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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忠岳《旧体诗词的现代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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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3 16:35: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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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体诗词的现代走向
          袁忠岳
      【转帖者按】本文作者袁忠岳是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诗歌理论家。本文是他为2017年10月在西南大学举行的第六届“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提交的论文。此文对于诗词崛起这一历史反转现象”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并提出了“今后旧体诗词将在与新诗长期共存的状况下发展,无论新旧都必须习惯这一常态”的观点,值得重视。
       一百年前,一直占据正统高位的旧体诗词在与崛起不久的新诗较量中,处于下风,被无奈地拉下文坛。谁知一百年后,那始终在文坛边缘徘徊踯躅的旧体诗词,竟然一下子如浪扑沙 滩地卷土重来,气势并不亚于当年新诗之崛起。而且,这对新旧百年冤家,竟然又能在一夕之间,一笑泯恩仇, 同席共言欢,岂不怪焉也哉! 想当年,新诗“金戈铁马,气吞 万里如虎”,而如今虽不能说“樯橹灰飞烟灭”,但差不多可认作“流水落花春去也”,新诗已无往日风光。
      这只要读一读《长江丛刊》今年 7 月 19 日罗振亚写的特稿《新诗的“百年 情结”可以休矣》一文,即可知其大概。 他从 3 个方面说明“新诗的未完成性”, 一是“新诗的主体形象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确立”,二是“新诗自身从形到 质弊端重重”,三是“缺乏家喻户晓的大诗人,精品匮乏”。此文距丁国 成在《中华诗词》2008 年3 期上的文章《“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亦已 有 10 年,新诗状况依旧毫无起色。
      本人无意在此发表什么宏论,只是想就这一历史反转现象谈一些浅识。2009 年我写过一篇《新诗身份辨 析》的文章,发表在《诗探索》上。主要是说新诗的崛起是时也势也,并 非如郑敏与丁国成所说的是用强力暴 力“罢黜百家”独尊新诗的结果。若用力量对比,旧诗的台柱子是占据文 化教育部门高地的权威严复、林纾、 章士钊、柳亚子等人,而新诗方面最初不过一人耳,即当时不为人知的海 归教授胡适。双方力量悬殊,根本不在一个档次级别上,何谈强力,暴力? “强”得起来,“暴”得起来吗?新诗所以能瞬间壮大,以“一日千里” 之势所向披靡,乃历史发展之必然。 我用纵横两个向度的推动力来阐释。从纵的推动力说是时间向度,就是诗歌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由二言至四言,从五言到七言,再是经过长短句, 直达口语入诗的散曲。更不要说白话在其他文学形式中的运用和生活中的普及。到二十世纪初,白话报刊成为时髦,沿用文言则被视为守旧复古,旧体诗渐成文学孤岛,不来个大突破,大解放,诗何以存?从横的推动力说是空间向度,也就是西风东渐。受此 影响,先洋务,后立宪,立宪不成就革命,革出共和未成功,于是思想文化来个大启蒙。新诗就是这一自然趋势的成果之一。在打到孔家店扫除封建余孽的学生运动中,旧诗受到牵累,新诗则成新宠,这是历史之必然。百年后的现在,对于当时新诗仓促诞生的不足与缺陷进行反省审视,理性地加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如说新诗绝无生之理由,当时就该扼杀于襁褓之中,余则期期以为不可。
      在此以后,新诗一家独大,这是事实。所以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怪罪于毛泽东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的说法,这是没有道理的。1957 年《诗刊》创刊号上首发主席 18 首旧体诗词,同时发表作者给臧克家的复信。其意主要是为了避免读者产生错觉,以为他是在提倡大家写旧体诗词。所以信中接着说“旧诗可以写 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只能说毛泽东无意改变“五四”以新诗为主的状况,而不能要他为这一边倒的情况负责。他认为旧体诗词作为个人爱好可以写写,但在当时阶级斗争不可忘的情势下,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就不如新诗发挥的作用大了,也不如新诗容易推广。不过,旧体诗词在新旧文人的写作中依旧绵延不绝,没有断绝。罗振亚的文章里提到由新诗转写旧诗的有鲁迅、俞平伯、郭沫 若、郁达夫、沈尹默、闻一多、臧克家、施蛰存、聂绀弩、沈祖棻。山东大学教授孔繁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史》里有一章为“仍占一席之地的旧体诗词”,也介绍了从吴芳吉到聂绀弩共 20 几位旧体诗词作者,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如大家只知老舍写小说,也写剧本,不知道他既写新诗,也写旧诗,二者我都写过评论。刘征也是一手写新诗 寓言诗,一手写各种旧体诗词,是双 栖俱佳的高手。不知这是旧雨难舍,还是积习难改。不过,在新时期之前, 这些旧体诗词大多不见天日,搁置在各自的书斋里,作者既不想发表,也没有机会和园地发表。所以,不要以为当前的古体诗词是一夜之间突然冲天而起,汹涌而来的。其实,其根未断,其源未绝,一直以暗流存在。
      从暗流一变而为明流,首先是时代变化的结果。从破四旧到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是一大转折,诗不必一定是“炸弹”和“旗帜”。逐渐宽松的环境不仅催生“沉渣泛起”的朦胧诗,也孕育怀旧复古的旧体诗词。写了一辈子新诗的臧克家在谈到自己如何写起旧体诗来时回顾,是 1972 年从 干校回家赋闲,因文革而中断联系的朋友恢复交往,互相拜访,劫后余生,感慨良多,面谈不足,补以书信,“后 来,不知是谁先开头用旧体诗词寄赠朋友,于是一时之间大家就你唱我和,乐此不疲了。”“粉碎‘四人帮’后, 每年 5 月初,刘征夫妇约我和程光锐 等诗友去景山公园赏牡丹,然后去他家谈诗。”1980 年他和刘征、程光锐的 3 人合集《友声集》就是在这种切磋唱和气氛中问世的,是为新时期出版的第一本旧体诗集。这在文革中是绝无可能的,即使文革前也无法想象能有此雅集与雅兴。臧克家在1957 年不就因为对当时的人际关系不满而写了《六亲不认》一文还差点被打成右派吗?那时怎能允许除所谓的阶级感情以外的情调存在呢?
      一种事物的出现,社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能,二是需要。时代的变化才使旧体诗词的出现有了可能;人性的复归与文化热的兴起则让旧体诗词有了需要。这文化热的范围极广:诗书画原就是三位一体的,书画热潮不能不带动旧体诗词的兴旺;旅游文化中的山水风景欣赏也离不开古今旧体诗词的吟唱; 国学的兴起与普及,更不能没有读写旧体诗词这一堂课;大量老干部的赋闲则为旧体诗词的提倡和推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雄厚的骨干推动力量。中华诗词学会就是在中央退休老干部和有名望的文人倡导和筹划下于 1987 年端午节成立的,1994 年其会刊《中华诗词》问世,很快即与新诗的《诗刊》平分秋色,订阅量甚至超越后者。各地旧体诗词学会与刊物在其前前后后 也如万竹齐萌,纷纷破土而出。正因为社会有此可能与需要,才有今天旧体诗词如此发达的景观。丁国成先生曾不遗余力地为当代旧体诗词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和进入现当文学史的资格地位而大声疾呼,如今也一一得到了初步实现。
      旧体诗词在当代发展的势头很好,从开展诗词进校园到 1990 年成立“中华诗教学会”,旧体诗词正有序地向年轻的学子们普及。我 10 岁的孙子读小学四年级,就有新印的《笠翁对韵》读本,要求背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在提高方面,从中华诗词学会一成立,就提出精品工程,在发现和推举优秀诗人诗作上不遗余力,自1992 年在云南玉溪召开第一届中华诗词理论研讨会以来,每年没有中断过,至今已历30 届。出版的各种旧体诗集词辑和研讨论文选本,不可胜数。旧体诗词队伍除了有刘征、叶嘉莹、霍松林等世纪老人坐镇中军外,还有一大批各地的名家翘楚引领风骚,青年才俊更是层出不穷。
      无可讳言,今后旧体诗词将在与新诗长期共存的状况下发展,无论新旧都必须习惯这一常态。争论以谁为主是毫无意义的,一切顺其自然。郑敏先生不是说“五四”新诗与母语断裂吗?她是把文言看作母语的,现在新旧并存,母语就在眼前,是否可以尝试把这一断裂再焊接起来呢?二者相向而行,从形式到内容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新与旧是完全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如旧体诗词的长处在一“情” 字,音韵格律烂熟于心,状景寓情脱口而出;新诗的优势在一“思”字,能在现实曲折多变、思绪纷繁复杂中闯关破阵,游刃有余。旧体诗词在继承古代传统上可以深耕细作,其收获亦有益于新诗的本土回归;新诗在吸取西方之美上不断开拓,其成果也必有助于拓宽旧体诗词眼界。二者只要并存下去,无论是相争还是相合,对中国诗歌今后的发展不仅是有益无害,而且功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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