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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收到《中外诗歌研究》100期特刊，阅之，甚多感慨。 此刊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刊。该所于1986年成立，明年就30周年了。而所刊当年12月就出了试刊号，1年后正式创刊，当时刊名《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后来嫌这刊名太常，遂于1994年第一期起改为今名。 延续至今，积累甚丰，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顾名思义，此刊原为研究性质；2009年，该所得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资助，创办了厚重的《诗学》年刊，《中外诗歌研究》便改为以信息为主的刊物了。 这期纪念特刊实为第101期，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是新诗所三任所长吕进、将登科、熊辉各有一篇相关文章： 吕进《一百期的路》高屋建瓴，简要叙述了该刊的来龙去脉。 蒋登科《一些人和一些事》则回忆了办刊过程中他亲历的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和事，可以视为宝贵史料。 熊辉《【中外诗歌研究】百期的沉浮与变迁》可视为吕进文章之扩大化、具体化，内容更为详实。我以为此文有两点小疵，不妨一提：一是标题中“沉浮”二字过重了，就说“变迁”足矣；二是行文有不够严谨处，“创办三十余年来”、“三十年后的今天”显然不确。 二是百期详目。林林总总，数千篇文章构建了一座诗学的大厦，容纳了以新诗为主要对象的种种学术观点、研究成果，弥足珍贵。这是该刊编者和众多作者心血的结晶，也是可供查阅的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库。其中有许多我熟悉的名字，见之感到亲切。 值得庆幸的是，我与该刊有着很深的渊源，很荣幸地成为新诗所近30年历程的见证者、报道者，也是该刊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作为格律体新诗的研究者，我有好多几篇文章都是在这里首发的，姑且举其要者： 《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1997-3、4期合刊）：此文曾得到卞之琳先生的首肯与指导，首创的“无限可操作性”观点破除了现代格律诗（今称格律体新诗）“千篇一律”的偏见，指出了格律体新诗既有一定的格律规范，又具备体式多样的灵活性，已为格律体新诗界普遍接受，并在创作实践中予以体现。 《外国诗歌汉译与现代格律诗》（2003-2）：此文梳理了外国诗歌汉译与格律体新诗的关系，立意较新，力主以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翻译外国格律诗，促进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已经得到一些资深翻译家的认同。 《格律体新诗的曲折历程》（2006-3、4期合刊）：这是在第二届汉语诗论名家国际论坛的大会主题发言，梳理了格律体新诗发展中三个重要阶段，对其必然性与可能性提供了历史的依据。此文划分的“三阶段”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重建“新诗重镇”与新诗“二次革命”》（2007-4）：对“重庆是诗歌重镇”的判断作出了自己的诠释，算是一种独立的见解。 此外，历年来我还在该刊发表了对好些诗人的评论，也表达了我对几位敬仰的诗人方敬、邹绛、吴奔星的悼念文字。刊登过卞之琳先生给我的来信和我的附言（2001-1-2期合刊）。如今评论过的培贵、徐国志也已经作古。借此机会，对这几位前辈和同代诗人表示深切的怀念。 还要说的是，《诗学》从《中外诗歌研究》分离出来以后，我很荣幸地受聘为所外编委，负责主持《格律体新诗研究》栏目，至今已经出版6辑，发表了许多格律体新诗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新诗格律建设，也是为新诗“二次革命”聊尽绵薄，颇感欣慰。借此机会，也对新诗所给予的这一机会，辟出的这块园地，表示衷心的谢意。 近30年光阴，100期刊物。吕进先生感慨，创刊时年富力强的中年，已经成为另一种“70后”。我也一样。年华似水，诗歌不老，事业永在。祝愿《中外诗歌研究》与《诗学》花团簇拥，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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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9 13:49:17
发表于 2015-4-29 15: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