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信，但确实发生过！

虞廷

你可以不信，但确实发生过！
              ——读梁昌恒先生《实事实说》

乡前辈梁昌恒先生高龄84岁，近日以其新著回忆录《实事实说》（自印本）相赠，拜读之余，颇多感慨。

梁先生1949年12月即在刚建政的四川省忠县（现属重庆市）党政机关工作，当时年仅18岁。几十年来，他先后在多个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八十年代曾任忠县县府办公室主任直至退休。他辅佐的县长郭金龙后来青云直上，直到做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由于他长期在重要部门做领导工作，本人又喜欢和文字打交道，所以知道的政事超过一般人。如今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无疑具有很强的可信度。他把回忆录命名为《实事实说》，说明他的写作态度是认真负责的，所述事实也应该是高度接近历史真实的。

我八十年代在忠县县志办公室工作时，梁先生正好任县府办公室主任，行政上他也是我的领导，期间我们有过一些工作上的往来。我比较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读他的回忆录很有亲切感，就像当面听他讲述一般。

                             一
从五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尽量淡化直至批判家庭观念，视家庭观念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地都树立了一些只管积极工作不管亲人死活的铁石心肠的典型。这种遗风至今未绝，偶尔仍可见到宣传某某人，父母病重却坚决不回家探望，等到工作完成，亲人已经撒手人寰。在《实事实说》中，梁先生也谈到了他类似的经历。

梁先生的母亲生下他的第三天，为了吃上一顿白米饭，拖着虚弱的身子走到两里外的一个过路店去找饭吃，这唯一的一顿白米饭就是整个月子里的营养。这是1931年夏天的事。梁先生一岁零两月时父亲病逝，从此母亲含辛茹苦独自带着四个子女艰难度日。梁先生快四岁时，因为饥饿还缠着母亲吃奶，吸吮母亲根本没有奶水的干瘪奶头。母亲不幸患上伤寒昏迷不醒，三天后醒来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儿子，赶紧又把奶头塞进了梁先生的小嘴里。母亲为养育子女所受的苦，梁先生一直铭记在心。

1949年12月18日，年轻的梁先生通过笔试口试和体检，被忠县知识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录取，从此成为党政干部。母亲一直是支持他工作的。他先后参加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忠县农村第一个互助组就是梁先生亲自创建的。

农业合作化开始后，梁先生又积极参与了创建初级社。“通过镇反，扫清了实现合作化的障碍。1956年，一下90%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初级农业社。”（引文摘自《实事实说》，下同）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通过镇反，扫清了实现合作化的障碍。”梁先生说：“全县逮捕判刑500多件”，在此恐怖高压下，“一下90%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初级农业社”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创建初级社的所作所为，梁先生的母亲却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她对回家过年的梁先生说：“你们搞的这些，我看得起的只有化肥。其余的我根本看不起。”梁先生当然不同意母亲的看法，他“听在心里，不置可否。”

1958年大跃进时，全民大炼钢铁，开办公共食堂，“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风，农村实行‘行动军事化，集体吃饭，集体干活，集体睡觉’……简称‘三化五集体’”。梁先生奉命到老家永丰公社整顿公共食堂，检查“三化五集体”执行情况。他抽空回家看望母亲，家里竟空无一人，原来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都撤了，社员全部集中到永丰场上的大食堂吃饭。晚上8点，梁先生终于在永丰场上见到了母亲，“60多岁的老母正在那里站列子，‘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报数’。报完数后，才挨次去领饭。”这就是所谓的行动军事化。

梁先生接下来讲述了母子二人短暂相聚的过程。

“等她把饭领回后，母子两人才坐下来。”
母亲问：“儿，你回来了？”
“嗯”。我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又没有什么话说。
过了好一阵，母亲才叹一口气，哽咽地说：“我一撮箕洋芋被搜去了。”
梁先生心里清楚，有了公共食堂，不准社员开小锅小灶，哪还容得母亲有洋芋。儿子这回来，就是整这些的。只好硬着头皮说：“算了，您不去想那些。”
“母子二人坐了一个多钟头，她回集体宿舍滚草去了。”（“滚草”，方言，就是在稻草堆里睡觉。）梁先生回到公社半夜都睡不着。当时他那里知道，这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面。

不久，母亲病重，危急之际，多次带信想见见幺儿。梁先生去向县委副书记请假，竟不获批准。不多久母亲就去世了。未能在最后时刻看望母亲，梁先生“至今一想到此事，内疚之心，难以言表。”

读到这一段，我心里特别苦涩，特别难受。母亲即将离开人世，儿子近在咫尺，竟不能请假回去见面，人间之绝情，无过于此。母亲不可复活，而工作是可以弥补的。假如县委副书记给假三五天，何至于让梁先生内疚一生。

梁先生母子之间关于初级社和公共食堂的分歧，很耐人寻味。按理说母亲是非常支持儿子工作的，老人家之所以有不同看法，实在是她觉得不合常理。

对于初级社，老人家说：“你们搞的这些，我看得起的只有化肥。其余的我根本看不起。”朴实的语言，胜过一大堆说教。公共食堂的军事化，让60多岁的老母亲去‘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报数’，然后才可以领饭，看起来好笑，其实只有沉痛。梁先生没有把“三化五集体”写完整，只是写了“行动军事化，集体吃饭，集体干活，集体睡觉……”，就已经足够荒唐了。怪不得老母亲又是叹气又是哽咽。母亲对这些做法显然是反感的。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儿子专程到永丰公社，就是专门来检查督促这一工作的。说得直白一点，梁先生的工作就是整顿像她母亲这样的人——“儿子这回来，就是整这些的。”岂不悲乎！特殊的时代，迫使人性萎缩，而让所谓革命性疯长，受难的恰好是无数个母亲。

二
大饥荒当年就袭来了——“机关供应原来每人每月45斤贸易粮，降为27斤，后来降为21斤。社员原来是360斤，降到每人每天半斤。各种生活物资奇缺，猪肉、白酒、菜油、鸡蛋、盐巴、煤油、棉布，一律发票证，定量供应。苏联老大哥说我们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倒也差不了多少。”梁先生“在城关初中读书的小舅子饿昏了，来我寝室找吃的……后来又在食堂偷饭吃，被公安局逮捕，判徒刑三年，送奉节硫磺厂劳改，得肺病而死。”一个初中生，才多大岁数，就这样死了。

梁先生被下放到新立区中岭公社打鼓2队去劳动。每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只吃七两粮食，没有任何油水，难以忍受。当时公共食堂为了省钱，烧煤是去四十多里外的垫江县王家厂煤矿的荒渣里免费淘取。担煤的人早出晚归，往返八九十里山路，担回一担煤，破例可以吃半斤大米饭。梁先生便主动前往，为的就是吃半斤大米饭，哪怕累得筋疲力尽。这种吃半斤大米饭的机会并不多，要等缺煤时才行，平时还是每天只吃七两粮食。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膝盖麻木，走路不来弯（不能弯曲自如）。”公社副书记告诉他：“你这是得肿病的象征。人饿狠了，先是枯瘦，接着四肢无力，脚不来弯。反过来又由瘦变胖，胖了又瘦。三肿三消，阎王报到，这就要你的命了。”

副书记的话，梁先生很理解。眼看着打鼓2队的“130多个人，除少数几个人以外，个个都卖刮骨脸……喊脚不来弯的岂止我一个。听说临近的双桂，一个食堂饿死了几十个人。”梁先生又想起了岳父家，小舅子因为饥饿偷饭被判刑，岳父陶天雄——民国时期南京大学毕业生、小学校长，也已经得肿病死了。这时梁先生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与生产队长商量，偷偷给社员每人划两丈地种菜度荒，对外就说是公共食堂用地。“队长雷方刚说：‘这是倒退，上头追起来如何办？’”梁先生说：“当然不能让上头知道了……万一上头知道了，坐监坐牢我去。社员不饿死，我死在牢里值得！”两天后，土地就划下户，十多天就栽满了菜。就这样，打鼓2队靠“倒退”度过了荒年。

梁先生当时的“倒退”行为，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偷偷搞的土地下户，比八十年代的安徽“小岗变法”早了30多年，可惜不为世人所知。如果当年多几个梁先生搞“倒退”，就会少饿死许多人。如果全国都“倒退”，就基本不会饿死人了。真是奇怪，“倒退”反而能给人以生路，反之却是死路。

梁先生还透露了当年的一个绝密，1962年4月，60多万人口的忠县，全县库存只有千多斤小麦。县委很恐慌，赶紧密令，将未完全成熟的小麦收割入库，糠秕、麻头、芭蕉头等代食品由政府大量推广。

接下来，梁先生披露了一组惊人的数字：

1958年，全县死亡20273人。
1959年，全县死亡33226人。
1960年，全县死亡24928人。

“三年共死亡78426人。比一次大战役死的人还多。1957年全县总人口652423人，直到1964年才恢复到653010人。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付出的代价。”

梁先生的数据精确到个位，应该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已经非常难得。但是大家都知道，官方数字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实际上饿死的人数，应该大于官方数字。更重要的是，在1962年夏公共食堂解散前，饥荒一直在延续着，大量的人还在不断饿死。在这组数据后，还应该添上1961和1962两年的数据。无论怎样，忠县死于大饥荒的人数都在10万以上。忠县自古以来就是产粮大县，虽然历史上也曾经因为旱灾发生过饥荒，但是却鲜有饿死人的记录，至于连续三年以上累计饿死10万余众，更是绝无仅有。

我们要向梁先生鞠躬致敬。他所讲述的史实弥足珍贵，他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真相的还原，表现了他高度的良知。许多无知抑或无耻之人至今对大饥荒矢口否认，较之梁先生，有何面目！

梁先生的“倒退”，后来又发挥了一次作用。

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梁先生奉命到农村调查。一些基层干部都含含糊糊地表示，希望能够土地下户，让社员吃饱肚子。他却不敢如实向县委作书面汇报，怕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钢鞭材料”。同行的组长李隆耀在向县委口头汇报时，起先也“扭扭捏捏不敢明说”，后来终于“马马虎虎地说出了社员的意见”。为此，县委令他们再次下乡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最后想了一个办法，“不提下放土地包产到户，只说我们这里连年伏旱，每人划一分抗旱地，每户划一分芋头田，自留地每人增加五厘（三平方丈）。”县委也不发正式文件，只发工作简报。“区乡接到简报后，如获至宝，不到一月就把上述这些零星土地划到户。”梁先生接着说：“土地一放，立竿见影。征购顺利完成，闹粮的没有了。更奇怪的是，出生人口多了，1959、1960、1961三年才生24584人，1962年一年就生了23759人。社员说这些变公了的女人又变母了，一年当三年。”

让农民吃饱肚子是很简单不过的事，只要“倒退”就行。可惜，到了1963年春，刚吃上几天饱饭，上级又强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收回了抗旱地和芋头田。


                             三
在写到清匪反霸时，梁先生说：“各地展开诉苦会、斗争会……区有公安员，设立了法庭。死刑审批下放到中共万县地区委员会，杀人权掌握在地委书记手里。……我负责的四个村，被处决的有晏超凡、张让三等四人。一般每个乡都处决三五个或者十来个。最多是巴营乡……被处决70余人，是全县杀人最多的乡。杀错了的也有。原县中训育主任李镇宇，甘井铁山村人，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李镇宇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当过国民党的区长，也被当成匪霸枪毙了。

在写到土地改革时，梁先生对阶级成分的划分有准确的政策说明。“凡占地在14州石（原著误为担，应为石），自己不劳动，出租或雇工耕作者，划为地主。”数量小的为小地主，多的为大地主。占有土地在14州石（含14州石）以下，出租给别人耕种，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属于人民。占有较多的土地，自己参加劳动，出租和雇工放债收入，超过全家总收入50%以上的划为富农……”。梁先生说：“每州石折合稻谷432斤”。这样，我们就能够算出，14州石等于6048斤稻谷，按照每100斤稻谷折大米70斤算，等于4233斤大米。（在五十年代，大米只要几分钱一斤，4233斤大米大约值不到300元。）这4233斤大米是指的总产量，地主所得只是佃户按三七开或者四六开交给的租谷部分。照最高的四六开计算，地主能够得到2640斤大米。这是地主出租土地一年的收入，摊到每月仅211斤大米，摊到每个人就更少。然而，就是这点租谷，就决定了地主成为贱民，或被枪毙或被管制，辱及亲友祸及子孙的命运。我们现在实在看不出这里有多充分的理由。

梁先生没有讲述如何没收地主财产和斗争地主的细节，他只是简单地说：“划分成分的时候，要斗争。没收土地，也要斗争。上级指示，不能搞‘和平土改’。如何斗争？减租退押时诉苦伸冤，都说得差不多了。这时一般的做法是找地主算剥削账，挖封建底财。……这个底实际没底，目的是压制他们的反抗而已。”

这里触目惊心的是“上级指示，不能搞‘和平土改’”，一味强调的是斗争。挖封建底财实际没底。所谓没底， 就是无底线地挖。这方面的故事我了解颇多，在斗争二字背后，全是无辜者的血泪。

在写到三反五反时，梁先生说：“不管有无该反的对象，都要搞得轰轰烈烈。不搞就是死水一潭，领导就走不脱。……凡管钱管物的人都揪出来斗争。由口水战变成拳头战，由拳头战变成车轮战，由文斗变成武斗。从县里传来的方法，被斗的人站在中间，一下推向东，一下推向西，称为‘炒菜’。手段很不人道。”“我接替的文书秦某某，就是兼管食堂的伙食团长，没走得脱……只得承认自己贪污。100，不行，就说1000，还不行，就10000。贪污的数额比经手的总数还多，实在离谱。”梁先生说，从那以后，“三反过后不管钱，成了不上书的流行语……不少伙计贪污分子的帽子戴了二十几年，整个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度过了。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揭帽还原，可惜人已老了……”

在写到大炼钢铁时，梁先生说：“全民上山，大办钢铁。没有洋高炉，就筑土高炉。没有焦炭，就用木炭。木炭不够，就上山砍材（树），烧成黑棒棒。还是不够，社员的木制家具，箱子柜子都被送进高炉的肚子里。……望水山上砍光，精华山上砍光，老家尖山寨上砍光。大山上的金钱豹，从此再也没有了。……又号召群众献铜献铁。我的手电筒也是献了出去的。社员没有献的，把箱子扣扣、鼎罐、锅儿也献了。……劳动力都上山了，农业社的生产由老弱妇孺来种，红苕挖不回家就用牛犁。前面犁后面捡，捡了多少，天晓得。不少地方也不犁，干脆烂在地里。”

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所炼的铁“多数都是烧结在炉底成‘牛儿’，又停炉把‘牛儿’请出来打碎再烧。即使流出点铁，铸锅都不行。真是劳民伤财。”

在写到“放卫星”时，梁先生说：“《人民日报》登了天下第一田，亩产万斤，图文并茂，影响不小。这段时间不提亩产千斤万斤，就是不敢想（当时口号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我和县委副书记一起在汝溪下汝大队，把几个田的晚稻，移栽到路边长田内，密度达到上面能放鸡蛋。……移栽两天，万斤亩栽好了。过了几天去看，秧苗才不争气，烂得像大粪臭。别说万斤稻，万斤草都没有。此计不行，再来二招。晚上打着火把去搞万斤秋玉米。方法是将田里表土扒成若干堆，像宝塔一样。每个土堆底盘像簸箕大，由上而下做成梯形，每层隔一寸按上一颗玉米种子，取名宝塔玉米。一计算，亩按几千粒种子，每粒产子十多粒，亩产两千斤以上，虽不到万斤，但比起亩产一两百斤，也还算跃进。……过了一个多月去一看，玉米苗东倒西歪，别说长玉米，连腰都伸不直……”

在写到商业大跃进时，梁先生说：“商业也要大跃进，搞大购大销。天上飞的要买光，地下跑的要买光，山上长的要买光。‘三光’政策口号响亮，做到就难。天上飞的鸟，谁能捉光？地上跑的野兽，哪个又能捉光？捉不光，有怎么能买光？只有山上的茅草，蓑草，金刚豆头头，是不动物品，才能买光。全县花了一千五百万人民币，买来在各供销社堆起。”

关于商业大跃进，以我有限的阅读，在全国都未见。这可能是忠县的创举。梁先生的记述比较简略，只是一个梗概。我在供销部门工作多年，曾经无数次听那些老供销谈起过“大购大销”，在家里也多次听父母说过。所谓大购大销，叫“指山买山，指水买水。”指着这座山，说这座山上的野生动植物有多少，值多少钱，就马上成交。指着长江，说长江有多少鱼，值多少钱，就马上成交。当时每天都是捷报频传，打着锣鼓去向县委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所有的成果就是那些茅草、蓑草、金刚豆头头，后来成了垃圾，就像土高炉炼出的钢铁一样，任何用处都没有。

小小一个忠县，大购大销共浪费了一千五百万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当时农村一个全劳动力每天的工分值大约一角左右，劳动一年能够创造30多元。一千五百万元需要1000个农民劳动500年。直到如今，忠县仍然是国家贫困县。如果当年这一千五百万元能够用于脱贫致富该多好。在疯狂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忠县的浪费何止这一项。大炼钢铁的浪费应该是更大的数字。还有许许多多就不说了。在只准算政治账，不准算经济账的年代，政治迫害无时不在，人人都生活在极度恐惧中，哪个还敢仗义执言。

就在灾难一个接一个袭来，神州大地疮痍满目哀鸿遍野时，报纸上广播里却是无休止的高唱赞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马儿啊，你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在写到“四清”运动时，梁先生说：“中央先发的文件是十条。后来王光美又来个十条，这个十条更左得要命，把基层干部描绘成敌人……工作组进村首先对干部摸底排队，分为一、二、三、四类。好的为一类，较好为二类，差一点的为三类，排为四类就麻烦了。贪污多占，瞒产私分，搞倒退活动等等罪名，何患无辞。村村都有……有个村回报，一个生产队长贪污的粮食，比队里总产还多……全队的粮食都被他贪污了，怎么放？怎么吃？后来中央发文纠正后十条，不少干部都已经被吓死了。”

四清运动时我还小，但是也知道不少情况。我在县志办公室工作时曾经看过大量档案，有一份资料记载，四清开始后全县不到一个月就自杀97人。这大约就是梁先生说的“不少干部都已经被吓死了”

梁先生对历次政治运动作了反思：“十几年来，我整别人，别人整我，整来整去，印象最深的是不讲实事求是，芝麻大点事，无限上纲，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置人于死地。”

事实上，在那些年代，除儿童外的所有中国人，都具有施害和受害双重身份。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整过人，也都不同程度的挨过整，概莫能外。不同的是，有的人以施害为主，成为“运动健将”职业打手；有的人以受害为主，成为祭坛上无辜的羔羊、黑暗政治的牺牲品。

四
梁先生撰写回忆录的目的，是“想把一个普通基层干部经过的往事，实事实说，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印证一下党走过的曲折历程，反映一下普通党员的愿景。”他是个老党员，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由衷拥护，他认为“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努力，祖国建设突飞猛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过上了千百年来没有过的好日子。”

梁先生的回忆录时间跨度很大，从1949年直到2001年，涉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全民失忆的今天，显得非常珍贵。略感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年事已高，他只是提纲挈领似地记载，缺少过程展开和细节描述。在他心里，一定还有无数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其中不乏极具史料价值的东西。他今年已经84岁，怕是没有精力来详细写作了。但是，即使如此，他的回忆录都已经堪称难得。

让我们向梁先生致敬！

                               晚辈 陈仁德
                     2014年4月18日于重庆天龙路寓所

林海雪狐

看上去 是比较客观的。可信度强。

浮云集

我们这代人是亲历者，当然可确信。下一、两代则难说了……

慕霞

我上初中时，也参加过大炼钢铁……上高中时，经过三年
自然灾害，我本来是高63级的学生，因自然灾害学校停办，
一年后复学时就成了高64级的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