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下设的新体诗课题组编辑出版的《诗家》丛刊第三期(2015年3月)刊载了该所重要研究人员、诗歌理论家王同书《简论中国四大诗体》一文。该文把中国历来的诗歌作品归为四类:古体诗(实即近体诗产生之前的全部诗体)、格律体诗(即近体诗、词、曲)、新自由体诗、(即“五四”后产生至今的新诗)、中国特色新体诗(又分为“偏重文言的诗人诗作”和“偏重白话的诗人诗作”)。
坦白地说,这样的分类与我的一贯主张不尽吻合,但是也不无道理。但是他把我们的格律体新诗归于“中国特色新体诗”则令人欣慰。因为格律体新诗正是继承中国诗歌传统的产物,也是一种“新体”,完全符合“新体诗”条件。他所指的“偏重文言的诗人诗作”,则是指当今诗坛使用文言以及古典新诗句式写作而又不遵从那种严格的平仄、对仗要求的一种潮流。这是为如今诗词界占居主流的人士所不齿的(就连其中使用现代汉语声韵分支也遭受歧视,要求他们自己标明“新声韵”)。把这两个同病相怜的诗坛弱者捏拿在一起,倒也有趣。
王同书先生在对这四种诗体作了简单的界定之后,都辅以精彩的诗例。在印证的新体诗中“偏重白话的诗人诗作”时,全部采用“东方诗风”诗人们的作品。计有:齐云《半圆》、宋煜姝《异想》、孙逐明《物理学中的情诗》、谭朝春《歌唱小草》、沈用大《物种四咏》、葛勇《有寄》,都注明了出处:《东方诗风》。
在历数“新体诗”渊源之后,王同书指出,2011年以来,则逐步明朗化为自度曲(后改自由曲)、自度词、“新古体诗”和专就“新自由诗体”改革创新而实践、推导的“新解放格律体”,特别指出各自的代表人物。而后者是以刘章、吕进、沙白、万龙生为代表的。
在谈及上述隶属于“中国特色新体诗”的各体后,又分别列举其创作实绩,其中就包括了《东方诗风》杂志。然后,王同书先生满怀信心地宣称:中国特色新诗体将卓立诗林,蓬勃发展,香飘华夏,溢弥五洲。
在我看来,诗词、解放体诗词与格律体新诗共同形成当代当代格律诗的营垒,与自由体新诗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日子必然到来,而二者究竟谁占上风、优势,则有待于各自的发展与历史的选择。当代格律诗内部的磨合、消长,其结果也还须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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