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南诗人节大会的演说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于右任 (按:诗人节起于民国卅年先生与文艺界诸君子先后创办有《民族诗坛》、《中华乐府》等杂志,来台后对诗人之团结,诗学之倡导与改进尤多致力。) 到台南来参加诗人节的诗人大会,我觉得很光荣,在大会上又遇到许多耆宿与新作家,实在欣幸之至! 明末沈斯庵诸老倡结诗社。三百年来,台湾诗风蔚起,推其原意,决非为吟风弄月,遣愁遣时,盖痛神州陆沉,欲集中人心与意志,储默默之力量,以抗当时之强暴。其心则顾亭林、黄梨洲、黄道周,恢复祖国之心也。故台湾之诗社,早涵有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之革命思想,数百年来,愈流传,愈光大。及至清末民初,更才杰辈出,与中原旗鼓相应,以有今日。大矣哉台湾诗社也! 执新诗以批评旧诗,或执旧诗以批评新诗,此皆不知诗者也,旧诗体格之博大,在世界诗中,实无逊色。但今日诗人之责任,则与时代而俱大。谨以拙见分陈如下: 一、发扬时代的精神。二,便利大众的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再进一步言之,此时代应为创造之时代,伟大的创造,必在伟大的时代产生。而伟大的时代.亦需要众多的作家以支配之,救济之,并宣扬之,所谓江山需要伟人扶也。此时之诗,非少数者优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不管大众之需要,而闭门为之,此诗便无真生命,便成废话,其结果便与大众脱离,此乃旧诗之真正厄运。 我是发起“诗人节”之一人,我们为什么以端午为“诗人节”,当然是纪念屈原的。所谓纪念屈原,一是纪念其作品的伟大,一是纪念其人格的崇高。屈原的作品,无论造词、立意,都为中国诗人开辟一广大的境界。刘勰在《辩骚》内说:“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关于屈原的人格, “哀民生之多艰", “恐美人之迟暮”。学人忧国,死生以之。司马迁说他: “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所以,纪念屈原,是纪念他衣被万世的创作精神,与日月争光的高尚人格。作一诗人,最重要的是作品与人格的一致。我们诗人要以屈原的创作精神,将诗的领域扩大起来,以屈原的高尚人格,将诗的内容充实起来,以表现发扬大时代日新又新的崇高理念。而作者本身,更要有“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的殉道精神。总之,一方面诗人的喉舌,是时代的呼声,一方面诗人的思想,是时代的前驱,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使时代的前进。而诗人的生活,更当是实现此一呼声与思想的斗士。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此又为诗人所应有的博大怀抱。 我的见解如是,是否正确,尚希各位见教! 刘永平,于右任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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