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赶牛车的转业军官 前面一部牛车正下坡,栗木刹车杠咬着轮沿,发出悠长的“吱——呀——吱——呀——”声。赶车人抱头仰躺车上,眯缝着眼惬意地享受着冬日温暖的阳光,口里唱着一首本县最流行的山歌: 清早哪个起来嘛去哟放牛哟,去哟放牛哟, 一根田坎嘛苏二姐,你呀我呀妹娃子—— 放出头嘛二嫂耶! 这是盘镇运输社的王叔,只有他才能把这本乡本土的歌儿唱得这样有滋有味。 王叔四十年代被抓丁,足迹遍及大西北五省,四九年在甘肃倒戈参加解放军,从班长到排长最后升了连长,再后来不知为啥说回就回来了。按政策,排级以上军官转业都要安排一官半职,他却买了部滚珠轴承钢丝幅条充气轮胎的“气滚车”,加入了运输合作社。有人说他是自愿回来的,也有人说他为一个女人犯了错误混不下去才回来的。他似乎并未把这些议论放在心上,每天乐呵呵地拉着那部轻便灵活的气滚车,头戴小草帽脚蹬白麻草鞋,一趟趟地奔走在煤窑与县城间,遇有下坡便翘起车尾,两脚大幅度跨步点地,以别人想都不敢想的速度,驾驭着气滚车一阵风似的飞下坡底,令人大开眼界。一时间,运输社的小伙子纷纷仿效,扔下迟缓笨拙一路“吱吱嘎嘎”响的木轮车,买来气滚车与他结伴同行,上坡合力推拉,下坡鱼贯飞驰,成为本县四十里运煤路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进入六十年代,王叔体力渐渐不济,才将气滚车换成了牛拉车。 起早贪黑辛苦奔波,王叔仍是家徒四壁,一张饭桌两个条凳全都缺腿,垫着砖块凑合用,稍不小心动了位置,一坐就是个仰八叉。婆娘娃儿穿得破破烂烂,吃饭的碗都难找一个没缺口的。 王叔一家子厚道好客,他那破破烂烂的小屋是镇上年轻人最爱去的地方,每天晚饭后挤一屋人打牌下棋谈天说地,先来的占据了两条跛脚凳,后来的便一屁股坐在喂牛的稻草上,若有人还没吃饭,只要不嫌弃,鼎罐里有什么糊糊羹羹泡菜坛里有什么罗卜青菜自己拿碗舀拿手抓便是。妈妈起初不让我去他家玩,后来觉得多接触“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便成了那稻草沙龙中的常客。由于有当放牛娃的专业背景,得王叔高看,时不时把遛牛、整理索套之类的重任托付于我。 王叔好酒,酒后话多,一盅苕乾酒下肚龙门阵就摆开了。呆了十多年的甘肃青海新疆,一处处风光一桩桩往事都还活鲜鲜的留在他脑子里,摆起来就没个完。摆得来了兴致,便手捂腮帮子憋着假声唱起“花儿”来。他自吹三省的“花儿”都会唱,其实唱来唱去也就这么几句: 不见的尕妹哈可见呀了也,好花儿哎哩也, 心上的疙瘩儿散了呀哎哩也…… 捂腮帮子的姿势被大伙揶揄为牙疼,王叔说这是唱“花儿”的规矩,大西北的味儿就要这大西北的姿势才唱得出来。 提起大西北,只要你愿意听,王叔可以滔滔不绝摆上几天几夜——山川草原如何广阔,马群牛群如何壮观,葡萄瓜果如何甜蜜,姑娘如何美丽小伙如何豪爽老人如何睿智幽默,真是好山好水好地方!王叔尤其感慨他们的豁达大度,白天刚打了吵了,晚上又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不象我们这里的人小肚鸡肠,细娃儿割了孽 [1]大人都好久不说话,芝麻大的小事也要记上一辈子。 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索老师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新疆,为什么他能在新疆站住脚——那是个豁达大度不记仇的地方!你索某人的老汉有罪该杀,杀了就是了,和你当儿子的无关,仇不再往下记,不再和你过不去了,你只管安心干你的事过你的日子得了。哪像我们这里,唯恐人们忘记了仇恨,把一二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几辈子人的陈年旧账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出来,大会讲小会讲这里清那里查,没有的编都要编些出来,什么《血泪仇》、《三世仇》、《血海深仇》……非要把早已清算过了的仇恨传给第二辈第三辈,非要大家乌眼鸡似的你叮我啄不断制造出新的仇恨来心里才舒服。 钟一苏的爸爸妈妈都是银行职员,可居委会非要他家庭出身填“地主”不可,因为他爷爷是地主。这就和学校要在我的土黄纸上特别注明“该生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用心一样——通过这些白纸黑字的登记,填表、审核、盖章,形成可以锁在大铁柜里保存千年万年的档案,把人的贵贱高下依血缘固定下来,传之万世。为了当今高贵着的那些人子子孙孙高贵下去,必须让当今卑贱着的那些人子子孙孙卑贱下去,没有了卑贱哪来的高贵? 11 充满诱惑的大西北 “那娃儿,跑快点!” 王叔远远看见了我,回头笑眯眯地朝我招手。 我跑着赶上去,先把铺盖卷扔上牛车,再一屁股坐到铺盖卷上。 “考了好多分,看你没精打采的?” “还可以吧。” “我晓得,你娃儿好强,争的都是第一第二。其实百多号人里能争到十几二十名就算不错了,小儿郎嘛就有脸见爹娘了。” 我不吭声,他开始“啷里格啷,啷里格啷”地唱起《读书郎》来。 长坡下完,他解开绳子松了刹车,“吱呀”之声顿时消失,公路上显得格外寂静。 说是县级公路,走几个小时也难见到一部汽车,顶多有几部拖拉机“啵啵啵”地喷着黑烟艰难地开过。这路,是属于牛拉车的。 “王叔,我来给你当个徒弟要不要得?” “莫说笑话罗,你娃儿是读书的料子,二天干大事的,国家需要你呐。” “我会照料牛,在养路段学过的,你晓得。” “你娃儿今天有点不大对头哟,”王叔似乎觉察到什么,“是不是又有人扯出你老汉的事来嚼牙巴?” 我没吭声。 “人呐,就是这样子,你娃儿要记住,快乐不快乐都是各人心里想起的!要快乐,你就快乐;要不快乐,你就不快乐。心里想起来快乐就是快乐,心里想起来不快乐就是不快乐。” 他这一套绕来绕去的哆嗦话似乎深藏着什么哲理,我一时还想不明白。 车到陶家嘴岔路口,识途的老牛自作主张拐向了右边。 左边的路绕过铜山寺那片黑森森的林子,消逝在我自小称之为“骆驼山”的大垭口深处,那是去通州的公路。 小时候我一直认为“骆驼山”那边就是朝鲜。 “骆驼山”双峰并峙直指云天,常年雾气蒸腾,在我儿时的眼里又遥远又神秘。那时志愿军在朝鲜打仗,天天听到周围的人说朝鲜怎么怎么了,久而久之,这两个地理概念就被我可笑地扯到了一块。 长这么大,还没有翻过“骆驼山”,看看“朝鲜”究竟什么样子。虽然我早已知道“骆驼山”那边仍是本县地方,足足还有一百里,才到专区所在地通州。就算到了通州,离那朝鲜都还有几千里几万里呢。 听人说,通州城有我们县城五个大;通州的河有我们的河十个宽;通州天上有飞机水里有轮船;通州人早餐吃的是馒头稀饭。那馒头同样用麦子磨粉做成,咬起来却不像我们的桐叶麦子粑那样死死的,又松软又有嚼头。 这世界真是太大太大了!不翻过“骆驼山”就是个井底青蛙,啥都不晓得。 “王叔,你去过专区吗?” “哦,你说通州城嘛?十八岁挨抓丁,五县的人就是在那儿集中走的。” “那怎么到的兰州呢?” “两百多人全凭脚板子,走了七天,翻大巴山到汉中,住在汉中城边一个庙里。那庙供奉着三国时一个将军,那将军叫个啥名字嘛记不得了。汉中休整三天,又坐汽车颠簸了五天,才到达兰州桑园子。” “路上过了些啥地方?” “哪还记得呀,只记得那路才叫陡才叫险才不是他妈人走的哟!那路生来就是给猴子爬的嘛,手一举你猜能摸到个啥?前面人的脚后跟!有个带队的长官一路感叹‘蜀道难’——你晓得有这么首诗吗?唐朝一个白啥子人写的,我就是那次行军才晓得的。” “<蜀道难>,李白写的嘛。现在铁路公路通了,没那么难了。” “对头!我转业回来,兰州宝鸡成都重庆,火车三天开拢,再经通州换汽车,第五天中午就到家了。” “从地图上看,可以在广元下火车,再换汽车到通州,不经成都重庆,要近好大一截呢。” “咦,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呢。” “王叔,你晓得广元坐火车到兰州要好多钱?通州坐汽车到广元要好多钱?” “你问这个干啥呢?”王叔起了疑心。 “随便问问。” “这个嘛我现在不能给你说。南街胡幺娃子那年跑来挖到我问 [2]一晚上,结果跑了新疆,街道上还说是我唆使的。你现在是学生,安安心心读你的书,将来去考兰州大学,我叫老战友开吉普车火车站接你,行吧?莫看到那些跑新疆的跑得闹热就动了心,你和那些人不一样,那路不该是你走的。” “那你说啥子路是该我走的?” “初中读了读高中,高中读了读大学呗。” “王叔你又不是不晓得,我连初中都差点没读上,东碰西碰考了四年才算进了县中,好多小学的同学今年都要考大学了。” “人比人比不得呀!那你晓得还有比你不如的同学吗?”他叹口气说:“沈德学你该记得吧?我的外甥,盘镇中心小学和你同过班的,和你一样,也是个读得书的娃儿嘛!妈死了,家里没钱供他,四年级没读完就回乡务农。他爸是个富农分子,一条腿残废了,挑塘泥、修堤坝、打扫猪圈牛圈这些五类分子的‘改造工’就由他去顶,久而久之搞坏了规矩,斗人的时候大队书记居然要他顶替他老汉挂黑牌上台,要不是我去找公社书记,这富农分子的黑牌牌嘛怕就硬是传给这娃儿了。” 我十分震惊,竟有这样可怕的事,就发生在身边,发生在同龄人身上! “古人说得好,‘别人骑马我骑驴,自叹我比人不如,回头看看推车夫,比上不足下有余’。娃儿哪,人一辈子多长多久呢,啥事都要看开点,想远点。依我说,哪朝哪代都得让百姓吃饱饭,都得选拔有真本事的人给国家办事才行,离了这两条怎么搞法都不长久。你呀,莫再东想西想,红呀黑呀左呀右呀,别人要说说他的,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就是了,只要还有得书读,就认认真真一门心思读下去。一个人活在世上,这样那样都是假的,肚儿里有货才是真的!” 王叔这番话听起来十分在理,可不能解决我眼前急迫的问题——一会儿就到盘镇了,我就要迈进家门把土黄纸掏出来给妈妈看了,妈妈的同事们就要围拢来关心土黄纸上写着些什么了,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呢! 我得马上做出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今天晚上怎么办? 把所有的衣兜掏了一遍,搜出一把纸币来:一张两角、五张一角、两张五分、四张两分、三张一分,还有一枚两分的硬币,总共是九角三分。铺盖卷里有件还没补疤的蓝卡叽学生服,是哥哥穿过几次缩水变小了送给我的,危急时拿它换个三五块钱应该不成问题。玻璃瓶里这三片肥肉两根油条吃下去多喝点水,少说也能管上一两天。被子虽破妈妈已把它补好,里面的棉絮也翻新了一遍,盖起来还算暖和,加上这张八成新的草席,走到哪儿都能过夜…… 钱花完了又去干活挣,挣了钱继续走。我有一身力气,再脏再累都不怕… 那就走吧,翻过骆驼山到通州,再到广元上火车,往西北方向走! 今天就走?不给妈妈讲一声? 这种事能给妈妈讲吗?讲了她会同意吗? 还有小菊,要不要给她留个字条,告诉她我去哪儿了,让她等着我? 凭什么要她等?人家避之还唯恐不及,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和一个倒霉蛋粘在一起? 那我啥时候才回来呢? 还回来干什么?这个人未出娘肚就有了出身“好”与“不好”之分的地方,这个折腾来折腾去永无休止的地方,这个不让人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过日子的地方,走得越远越好,屙尿都不要朝它的方向! 那王叔说的那些豁达大度不记仇的人,他们肯收留我吗? 应该会的吧,他们已经收留了索老师和别的许多人,想必也不会拒绝我。 我想他们一定有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眼里闪烁着智慧仁爱之光的头人。我要拿着这张土黄纸去见他,毫无隐瞒地说清一切,让他知道全部事实全部真相。请他相信如果我从盛产这种土黄纸的地方带来了什么毛病,一定能在这里彻底改掉。这样说了,我想他们一定会通情达理把我收下的。 我要努力学习他们的方言,学唱“花儿”,学骑马,学放羊,学种王叔经常提到的哈密瓜,学做令王叔时时回味的美食——“馕”。我要融入他们之中成为一分子,让“他们”这个词变成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白天我们努力干活,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享用我们的劳动果实:烤羊肉(王叔说过那里不兴吃猪肉)、馕、哈密瓜、葡萄、西瓜、苹果,还有别的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就算玩笑开过头白天吵了打了,晚上还照样手牵手唱歌跳舞,更别提几年几十年几辈人的破事了。 包括头人在内,没有谁的出身比别人更高贵。每一个人都应当受到尊重,除非他自己不尊重自己,做出有辱自己名誉的事情来。 那里的学校绝不会想出什么“反对自由主义”的坏主意来整学生,更不会打起“阶级”、“路线”之类冠冕堂皇的旗号来扼杀小孩子的未来。 那里的学校没有华老师、林校长这样的师长,所有的老师和校长都像全老师一样热爱学生,认真教书。 那里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可以互相开玩笑起无伤大雅的外号,不怕被人暗中一条条记下来。 那里可以安心睡觉,不怕说梦话被别人听了去。 等我成了那里的人,就把妈妈和小菊接来,让她们都过上快乐的日子。 我们要紧靠森林盖一幢木头房子,上面爬满葡萄藤,四周种上苹果树,用竹管引来山泉水,养一条象王叔家黑儿那样忠实漂亮的好狗,我一回家,它就摇着尾巴扑上来迎接我…… 12 夜空里,雪亮的光柱 脸上热烘烘的,一条大狗正亲亲热热地在舔我,还真是黑儿。不知啥时候车已停在王叔家门前,王叔和王妈正忙着卸牛。 美滋滋的,原来是白日里做好梦! 现在应当干什么? 回去把这装有三片“宝肋”和两根油条的玻璃瓶交给妈妈,说声“再见”转身就走? 这不行,她一定会以为我发什么毛病了,跟在后面追来,搞得满街人都知道。 其实玻璃瓶可以“忘记”在王叔家,自会有人把它交给妈妈的。 那就这样走了,不回去见妈妈一面,不给她讲一声? 她会着急的,她会到处找,找遍全镇每个角落,找到水库找到铜山寺找到骆驼山,甚至找到通州去。 应该留个字条给妈妈,把土黄纸附在后面,她看了就明白了。 锣鼓忽然响起来,打破了小镇的寂静,人们纷纷挤到街边看热闹。原来是盘镇民中宣传队出来“游街”。只见一群涂脸描眉的小伙姑娘,有的举彩旗横幅有的拿二胡三弦,有的扮工农兵有的扮少数民族,合着锣鼓节拍,排成两行扭着秧歌徐徐行来。队伍里的人我大多认识,放牛时的伙伴丁丁一身黄军装,背杆打麻雀的气枪朝我眨眼;儿时的邻居宇儿戴顶皮帽子,一件老式长衫古里古怪的只穿一只袖子,可能要跳藏族舞;从前常来找哥哥玩后来去民中代课的廖老师打着带钹的大铜鼓,钟一苏和一位女生打小鼓走他后面;他们王校长最滑稽,头包白毛巾,手拿一把桨,边走边做划船的动作,可能要上台扮个艄公之类的角色吧。 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看着这令人羡慕的快乐集体,我又犹豫起来——还是不走,转学读民中吧? 王叔家缺腿的饭桌摆上了一大钵泡菜炒吸水胡豆,王妈多摆了一副碗筷,热情地邀我一起吃晚饭,我说要追上宣传队和钟一苏说句话,把铺盖卷网兜丢在他家稻草堆里就走了。 天渐渐黑下来,最后一拨担水人踏着石板路从大堰塘归来,扁担随着脚步上下颤悠,满当当的水一点也不荡出,这是吃大堰塘水长大的盘镇人从小练就的绝活。民中宣传队热热闹闹地巡游全镇,一会儿就要在关帝庙演出,街上已有很多人扛着凳子提着火炉去占位子。一路遇到不少大叔大妈,见是“苏老师的儿子回来了”(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便像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一样热情招呼。有的抓出瓜子胡豆红苕乾硬往兜里塞,有的不由分说一把拉进屋,倒碗开水掰一大块红糖下去,一定要喝了才让走。小镇一派过年的气氛,有的人家正在推“吊浆汤圆”,一人用硕大的拐子转动石磨盘,另一人用勺子往磨眼里添泡过的糯米;有的人家把大铁锅架到外面哔哔啵啵炒砂胡豆红苕乾,吸引来一群孩子眼巴巴望着“守嘴”;还有些半大少年沿街嬉笑追逐,时不时炸响几颗鞭炮;临街木板门贴出了春联,细看全是《毛主席诗词》中的句子,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还有“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知何人所选,令人哭笑不得做声不得。 在关帝庙前好不容易等到民中宣传队巡游过来,找到钟一苏,告诉他打算下期转学到民中来读,“一来离家近,可以和妈妈一起吃饭,节省点,二来一样的同学多,好耍点”。 钟一苏马上领我去见王校长,王校长对我的想法十分诧异。 “县中转民中,公办转民办?问过你家长没有?” “问过了,就是妈妈叫我转的。”我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说这种谎话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那你把期末通知书给我看看。” 又是这晦气的土黄纸,走到哪儿都像妖魔般死死缠住我! “没带在身上。” “王校长,他是苏老师的儿子,县中六五级最拔尖的。”廖老师和好几个同学都凑过来打圆场。 “哦,我晓得了,那你明天上午带上通知书到办公室来,我等你,十点钟,好吧。” 开场锣鼓一阵紧似一阵,他们转身进了关帝庙。 又黄了!民中也去不成了。我把手伸进兜里,狠命地把那恶毒的土黄纸捏成一团,恨不得顿时将它化为齑粉。 也好,没有别的路了,不用再顾虑什么,不用再犹豫了,下定决心往通州走往广元走往大西北走,今晚就走! 关帝庙戏台上传来“走啊走啊沿着金黄的青稞地走啊”的歌声,演出开始了。 青稞暗合大西北,这歌催促着我“走啊”! 走啊!写张字条把土黄纸附在一起“遗忘”在玻璃瓶下,拿上铺盖卷和网兜就走,今晚翻过骆驼山歇“朝鲜”,明晚歇通州。 走过盘镇中心小学门口,心中忽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依依眷恋,身不由己悄悄走了进去,想再看一眼家,看看妈妈在干什么。 送电时间未到,大门里漆黑一片,学校的人可能都看演出去了。妈妈的房门虚掩着,煤油灯捻到了最小,小炭炉还冒着幽幽的蓝色火苗,锅里的水“波波波”地轻轻响着。揭开锅盖,一大碗热腾腾的米饭上盖着个碟子,碟子里有两条炸得焦黄的鲫鱼,上面浇着用姜葱辣椒烹成的芡汁,颜色诱人,香气扑鼻。这是妈妈给我留的晚餐,她知道我要回来,一直在等我吃饭! “妈妈,我对不起你了,我知道不该这么做,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路好走。妈妈,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不要找我,不要为我担心,我一找到安身之地,就会马上给你写信。” 不知不觉中,我已把饭菜吃得精光,连姜葱辣椒和鱼头鱼刺都一齐嚼烂吞进了胃里,同时把这几句话写在了妈妈桌上的一张报纸边上。 肚里有了撑的感觉,才想起这一天到现在还没大便。摸黑进厕所蹲了一会儿,电灯亮了,我摸出兜里那张皱巴巴的土黄纸,最后看了一眼,“嘿嘿”冷笑着让它去了它早该去的地方。心里一痛快,竟随口诌出几句打油诗来: “狗仗人势坏东西,稀孬 [3]一张土黄纸,眼前道路你挡完,十处打锣九有你。老子现在不怕你,拿你龟儿当手纸,揩了屁股扔茅厕,看你还能歪 [4]得起!” 走出厕所,借着昏黄的灯光,忽然发现墙壁上白花花一片,贴满了大字报,妈妈房间的窗下就有七八张。凑近了看,打头那张字写得碗口大,整张纸是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标题——“把漏网地主分子苏××揪出来”——标题后一连画了三个感叹号;中间五六张密密麻麻的文字里也夹着不少写得十分夸张的问号和感叹号;最后一张在“盘镇中心小学革命教师”十个大字下有三十几位“革命教师”的签名,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再看下去,礼堂、办公室、走廊、教室,凡是刷得上浆糊的墙面,都已被一张张大字报占满。所有大字报众口一词说“苏××”是“漏网地主分子”,要在这次运动中把她“揪出来”。除了这个可怕的罪名,还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为反革命丈夫鸣冤叫屈”、“抵制党的阶级路线”……我知道盘镇中心小学及所辖辅导区八十多位老师中只有两人姓苏,另一位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苏××”毫无疑问是指妈妈了。 看着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忽然改变了主意:不走了,老老实实呆着。 去王叔家拿回铺盖卷和网兜,撕掉那张写了留言的报纸,捅旺炉火,把三片“宝肋”炼出油来装好,再把两根油条在炭火上烤热,等妈妈回来吃。 关帝庙的节目演完了,妈妈的同事们陆续回到学校。没有人理我,更没有人如从前那样闹闹嚷嚷地来看通知书,关心我考了多少分。 学校的挂钟打了十一下,还没见妈妈回来。我心里有点慌,沿着公路去寻她。 走出街口百多米,便看见星光下妈妈的背影。她笔直地站在高处,将手电举过头顶朝县城方向缓缓地划着圈。凛冽的寒风吹得她的围巾飘起来,那手电光柱雪亮,在夜空里射得好远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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