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名士牟宜之

诗酒自娱

国家不幸诗人幸，1966年之后牟宜之诗心勃发。他传世的两百余首诗中，创作于1966年到1975年的诗作占一半以上。在这些诗歌中，牟宜之不再以当下之是非为判断标准，而是把小我、当代政治放进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掂量。

1973年10月，黑龙江初冬将至。一辆大卡车裹挟着灰尘驶离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一位矮胖的老者站在车斗里，双手紧握栏杆，随车身上下颠簸。卡车渐渐消失在视野中，18岁的大庆仪表厂青工牟广丰凝视着天边荒草，心下茫然，泪流满面。

站在车斗里的老者是诗人、老革命、老右派牟宜之。流落昂昂溪近8年，64岁的牟宜之仅存的愿望是携家离开贬谪之地。至于去哪儿，和幼子牟广丰一样，他心里也没数。

在北京折腾了一年多，回京无望。1975年乍暖还寒时，牟宜之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山东。饱经风霜的老人只求叶落归根。

邓小平的亲笔批复、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的介绍信，换来的是冷遇和推诿。曾经威风八面的牟宜之，垂老之年在故乡竟无安榻之地。连日奔波，终于心力交瘁，只得在济南山东宾馆继续等待。

有一天，牟宜之在宾馆走廊里迎面碰到一拨春风满面的人，双方照面，牟宜之愕然失语。人群中有几位，正是他当年在东北看管过的国民党战犯，此时他们已经获得自由，以贵宾待遇在全国参观游览。

这次照面之后，牟宜之突发中风，3个子女赶到济南。1975年4月29日下午2时，牟宜之抱憾辞世。抢救期间，同为右派的妻子刘纯和牟广丰等一直守在病榻旁。

“抢救期间我父亲数次拔掉吊针，手背鲜血淋漓。他虽然不能说话，但眼神充满暴躁和不平。”回忆当年，牟广丰的悲怆之情，溢于言表。

幼有诗才

牟宜之，1909年生于山东日照。其父毕业于北洋法政学堂，后回乡务农，倾心培育家族子弟。

牟宜之自幼即有恃才傲物之心，更有经世济民之情，14岁高小毕业，赋诗“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在济南读书期间，16岁的牟宜之加入共青团，参与宣传、联络等外围工作。

1929年，牟宜之年方二十，涉世未久即发一生宏愿：“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能文能武，纵横任侠，个体意志飞扬，效命家国天下，现在看来牟宜之的志向是奢侈的。那个年代，读书人或为保持个性而彻底规避政治，或为拯救国家而完全融入某一政党，既保持个性又投身政治，几乎不可能。

丁惟汾悉心栽培

青年牟宜之确实有奢侈的本钱。他有才华，也有人脉。

牟宜之的姨父，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丁惟汾早年加入同盟会，功勋卓著，孙中山先生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在早期国民党中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有此优势，牟宜之为何却一门心思靠拢共产党呢？《国士：牟宜之传》的作者清秋子认为，国民党太让人失望了，牟宜之遂把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身上：“在牟宜之的所有资料中，没发现他对共产主义有多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倒是俯拾即是。他丝毫不觉得民主自由、独立精神与中国传统有何抵触，相反，他认为那正是古代圣贤的道统理想。”

牟宜之在上海曾与康生等人一起被捕入狱，丁惟汾出面，牟宜之是旋捕旋放，而康生则被羁押几天之后才被虞洽卿保出。1932年，23岁的牟宜之卖了夫人陪嫁的30亩地，购置枪械参与日照暴动，失败后避祸上海，藏进丁惟汾家。丁惟汾安排牟宜之东渡日本，留学到1935年秋。凭着牟宜之的诗文及训诂功底，如果留日期间一心向学，走上学术之路并不困难，然而让他魂牵梦绕的不是学问，而是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

开始军政生涯

归国之后，得益于丁惟汾的斡旋，牟宜之成为《山东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疾呼抗日救国。日寇南下，别人争着往大后方撤退，牟宜之却迎敌而上，投笔从戎，谋得险恶之地——山东乐陵县县长一职，开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军政生涯。

1938年9月27日，牟宜之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出现了。其时国共合作已经展开，“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乐陵，牟宜之见到“挺进纵队”司令萧华之后，脱口道“还是个娃娃嘛”，从此萧华“娃娃司令”的名号不胫而走。那一年萧华22岁，牟宜之29岁，两位青年才俊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就此结交终生。

牟宜之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却处处与共产党保持一致。上司沈鸿烈大光其火，拍案训斥：“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的？”牟宜之回答：“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对牟宜之在乐陵的作为，周恩来曾说：“倘若在抗战伊始，中国有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财、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地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投身统战

此后，牟宜之与姨父丁惟汾仍有交集。1939年春，牟宜之因在国民政府有深厚的人脉，受中央指示赴重庆做统战工作，周旋于国民党高层之间。谈及重庆统战，牟宜之曾不无得意地说，“国民党元老我多半都认识”。这其中固然有丁惟汾的面子，但更重要的是牟宜之自身的学识、抱负和人格魅力。

牟宜之在重庆受周恩来领导，周恩来称他为“宜之兄”，而邓颖超则半开玩笑半批评地称其为“牟爷”，起因是牟宜之不拘小节，从不自己叠被子，而周恩来夫妇则总是自己动手，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1939年秋，邓颖超回延安，牟宜之随行。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约谈两个小时。毛泽东问及他与康生在上海被捕的细节，牟宜之证实康生是被虞洽卿保出的。这也就意味着，康生并非自首获释。毛泽东很满意，特招康生前来相见。牟宜之和康生都是山东人，毛泽东兴冲冲地说，这里还有一个山东人！这个山东人就是江青。

事实上牟宜之早就认识江青，江青曾在丁惟汾家当过一段家庭教师，牟宜之对其印象不佳。他曾试图上书阻止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被萧华劝阻，在重庆还对周恩来说过这事，周恩来也委婉劝阻。

毛泽东建议他继续做统战工作，牟宜之谨守与萧华之约，执意回山东。回山东路上，牟宜之与邓小平、卓琳同行，行至八路军太行山总部，认识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将帅。当时牟宜之手头有两笔经费，总计10万大洋，全数奉送刘伯承、邓小平，为129师的将士购置了冬装。

回到山东，牟宜之曾任沂蒙区公署专员。组织民工修建了长大堤，题名“民主堤”，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题词“民主战胜一切”；1940年，牟宜之主政沂蒙区时发布《人权保障条例》。

解放战争时期，诗人没有写诗

山东时期，牟宜之的诗人心性、侠客风采活灵活现。他屡屡以身犯险，面对日寇用日语高喊：“你们还得练练才能打着老子！”他以“东林党人之后”自诩，随时写诗作对，不无炫耀地自称《康熙字典》里没有他不认识的字。他曾率人深夜潜入日寇占领的村庄，把叛徒从床上揪出来，铡刀砍头；孤身深入伪军巢穴，把曾经的结义兄弟王道呵斥得抱头痛哭，率军反正。据统计，牟宜之受命策反3股敌伪军投诚起义，兵力近万人，时人称之为“骑侠式革命纵横家”。

延安整风运动时，牟宜之曾自认散漫，然而其后并无悔改之意。无论何时何地，总免不了名士的狷介之气。“他愿意为圣贤的事业殉道，但坚决不摧眉折腰，丧失自我。”清秋子说。

解放战争时期，牟宜之奉调到东北，历任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长，继续发挥他的强项，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策动国民党184师潘朔端部起义。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战争期间，爱诗如命的牟宜之没写一首诗。其中原委，未见夫子自道，不好妄加猜测。不过1980年代牟广丰赴美，一位亲戚对他说：“十哥（牟宜之）是个好人啊，”追问之下那位亲戚说，他的一位亲戚曾在东北国民党部队中当军医，被解放军俘虏后刚好归牟宜之管，牟宜之私下放走了他。“我父亲解放战争期间没写诗，可能是对国共内战有所痛心吧。”牟广丰说。

官越做越小

北平解放后，牟宜之担任首任北京市建设局局长，他以为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疏浚北海、中南海，还发挥训诂专长，提出古之州府皆建于水滨，州者，川三点，人傍川居，首都新城应循古例建于永定河两岸，旧城不动用。该方案与“梁陈方案”建城于北京西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一样被否决。

一次偶然事件，牟宜之的警卫员误将企图偷枪的社会闲杂人员击毙。牟宜之把错误揽过来，受到北平市军管会的批评处分。1950年，牟宜之调任济南建设局局长。牟宜之的第一次“降职”应该说是自找的，然而接下来的两次降职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1953年，牟宜之调回北京，先任林业部经营司司长，不久即降为副职。公开的说法是“牟宜之不爱开会”，“不务正业”。“不爱开会”可能是真的，“不务正业”指的是他经常舞文弄墨，除了写诗还撰写出版了少年读物《难忘的一次夜行军》和《八斤鞋》，当时一篇文章稿费即可抵一两个月工资，难免被人嫉妒。“牟宜之降职的真正原因，实际上还是‘社会关系复杂者不得重用’这个魔咒在起作用。”清秋子说。在林业部工作期间，牟宜之干了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率先向部领导揭发骗子李万铭。李万铭伪造历史，一路高升，被牟宜之察觉并揭穿后终于落网。牟宜之将此案通报萧华，由刘少奇批示向全党公布。牟宜之因此在党内名声大振，老舍依据此案写出讽刺话剧《西望长安》，但此事却让很多被李万铭骗倒的官员脸上无光。

1955年，牟宜之转任城建部公用局局长，不久又降为副局长，这是第三次降职。老友萧华已经获得上将军衔，萧华的儿子萧云问牟宜之，伯伯你是什么将？牟宜之说，我在林业部管木头，是木匠；在城建部管建设，应是泥瓦匠。但连续三次降职，牟宜之难免心有所感，他曾当众自嘲：“我是房子越住越小，车越坐越大（公交车）。”

“不就是当个右派吗”

“反右”风暴袭来，牟宜之浑然不觉，即便夫人刘纯率先被打成右派，牟宜之仍然坚信自己跟这事儿没关系。风向已明，众人纷纷噤口，而牟宜之依然坚持业务导向，公开品评部里一些业务不精、专事逢迎的干部“庸才耳！”当城建部“右派指标”尚不足额时，牟宜之仍然满不在乎地说：“不就是当个右派吗？算我一个！”

一语成谶，1957年10月，牟宜之成了右派。其右派言论主要有7条，如，提倡控制人口；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文学作品不要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毛泽东被誉为“人民的大救星”，牟宜之反问：“不是说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吗？”……

早上出门是官员，晚上回家就成了右派，牟宜之懵了，连续几天在家喃喃自语：“我是英雄的父亲，我是英雄的父亲……”英雄指的是牟宜之的二儿子牟敦康。牟敦康自幼不喜读书，16岁从军，航校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任空三师七团三大队大队长，击落美国战机5架，1951年壮烈殉国，时年23岁。

“刚当右派时，牟宜之还认为是误伤。他觉得自己和老革命相比文人习气确实重了点，但他是英雄的父亲，儿子的生命都献给国家了，怎么成了右派呢？他想不通。”清秋子说。

清秋子认为，进城后牟宜之说的最“叛逆”的话应该是这段——“我们的自由是很多，但自由也受限制很多，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就是必须提出对立面，必须唱对台戏、抬杠子，才能搞出问题来，专搞一面是不行的”。“奇怪的是，这段话日后并没有算做他的‘有罪言论’”。

牟宜之的内心是强大的。他迅即镇定下来，以诗人态度对待右派帽子。离开公用事业局之前，牟宜之在工作细目最后留下两行字：今朝风流属刘郎，衣冠翩翩欲飞翔。

回头捋一下牟宜之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的几句话足以让他当上右派，但让他当上右派的绝不仅仅是那几句话。他的老狱友康生说透了其中玄机：“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

全家发配黑龙江

虽然成了右派，但工资尚在，且是高薪阶层。“下岗”的牟宜之反倒逍遥，读古书，写古诗，与何思源、黄万里等老友下棋，教育子女学习中国古代经典。

“三年大饥荒”时期，满街行人面黄肌瘦，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让牟宜之心里一沉再沉，他隐约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1961年端午节，牟宜之连写三首诗悼念屈原。接下来儿女的升学因系右派家庭出身受到牵连，高官朋友帮忙都无济于事。牟宜之在诗中罕见叹息，“生计艰辛累子女，心情跌宕寄山川”。清秋子认为，在“文革”前，牟宜之对时局有所反思但尚未完全认识透彻，仍然心存朦胧的期望。

直到1966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世，“文革”全面爆发，当月，牟宜之夫妻带着4个孩子被“发配”至黑龙江。

在一路向北的列车上，牟宜之纠结于贬谪的感觉，跟孩子说，“我就像挨了一个大耳刮子”。

火车转汽车，齐齐哈尔市昂昂溪，旷野上一座小砖房中不到20平方米空间，牟宜之的新家。牟宜之举目四望心下苍凉，跟孩子说：“我敢说从这栋楼一直到西伯利亚都不会再有人了。”在新家居住的第一个清晨，牟宜之早上起来洗了七八次脸。他不相信自己竟然落得如此结局，更不相信这就是自己参与解放的东北。

匆匆安顿下来，牟宜之接到工作。挑沙子，和泥，把弯钉子敲直。一起干活的工人说，你这老头儿，敲直一颗钉子的工钱够买一斤新铁钉了！牟宜之只能苦笑。随后“文革”迅速走向狂暴，噩耗不断传来，老头这才惊觉，“流放”东北实属侥幸，留在北京肯定死路一条！

牟宜之变“皮实”了。挂牌子游街，夫妻二人被迫拿着铁盆子，边敲边喊——我是右派分子牟宜之！我是右派分子刘纯！牟广丰回忆，父母白天游街示众，晚上若无其事，该干啥干啥。牟宜之不再认为自己是被误伤。“他到了黑龙江之后，总的想法就是，我不能死，我要亲眼看到大结局！”牟广丰说。

向死而生，凤凰涅槃

国家不幸诗人幸，1966年之后牟宜之诗心勃发。他传世的两百余首诗中，创作于1966年到1975年的诗作占一半以上。

在这些诗歌中，牟宜之不再以当下之是非为判断标准，而是把小我、当代政治放进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掂量。在他心里右派之名已不算什么，压制和迫害是君子的必然遭遇，也是个体升华之途径，关键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何在？1970年秋天，他在《重阳之四》中写道：“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

无力国事，牟宜之就悉心培养子女。“不掏错兜，不上错床”，“敞开肚皮吃饭，瞪起眼睛看书”，父亲当年的教诲，牟广丰记忆犹新。其时古人风雅已被归为“四旧”，牟宜之仍然固守家风旧俗教育子女，要求牟广丰背唐诗宋词，《古文观止》。某日，喇叭里响起了江青的声音。牟宜之脸色骤变，喝令幼子牟广丰，“《讨武曌檄》，背！大声背！”当时牟广丰不解其意，时隔多年忆及往事，感慨嗟呀。

杨勇将军的儿子杨小平在“文革”中“流放”齐齐哈尔，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的儿子穆星星因父亲身陷囹圄，春节无家可归，也到牟宜之家“猫冬”。牟宜之做东先后款待两位晚辈，围着炉子烤土豆片，边吃边吟诗作对，牟宜之当场背诵聊斋中的冤狱故事《席方平》。穆星星兴奋得直拍大腿，“牟伯伯，咱们就是当今的东林书院哪！”

时局变幻如走马灯，诗人的中国古典士人之心则愈发坚定。1971年林彪坠机温都尔汗，牟宜之诗云“一世英雄寂寞收”，对其命运遭际则解释为“宫闱秘事”；随即话锋一转，“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批林批孔”运动随之风起，牟宜之则深为不屑——林彪怎么能和孔子并列呢？

牟宜之看明白了，可他的身体日益衰老，子女眼看着就要荒废在东北。牟宜之反思平生，曾跟儿子牟广丰说，如今落得这般处境，或许是当年在东北奉命处决不肯转变立场的国民党青年军官的报应？在大女儿的苦苦哀求之下，牟宜之终于违心认错，1973年让孩子代笔写下悔过书，嗣后只身回京，试图“告罪还乡”。

事实上牟宜之不仅认定自己无罪，更认定有罪者正是加罪于他的那些人。1974年在京期间牟宜之愤然赋诗：“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倾！”或许预感到生命即将终结，牟宜之最后一首诗上天入地，宛如业满归天的谪仙人——忽然闹天宫，忽然掘泥犁。活擢杨二郎，生擒司马懿。孔丘揖我座，孟轲为分席。麻姑为搔背，西施为浣衣……被驱离京华，又到昂昂溪。飞驰复飞驰，神志总不迷。掷笔一长叹，泪为荒唐滴。明日再谈诗，不觉又扬眉！

牟宜之与夫人安茂青、刘纯共育有11位子女，牟宜之去世之前，最牵挂的是生死不明的三儿子牟敦庭。牟敦庭仿效哥哥加入空军，因父亲的右派问题遭遇清退，负气出走新疆，杳无音讯。牟敦庭在新疆要过饭，卖过唱，伐过木，养过老虎，当过背尸人，炸过爆米花，当过皮匠……粉碎“四人帮”之后牟家找到牟敦庭时，他已落户昌吉农村，以打零工为生，流落47年。牟家为其安排了工作，牟敦庭一口回绝。清秋子说，牟敦庭拒绝这样的救赎，他就是想要个说法。几年前牟敦庭终于回到老家日照，老人飘零无助，终生单身，但笔耕不辍，仿佛与父亲精神相通，牟敦庭作诗千余首，针砭时弊，激浊扬清。

牟敦庭小名叔带儿，意思是叔叔带大的。这位叔叔叫牟乃纮，此人一向以兄长牟宜之为楷模，青年时代渴望随兄加入共产党，结果阴差阳错投了国民党，先到台湾后到美国，终生未能见到兄长。牟乃纮的儿子牟永宁倒是回过大陆。1970年春，受家风熏染，牟永宁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了“保钓运动”，“文革”尚未结束即从加拿大回到大陆。曾在武汉大学工作，1989年移居美国，现为美籍华人。

清秋子认为牟宜之是生错了时代的古之名士。牟广丰则表示，自己曾因不肯与父亲决裂而被讥为“孝子贤孙”，“现在我认为，孝子贤孙是褒义词，是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诗酒自娱

此文原载《南方周末》。

海棠依旧

令人敬仰的古之名士！读完全篇，感慨万千，心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