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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五八劫”难中的“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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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 16:45: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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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劫”难中的“18岁”

这两天,“18岁”成为网上热词。开始莫名所以,后来才明白是因为从元旦起,“90后”通通靠后,“00后”闪亮登场了。于是我也不经意想起自己的“18岁”。一时心中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虽然现在说起来显得不合时宜,还是禁不住要鸹噪一番。
那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呀:1959;那是我生命中注定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北碚天生桥。在那里做什么呢?说来话长•••••
得1957年秋天说起:我回到团山堡重庆一师校园,进入三年级,发现气候大变:许多我们敬爱的老师成了“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还没等我转过弯子,一场后来称为“针对未成年人”(即高中和中专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据说在普高搞这个运动,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哩:把可能的右派拒之于大学的门外!在此运动中,我因为爱好文学,1957年在《星星》诗刊发表过《小伞兵》一诗,便成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靶的;又因“鸣放”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比如说有的右派很有才华,如艾青、丁玲)遭到批判。运动大概持续一月,但是等到1958年毕业时却被判“政治不及格”而不允毕业,派到天生桥小学去当“见习生”。于是,1859年3月3日,我在这里满了18岁。
“见习生”而今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需要解释,诸君才能明白。这就是说,我因为政治不及格,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式分配到小学去任教,而是派到小学“见习”,以观后效。我的身份还是一师的学生,没有工资,由一师每月发给20元生活补助费。当时校方找我们谈话,说是“见习”一年,表现好,方才准予毕业,正式分配。这里顺便透露一个数字:“我们”恰好12人,有点儿蹊跷呢:一师1958级一共5个班,每班50人,一共250人,见习生所占比例刚好与各部门、单位右派分子百分之五的占比相同。后来知道,怎么这些“见习生”就是所谓“内右”,一生只能“内控使用”。受难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别人。他们的命运因此遭遇反向转折,为不幸的阴云笼罩,有的甚至未尽天年。20多年之后,幸遇改革开放,我们得到平反。一位人称“王大爷”成都难友发起,亲历者纷纷作文记叙亲身遭遇,辑为《五八劫》一书。我得到消息晚了一点,所写《“启明”四友嗟叹录》后来编入了《五八劫续编》。
好了,书归正转,还是谈“18岁”吧。鉴于以上原因,我18岁所过的“见习生”日子,实际上是从17岁延续下来的。1958年秋,我人还没到天生桥小学,“小右派”身份就确定了,被监控的地位也确定了。我没有教主科的资格,只能教“豆芽”学科,学校安排我教美术。一师的美术教师骆映邨先生是徐悲鸿的弟子,我受教3年,自然对付小学美术课不在话下。但是别以为工作轻松,我还得在教导处当听用,打杂,随叫随到,岂敢丝毫懈怠。当时一心想的是“图表现”,以期一年后按期“转正”,即结束“见习”,正式分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无论做什么都劲头十足,全力以赴。但是说实在的,心情不可能愉快。那“监控”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仅举一例:有一次,我同体育教师某(姑隐其名)一道去附近龙凤河边洗衣、洗澡,摆谈中鬼使神差不知怎么我竟议论到“抗美援朝”,说是中央提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把“家”放在前面,有利于发动群众。哪知在不久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支部书记某竟严肃地不点名说我妄议朝政,不是被那唯一的听者揭发才怪。
我是1959年3月3日满18岁的,此前此后,过的都是这种精神极度压抑,又一心向往解脱的日子。
1959•3•3——1960•3•3,在我18岁的这年中,还有几件永生难忘的事情,就一一道来吧。
我们12个见习生无不盼着1959年暑假的到来,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都非常失望:结果招回校学习3天,最后“图穷匕见”:大约只有4人得以转正!其余8人都做“延期见习一年”处理。我呢,校方主持人告知理由为:没有常向小学党支部汇报思想,虽然表现还可以,但是不知道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一锤敲得不轻!天知道,一个17岁就遭此厄运的少年,一心以行动悔过,哪里知道有向谁“汇报”思想的必要哪!这里不能不再一次念及慈母,她老人家在一年前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责备的话,这次又是百般抚慰,才使我没有精神崩溃!还有,也不能不提及在那那苦难的日子里,也有年轻教师向我伸出过同情之手,给予我难得的温暖。我愿意说出其中一位的名字,她就是早我一年由一师毕业分配到天生桥小学工作的陈安如。听说我离开天生桥小学之后,她调到北碚城里另一所小学,后来的情况全然不知。
我还要说的是,自从遭到这次严重打击,那种努力“挣表现”的热情和动力完全丧失了,代之以听之任之,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
可巧,以这次回校“学习”为契机,我认识了“难友”辜贵华,后来因为同病相怜,产生了一段恋情,分手后又有不少交集,我曾于她辞世后写过一篇长文《给华姐》,成为与我悼念母亲的《“三春晖”颂》一样,感动过不少读者的泣血之作。
1959年秋季开学后,又发生了一件我生命中的要事:天生桥小学是一所“点校”,下辖若干小学,所以有重要事情就会召集学区内所有教师开会。就在一次这样的会上,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形:一师低我一级的石家远!原来他分配到附近的梅花山小学了!他在校时也是文学爱好者,非常活跃,当然认识。我还知道,他也在那场“社教”运动中受过批判。我们二人非常投缘,于是时相过从,谈诗论文,互相交流诗作,当然也会借酒浇愁解闷,聊慰孤寂痛苦。我们如今都已经老了,但是友谊诗缘贯串至今,成为我今生的重要收获。
我18岁这一年中,在李井泉执政的四川,突然宣布:从1959年10月1日起,原有粮票作废,一律换用新粮票!这无疑对全川百姓的生活起到极其恶劣的作用。凭每月25斤的定量我本来就难以果腹,全靠母亲补贴接济,这下当然就更为困窘。但是为了我这唯一的儿子,母亲继续节食哺我,致使她自己后来患了“肿病”,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这又成为18岁那年给我留下的永远的愧悔与伤痛!
关于这段生活,我过去作品中多所涉及,但是对人生非常重要的18岁这个时段却没有集中详叙。在刚刚问世的《我的诗人梦》一书的不少篇章里,不少地方提到对诗的热爱是怎样帮助我度过那些苦难的岁月,对于这条一以贯之的脉络,就不再多提了。
网上关于“18岁”的众声喧哗已渐沉寂,希望我这遥远的回忆能够引起异样的感觉,产生一些深层的思考。苟如是,则这些字就没有白码了。阿门!
【附记】正文没有提及我“见习”的结果,因为那是18岁以后的事情了。在此做一个简单的交代:按说我应该在1960年夏转正分配,然而又一直无理拖延,直到1961年我完全心灰意冷以后,才得以转正分配到毛背沱小学工作。再以后,就打省略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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