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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记住这一个日子 不经意间，来海南五十来天了。其间遇到好些重庆的朋友，也曾一道就餐，尽欢而散。然而印象最深的是1月15日，在美兰海岸听涛阁，方令家里的午餐。 方令何许人也？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呢。简言之，他是我恩公方家良的长公子，30年前，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方家良任重庆市江北区委书记，我是他有任时提拔的区文化局长。他是改变我命运的“贵人”。见到方令，我不能不又回忆起此生与他父亲在人生旅途中发生交集的全过程。 1982年3月，我如愿从江北区字水中学调任文化馆文学干部。了却夙愿，心满意足，我一心一意搞好文学辅导工作，别无他图。谁知两年后，馆里居然通知我到成都参加省文化厅举办的文化馆长培训班，学习三个月，使我受宠若惊。到成都方知，“同学”们都是在职正副馆长，只有我一个“白丁”。1984年6月学习结束回渝，又临时派了我一个任务，配合广播电视局采写电视专题片《江北区巡礼》脚本，并随组参加摄制工作。该片首次以电视形式反映了江北区改革开放新面貌，在重庆电视台连续播出，取得良好效果。任务完成不久，我就坐进馆长办公室了。简直不可思议，居然跳过了辅导组长、副馆长，直接就当了“一把手”，令一些人感到莫名诧异。 这还不出奇，在文化馆长任上还没有待满两年，我就做了区文化局副局长，管理一揽子文化系统原来与文化馆平行的“兄弟单位”。而一年多以后，江北区人大又任命我为局长，去掉了前面那个“副”字。在有的人眼里，我就是活脱脱一个“火箭式”上升的干部。 后来方书记亲口告诉我这么一个情节，这便是我被提拔重用的缘由：那年，《重庆晚报》创刊，筹备组两位要员到方书记办公室找他，要求调我。方一想，晚报要他总有道理吧？于是以不了解为由，把他们推到分管文化的方书记那里去。他们刚一出门，就打电话告诉副书记，晚报来要这个人，你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用？我们能用就留着，不用就放。副书记心领神会，等晚报二位找到他，便表示歉意，婉言谢绝：这个人我们正打算提拔呢。此后我人生旅途中那一系列变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在文化馆算是新人，由参加文化馆组织的业余文学作者摇身一变，成为辅导干部，已经算是“质变”，又由辅导干部升任馆长，我自然不敢怠慢，只能兢兢业业地工作，甚至有如履薄冰之感。好在时运甚好，似得天助。那时文化馆已经从江北嘴的江北公园搬到了观音桥新址，硬件好了许多。记得外形独特的新馆当时为观音桥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乘着改革之风，文化馆的体制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由单一的国家拨款改为也开展一些有偿活动，用所得收入进一步改善条件，发展事业，叫做“以文补文”。比如前所未有地办起了各种培训班、举办营业性舞会等等，于是文化馆门庭若市，一改从前冷冷清清的状况，显示了活力。同时，我把早前创办的《嘉陵江》文学小报办得更加有声有色。这样，为时不久，文化馆的面貌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或许这就成为了我进一步提升的原因。 我到文化局以后，因为方书记对宣传、文化工作有很浓的兴趣，经常亲自过问，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他喜欢结交书画界朋友，有时候还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并叫我作陪。这样我和他家人也就熟悉起来。这就是方令知道我到了文昌，要我到他家里一聚的原因。我们那天的重要话题就是忆旧，我谈起当年在江北工作的种种，他谈起多年来成长的历程。尤其是他父亲的过早离世，使那天的会面不免感伤。 我在文化局工作的几年中，的确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无愧于方书记的知遇之恩（当然，客套话应该说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除了主持区文化系统的日常工作外，大而言之，以下工作可以算是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市内产生了良好影响： 一、按照当时的政策，建立健全了区乡文化站网络，培训文化站专职干部，是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上了新台阶。曾经组织各街乡分管文化的领导去省内先进地区学习。还倡议、组织在长寿湖筹办了一次全市文化站干部联谊活动。 二、借改革开放之势走出去，与本市不少区县开展横向联系，与嘉陵江流域的合川县、北碚区、沙坪坝区联合举办了好几届“嘉陵江之春艺术节”，后来还扩展为流域之外的“重庆市金秋艺术节”；并与成都、上海、南京各一个对应区开展交流，还在上海市静安区举办了江北区摄影艺术展。 三、因为江北区川剧团已经失去存在条件，克服困难，按照有关政策果断将其撤销，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做好了职工的安置工作，没有留下后遗症。 四、1996年，筹备、成立多个文艺协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北区文联。由我担任区文学工作者协会（现江北区作协之前身）会长、江北区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我决定把《嘉陵江》由四开小报改为杂志型季刊，并物色了专职编辑，这在当时最市内也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作为区文联团体会员的重庆香国诗书画协会、重庆诗歌研究会这两个夸区县的全市性组织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当时吸引了全市的精英，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果颇丰（关于它们，我分别写过一篇回忆文字，附录于后）。 五、区文联及所属各协会的成立，大大促进了江北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几年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文学创作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活跃，许多作者走出江北，以至业界当时有“江北帮”之称。顺便举一个证据吧：2010年代中期由市作协创办的《重庆文学》双月刊的正、副主编陆大献、黄兴邦和我，就全是“江北帮”。涉笔及此，又不能不勾起对2011年英年早逝的我青年时代的文友大献的怀念之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工作，尤其是区文联的工作，是在方书记的直接关怀、指导下开展，取得成果的，不少活动他都亲临助兴。所以，每当我回首往事，总是不能忘怀他的恩德。其实，在江北区得到任用、提拔，使我能够在文化工作中发挥一点作用，实现生命价值，还仅仅是他对我的恩德之一部分而已。 那时还不知道我的命运注定是和方书记捆绑在一起的。就在文化工作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事态发生了变化。1990年秋季，江北区委、区府换届，有一根年龄硬杠子挡住了方书记继任的路子：他不能在年满60之前任满一届，只能在家待命，接受另外的工作安排。新的区领导以更好发挥我的创作专长为由，不让我继任文化局长，而改任区文联专职副主席（注明了正局级）。文联与文化局合署办公，而我作为文化局党组成员。我一下闲了许多，倒也轻松，但是家良同志对我的处境看在眼里，暗暗为我寻找另外的出路。 可巧，家良同志闲居数月，在推辞了两个任职机会以后，终于以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身份到重庆日报社担任了社长职务。于是我的机会随之而来，报社副刊部主任饶承德同志到了退休年龄，所任职位形成了空缺。方社长便通过正常组织程序，为我办理调动手续。1991年6月，我诚惶诚恐，以一个原业余作者的身份，入主重庆日报副刊部，开始了人生又一个崭新的起点。这个岗位是我数十年职业生涯最大的亮点，为我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使我得到最大的满足与快乐。而这一切都是方社长提供的，对此我能不毕生感戴吗？ 按说，面对方令，忆起这些往事应该是很愉快的。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的会面笼罩着感伤的气氛。这是因为，我第二次在方社长手下工作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原因是，他按照市委安排，来报社担任一把手，居于原一把手之上，引起不满，被动地卷入一场纠葛。对立面千方百计拈过拿错，告状不已，最后两败俱伤，由工作组全面接管报社。方社长还好，总算保留了宣传部的职务。离休后他把组织关系转到了自己熟悉的江北区。一个当年随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的上海“少共”，在文革中都敢于对抗造反派的老革命，受此窝囊气能不心中憋屈吗？虽然也有忠耿之士反映申诉，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结论。方社长这样一个身体健康、开朗豪爽之人也不能不郁郁寡欢，最终瘀结成病，2001年初，不到70岁便不治身亡。虽然关于他所受免职处分“上面”没有“说法”，可能永远也只能不了了之。但是亲朋好友对于是非曲直心知肚明，只能徒叹奈何。想起、谈起这一切，能不伤感吗？ 好在方社长的长公子方令后来事业有成，如今已经是重庆资深律师、著名法学家，完成过许多项重要科研课题，才从市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岗位上退休不久，目前还担任市政府法律顾问等重要职务。次子方明也是一位术有专攻的高级工程师。他们以及子女也都成家立业，生活无忧。这些身后事，当能使方社长和几年后随他而去的他的夫人蒋绍兰女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吧？ 那天的中餐与饭后的交谈，都是以“方书记”、“方社长”、“爸爸”为中心词，离不开多年前的种种往事，沉浸在怀念之中。当然也我们也互相通报一些近况，相信若能上达天听，会使他们感到高兴的。 临别的时候，方令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把我们的会见安排在今天吗？我摇摇头：不知道。他才告诉我：今天是老人家的忌日呀。 哦！我只记得年份，却没有记住日子。这才恍然大悟：是今天呀！刚好过了17年。 回家的路上，我自忖：今后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记住这个日子。尽管我现在因为身体的原因，已经戒掉杯中物了，但是每年这天一定要记得给天国的他敬上一杯美酒。他生前就好这口，而且我曾多少次陪他畅饮啊。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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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31 15:43:09
楼主
发表于 2018-5-19 17:3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