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杲炘《格律未必是束缚》

诗酒自娱

格律未必是束缚

黄杲炘

拙文《脱轨的译文：新诗的机车》（香港《诗网络》2003/10，上海《文学报》2004/1/29）中提到顾城名作《一代人》，谈了我的看法，但后来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一点讨论。好在此诗极短，不妨再引一下，以便说明问题：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拙文中说到，这两行诗的字数虽有十字、八字之别，节奏上的长度却一样，都是四顿。但如果让两行字数相同，那就双重一致，而且这样的一致更明显：

    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

    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我感到这样改动后，两个诗行的等长一目了然，便于记忆，而且这样的改动可增加第一行后半的紧张感，也加强了第二行的转折语气和节奏感。

但朋友向我提出：顾城写诗时未必考虑过顿的问题。这说法我同意。不过，既然他没有考虑过，为什么结果恰恰两行都是四顿呢？为什么头一行不是更加“简练”的三顿行“黑夜给了我黑眼睛”等等呢？看来，诗人写诗时即使未考虑诗行长度，心底里却未必没有长度意识，或者说，潜意识里仍倾向于让两行诗在长度上对称。

过后朋友又说，比起改动后的九字四顿对句，他感到还是念顾城的原作顺口。我问他怎么不顺口。他没有回答。我又问，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的可能。他想了想说，有这可能。后来我想到，恐怕还有别的可能，例如习惯了自由诗，对格律诗也许不习惯等等。否则，有些诗原可成为很好的格律诗，为什么却放弃这种可能呢？

这一阵，有关德、日政府首脑对二次大战中两国所犯罪行的认识，传媒上报道颇多。这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首诗——李士非的《反差》：

    当勃兰特在华沙双膝跪下

    全世界看到一个反差

    跪着的德国总理

    比站着的日本首相高大

我很喜欢这首诗，它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在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的1970年1月，当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冒着大雪后的严寒，来到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后便跪在了地上——此后他获得了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

我不明白，诗中第三行为什么不写明“联邦德国”。因为当时有两个德国，而“民主德国”甚至同波兰还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国家”呢！要是有读者不清楚这段历史，会知道勃兰特是哪个德国的总理吗？

如果在诗中的“德国总理”前加上“联邦”两字，我们会发现，只要对诗的头一、二行略加调整，这两节诗在原先排印中的“偶然参差”可变成明显得难以忽视的“等量反差”。而这不是正可以用来强化和“突显”诗的主题吗？

    勃兰特在华沙双膝跪下

    让世界看到一个反差

    跪着的联邦德国总理

    比站着的日本首相高大

我不知道这有了格律的文字束缚了什么，是否违背了原作者的意图，或效果上有什么损失。在我看来，这样的改动有利无弊：既有了更准确的内容，又有了同内容相得益彰的较别致形式，让诗歌更增加一点趣味和一点色彩，有什么不好呢？

我读诗不多，仍发现不少自由诗只要稍加调整，就可具有较整齐或较精巧的形式，却白白放弃了机会。诗歌是各文学品种里唯一讲究格律的，但是，在对诗歌的内容承载力不断开挖的同时，为什么很多诗歌却放弃为其独具并有各种功能的格律，毫不在乎给读者提供第一印象的书面形式呢？对于久经传统格律诗熏陶的我国读者，这种浪费是不是读诗人减少的原因之一呢？毕竟，一首好诗再有个相配的好形式没有坏处。请看台湾老诗人商禽的《眉》：

   

只有翅翼

    而无身躯的鸟

    在哭与笑之间

    不断飞翔

这首诗可同上一首归为一类，因为“哭”与“笑”也是“反差”。我想，这首诗有这样的形式并非偶然，因为这形式有助于吸引读者，感到作品的精致。  

我有一种感觉：读不懂的诗似乎不讲格律形式的居多，而相对来说，讲究格律形式的诗则较易读懂或大致读懂——这大概又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恐怕也符合法国诗人兼评论家瓦莱里所说的：形式具有引发性和整体的暗示性。

所以，我读诗偏重有格律的。既然没时间拿到诗就读，那么让吸引眼球的“优先”也是一种选择。这不仅因为这样的诗较有可能读懂，而且，在大家心目中“形式主义”多半是个贬义词，因此作者在形式上花了工夫，往往可以想见在内容上也花了工夫。另一方面，目前读不懂的诗很多，这样的选择大概还有点“保底”功效，不然，读诗既一窍不通，再加形式上一无可取，那么花掉了时间的结果将是彻底地一无所获。何况我知道：“诗体的成熟为创作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而美的成分之一是形式，形式中隐含着限定性与聚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