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报》总第263期 第四版
(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本文系作者在第五届中国诗歌节上的主旨发言,因版面有限,本报略删节。——编者注)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里所说的“诗”,指的是当时流行的《诗经》。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学习《诗经》就不会说话,或者说不好话。从表面看,孔子重视的是《诗经》的语言,它不同于普通语言,而是优美的诗的语言,学好了《诗经》,就可以在表达上提升自己。深层次看,也涉及《诗经》的精神内核。《诗经》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时代风尚等等内容,一个人学好了《诗经》,就对时代有了了解,就有了丰富的知识,并因此而有了内涵、教养。后来,人们把这个“诗”字泛化了,指代所有优秀的诗歌作品。这种泛化依然具有诗学价值,体现了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体现了诗教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所谓诗书传家就是对有文化、有教养的家族文化的肯定。
就传统来看,中国诗歌主要有两条发展线索。北方的《诗经》主要关注现实,朴实厚重,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南方的《楚辞》主要抒写诗人基于现实的心灵体验,追求与天地对话,想象丰富,属于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诗歌发展中,这两种传统既并行发展,又时而交错融合,形成了中国诗歌的多元风貌。
新诗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文化、艺术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最初的动因肯定存在反传统的因素。但是,作为几千年汉语诗歌的一种延续和新变,加上汉语强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无论怎样反叛、怎样变化,新诗在文脉上都无法脱离对优秀传统的延续,也不应该脱离这种传统。割断了文脉,其实也就是割断了血脉,我们更难找到自己的根基和来路。所以,诗歌界、学术界才有了从传统、文化、文脉等角度对新诗历史的不断梳理和反思。
百年新诗发展积淀的经验是丰富的,比如现代汉语作为诗歌媒介的合理性得到了确认,诗歌体式的多元化得到了认可,内在精神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复杂性、多样化得到了认可,诗歌文体的开放性被诗人和读者接受,等等。但是,百年新诗发展也为诗歌探索提供了一些教训,比如,何为好诗的底线、标准不断被突破,而新的标准又没有建立起来;破与立的关系处理不够理想,破得多,立得少,导致诗歌艺术探索的茫然;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诗歌文体特征面临严峻挑战,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分度越来越模糊;诗的美学特征、精神向度、语言方式等等失去了可以考察的标准,等等。经验带来的是未来的延续向度,教训提供的是发展中的茫然。经验可以指引未来的发展,教训则提醒我们此路不通。
回头看看中国诗歌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多种思潮的合流发展是一个总体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诗歌的丰富和多元。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既要立足现实,又要仰望星空,换句话说,就是既要有民族的、时代的、个人的深刻体验,又要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实现作为精神现象而存在的诗歌的穿透、提升。
面对当下的诗歌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少诗人在语言创新、体式实验、想象联想等方面体现了和过去的诗歌有所不同的特点,语言的新颖度比较明显,抒写的自由度也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比如,一些诗人的作品缺乏深度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人生体验,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元素,看不出作者的学养、人格,表面化情形比较普遍,透过豪华的文字组合,作品的内在显得很空虚,恰如一些包装精美的商品,吸引人的主要是对外壳的打磨,而不是内在质地的提高,有点类似于买椟还珠的故事中的“椟”“珠”关系,我们只能够看到“椟”而见不到“珠”,最终导致了诗歌普遍存在的“空壳化”弊端。由于不少诗人对于个性化追求的忽视,一窝蜂地追随潮流,忽视了在坚守诗歌底线基础上的创造性,导致不少作品在面孔上、内涵上存在很大的相似,出现了诗歌的“同质化”弊端。
我们承认,诗歌创作是个人的事情,跟个人的修养、观念、才气、世界观等等都有着密切关联。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诗歌既然以艺术的名义走向了公开、走向了媒体,就必然和读者发生关系。读者有选择阅读对象的权利。当作品和读者的心灵无法产生共鸣的时候,诗歌就可能处于危险的边缘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又不只是诗人个人的事情,诗人的心目中必须有世界,有他人,诗人必须要掌握能够和世界、他人沟通的语言方式,还要在现实体验中获得独特的艺术发现。说到底,诗人必须对历史、对文化、对语言、对诗歌艺术充满敬畏。
诗歌应该“接地气”。诗歌自然需要丰富的想象,无限的联想,可以视通万里,文接古今,意盖中外,但诗歌必须有根基。这根基就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每个时代的诗歌都应该有这个时代的底蕴和风尚。那些不接地气,不关心这个时代的作品,往往是悬空的,自然也就无法进入这个时代的读者的心灵世界,也无法出生共鸣。
诗歌应该“望星空”。这是一种超越情怀。按照传统的说法,诗人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诗是时代精神的最真实记录。诗不只是现实的摹写,它应该具有超越性,其核心是诗人的独到发现和独特体验,这种发现和体验应该具有普视性,应该能够说出众多热爱生活、思考人生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应该成为记载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的范本。如果诗人所记录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面孔,所关注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甚至和这个时代毫无关系,那么这样的诗就很难站立起来,更难成为后来者反观这个时代的人文标本。
就当下的诗坛来看,“接地气”似乎不存在很严重的问题,由于叙述手法的大量使用,很多诗歌作品都具有生活化、细节化、世俗化等方面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诗歌和现实的密切关联。但是,由此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诗歌的琐屑化甚至私人化、庸俗化、猥琐化,成为贩卖个人“隐私”、发泄私人牢骚的场域,是现实与生活的“矮”与“小”,难以从中体验到精神与胸怀的“高”与“大”。说到底,所谓“望星空”就是一种理想光辉,就是对现实的精神超越和提升。只有既“接地气”又“望星空”的诗歌,才能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尚,才能成为既避免空洞又有高境界的作品,也才能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和时代精神的提升发挥独特的作用。
在评论诗人傅天琳的作品时,我曾经说她的诗“眼光向下,感觉向内,精神向上”,说的就是诗歌要扎根丰富的现实和实在的体验,要有独特的诗化手段,同时要有内在的精神力量。只有这样,驳杂的诗歌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低矮的精神才能站立起来,中国新诗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