，我们被带到嘉陵江对岸修水库。开学回校后每天象征性上两三节课后，便是无休止的劳动和政治“学习”。我们还被要求像成人一样给领导“提意见”，按指标完成若干张大字报。龙生积极投入“学习”，踊跃发言，终于言多必失。天哪！谁知道是“阳谋”呢？当时那么多大学者、老教授都入其彀中，更遑论我们这些稚气未脱的未成年人了。于是，面临毕业分配的龙生顺理成章地以“政治不及格”的待罪之身获准不毕业，分到小学“见习”，只工作不领薪（每月给20元生活费）。我比龙生幸运的是，虽然发表过“右派分子也有才华”的反动言论，但到了1959年，当局终于停止了针对未成年人的“见习”措施，因而得以毕业分配。 龙生和我都生于1941年，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他是湖南衡阳人，父亲辍学从军，复员后分配到重庆21兵工厂（即今以出产汽车知名的长安公司）任职，他和母亲仍在湘南苦撑。1949年9月，内战胜负已定，才随母亲来渝投父，不想父亲又在1952年冤死狱中。此后便在母亲的呵护下终于盼到中师该毕业了，可这“不毕业”又更是使苦难家庭雪上加霜。有业无薪及连续三年的人为灾害，再加上政治上受歧视，龙生在小学校备受煎熬。幸好一位与我同班且交好的同学石家远（同样是一个文学青年）次年分到该校附近一所学校，龙生在那孤独的环境中才算有了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多年后，他在《北碚，我回来了》中写道： 当年十七岁的那个大孩子 命运抛他到你的一隅 那是好重好狠的一击 多少个阒寂的漫漫长夜 你曾惯闻他压抑的低泣 …… 这时，龙生看到了未来吗？ 看到了，缪斯女神在保佑着他。 三 毕业后我同龙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华姐。 1959年秋，我被分配到沙坪坝的一所小学，报到后刚安顿下来，便有一位女士来访。她自我介绍是一师同学，去年就来这里任教。哦，我立即反应过来：“你，你是辜贵华？……”是的，是华姐，她是龙生那个年级的，早就风闻她也在“学习会”上给领导大提意见，终于落得同龙生一样的命运：获准不毕业来这所小学“见习”。也许是同病相怜，心灵相通吧，后来我才知道她同龙生关系密切。 这所学校不大，全校教职员同在一个办公室，朝夕相处，我与华姐在课余饭后闲谈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万龙生。看得出，他们之间的友情是相当深厚的。果然，寒假中龙生来访了，华姐把他引到我的面前。故旧重逢，我们兴奋的谈论着又一个永恒的主题：诗歌。龙生的擅长是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欧文学，而我钻研的重点则是中国古典文学。我们相辅相成，取长补短。那时正是大饥荒的第二年，我们以枵腹之躯，居然饶有兴味地畅谈歌德与拜伦，大侃李白和苏轼，华姐在一旁也不时参言，好不快活！ 当天他们即结伴启程往西蜀游历，真难为龙生竟然换到了省粮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然离开重庆是一饭难求的。灾情遍野之际竟然不减游兴，由此可见龙生精神之充实与性格之豪爽。 又是几年过去，更大的浩劫“文化被革命”开始了。我再一次与龙生相聚，是在一所民办中学的教师宿舍。原来他先是受不了“有业无薪”的“见习”生涯，后来虽说“转正”了，照样在政治上备受歧视，便愤而离职，回到江北家中，又费尽力气谋到一个民办教师的职位。虽然待遇菲薄，总算回到了母亲身边。 在我们的交往中，诗歌始终是我们各自的坚持和共同的话题。记得他给我看过写在香烟纸背面的诗稿，一首精美的写给女友的爱情诗。我带回我工作的学校，不料同寝室的一个热恋中的熊姓青年教师看见，很喜欢，就抄在他的笔记本上保存。哪知被左派们发现，说他撰写（因为龙生原稿未署名）反动诗歌，立即揪出批判。他坚不吐实，也不承认自创，故难以过关。正当我准备谎认是我所作时（我早有反动诗词掌握在当局手中，说是我作合符逻辑），奇迹发生了：熊的女友是工人家庭出身，根正苗红，突然站出来“揭发”说，她看见是熊从普希金的诗集里抄的。主持批判的工宣队长问“诗集在哪？”答曰“破四旧烧了。”又问“普希金是哪个单位的？”被问者瞠目结舌，无言以答。斗士们一万个不答应，穷追猛打，终于水落石出：原来这姓普的是个已死多年的俄国佬，只得作罢。熊落得个崇洋的罪名写了检查，而我们未来的诗人万龙生尚未成名先就当了一回普希金了。 “文革”如火如荼在进行着，而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爱情也在发展。很快，龙生要结婚了。对方名王霖玉，是同校一位纯真朴实的女教师，那首在无奈中假托“普希金作品”的情诗，就是写给她的。那天，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文革”是一个不讲理也不讲礼的时代，哪来“婚礼”？但龙生请了三五知交，用存了几个月的肉票、酒票，在一张用凳子搭成的“餐桌”上，一碗回锅肉，两斤劣质酒，竟然也觥筹交错，完成了人生的终身大礼。 华姐也结婚了，她嫁给一位大学教授，一个真诚正直的学者。龙生和她两家“文革”后均甚幸福美满，往来密切，亲如一家。不幸的是，华姐在80年代后期，在女儿即将成人之际，却因病撒手尘寰！此是后话，愿她在天之灵安息！ 当时，我有诗赠龙生和他的妻子，诗云： 老朋友娶回了一位夫人 我感到失去了一个朋友 就在这新婚大喜的日子 心中升起了淡淡的闲愁 当干完新人捧出的美酒 一下子便把这禅机参透 老朋友娶回了一位夫人 我就又增添了一个朋友 此诗后来被翻译家杜承南教授译成英文发表，他说：“诗中的情趣西方人最能理解。” 四 我们这一代有理想的青年命运的转机，是在80年代。 早在“文革”破产两年后的1978年底，国家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开始在经济转型上尝试起步；同时，意识形态的松动促使文化也有所更新，我们的作家梦才看到了有可能实现的曙光。 当年要发表作品真是难上加难！所有报刊均要对作者本人及作品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即使过了这些关口，身在体制之外的不知名者囿于身份地位的低下，也难一展头角。但不管怎样，我们始终把诗歌当作我们人生的需要与终身的伴侣。不能发表，就在私下传抄互阅，也自得其乐。我和龙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函件唱和，时相过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我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显著提高，而且文化氛围的也继续好转。就在80年代中期我参与组建歌乐吟社开始放声歌唱的同时，龙生也找到了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江北区文化馆文学辅导干部。 先是，他终于从民办中学转正到公办中学，算是有了正式的国家公职。机遇来了：原来区文教局要分为管理文化和教育的两个机构，他在一位热心领导的支持下，趁机从教育部门转到文化部门，这便有了以后的故事。 似乎上天有意报答他青年时代的艰辛，一切顺利发展：龙生以他的工作能力与文学才干，不久升任馆长了；又不久，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区文化局局长。 他以此职务之便，大力发展该区文学事业，团结一批有志于此的中青年，办起了《嘉陵江》杂志，我也被他们聘为该刊《诗词》栏目的特约编辑。 对江北区文学的发展，龙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江北文学人还是有口皆碑。 然而，我们真正在事业上有更大进展，是进入90年代后。 1992年，我参与创建重庆诗词学会甫告成功，刚在前一年由江北区文化局长调任《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的龙生即给予大力支持，发表了我《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论旧体诗词的复兴》一文，为重庆诗词事业的发展鸣锣开道。 此时龙生的作品与日俱增，各地各级报刊均有编发。除新体诗外，散文也脍炙人口；亦长于文学评论，很快他就成为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他相继出版了《云影集》及其续篇、诗论诗评集《诗路之思》、诗集《永远的情人》等多种著述；2000年，他的作品纳入“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书系的《万龙生卷》出版，这是他文学生涯一个跨世纪的里程碑。 随着我的散文和诗词作品也得到广泛发表的机会，我们两位同窗学友才真正开始实现着少年时代的夙愿，在文学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万里遨游，无愧无悔！ 文学是终身的事业，诗歌是真情的挚爱。龙生这样真诚地向着诗歌女神歌唱： 你是我永远的情人 从青春花季到霜染两鬓 因为有了你，这世界 才如此精彩纷呈 假如没有你，这人生 将怎样黯淡阴沉 我爱你，直到一息尚存 你是我永远的情人 诗歌啊，“你是我永远的情人”，谁说不是呢？ 尽管我和龙生都同时爱上了她！ 五 我们热恋着诗歌！ 可是，当代诗坛的现状却令我们感到深深地不安！ 本来，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二十多年前，汉语书面叙述方式已经由文言顺利地转型为白话；可是，那是在散文方面，而诗歌领域却很不成功。在语体新诗中废除诗词格律之后，基本斩断了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关系，只能在翻译过来已经失去原有韵味的外诗中寻求没有出路的出路。故此，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前辈致力于新诗格律的建立，后又有何其芳、邹绛等人继其余绪，皆终因种种人为原因而未果。以致在世纪末造成所谓自由诗的一统天下，甚至将“自由诗”误为新体诗的同义语，从而加速走向散文化和非诗化。 面对新体诗坛混乱无序的状态，世纪之交，一批有识之士起而振之，我和龙生就参与其中，集中精力关注于此。 此时，趁新体诗的式微，被誉为国诗的旧体诗词却出人预料地东山再起，风靡全国。我和龙生历来对这种传统的生命力犹存的艺术形式情有独钟，80年代以来即在诗词界奔走寻觅，企图找到汉语诗歌的一条新路。当我主持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务举步维艰时，龙生给予极大的支持，帮助我解决了办会的诸多难题，后来也加入到该会的领导层中共襄盛举。 然而，我们始终未能忘情于新体诗。龙生先行一步，早就在探索着新诗的格律问题。他的《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万龙生卷》中的作品，已经全部是实验中的现代格律诗了。本世纪00年代前期，他与一些中青年诗人一起，将原《古典新诗苑》网改造成为现在的以实践新诗格律为己任的《东方诗风》论坛，又集中集体智慧，为现代具有格律的白话新体诗定名为“格律体新诗”。2005年，我注册《东方诗风》，兼任格律体新诗和旧体诗词两个版面的版主。 龙生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他先后发表了《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性复兴》、《格律体新诗论纲》、《21世纪的诗歌版图》等著述，提出了“整齐式、参差式、复合式”的三分法主张。同时，论坛中还有程文、孙则鸣等诗论家相继发表著作，后来新诗史家沈用大加盟，共同探讨新诗格律的课题。青年诗人齐云、宋煜姝、葛勇、蔡友元、陶芗、武延霞、简云斌、汤云萍、张彬、刘志强、莫为、陈静，中年诗人王世忠、严希、徐泽兰、王民胜、奉春、周琪、孙友芳、贾慧芳，还有大学古典文学教授黄中模，从事国诗创作的陈仁德、龙光复、尹国民（后二人也开始做新体）等等一群草根诗人汇聚诗坛，借助网络的力量联合同好进行探索，极一时之盛！ 2007年，我和龙生参加在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举行的“新诗格律及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龙生再次提出了格律体新诗具有“无限可操作性”的命题，受到与会者的赞同，我亦提交了题为《格律化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论文。会议期间，同国内一批著名诗论家进行交流，获益匪浅。 “东方诗风”每年一度的聚会为我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创作的源泉。在2008年的邯郸聚会上，联合世界汉诗协会创办了《东方诗风》杂志，已经是网站站长的龙生出任社长，我遵众议担任主编。从此，我们又多了一个探索新诗格律的阵地。 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提出“诗体重建”，我们就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今年春天，记录着《东方诗风》诗人近十年来事业轨迹的《21世纪00年代格律体新诗选》就将出版，它饱和着我们这个集体的心血和汗珠啊！ 吾道不孤！在《东方诗风》上下求索的同时，国中为此作出不懈努力者大有人在：在西蜀，有余小曲、张先锋、李长空等人创办的《格律体新诗》网站和同名杂志；在江南，有黄淮、周仲器等人创办的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及《现代格律诗坛》杂志。三者之间有交流，有合作，成员也相互交叉。深信聚举国同仁之合力，新诗一定能走出现在的低谷，登上我们仰望已久的高峰。 我和少年挚友龙生君正在为此奋斗，矢志靡它！ 几十年艰难求索，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已经和正在努力实现着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志向； 几十年瞬息而过，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本来我们还应该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的……！ 此心未老，我们还有着继续发展的广阔空间。 十一年前，龙生六十初度时，我曾赠之以诗。诗云： 忆昔翩翩正少年，缙云山下伴书眠。 梦中偷得莎翁趣，笔底结成陶令缘。 廿载坎坷非落魄，满怀风月是缠绵。 文坛一醉诗千首，不负窗前旧日寒。 我将以此与龙生共勉！ 我将以此与所有永远年青的同龄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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