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南的几本土纸本诗集藏本一瞥（附：张南《山青踪影》））

诗酒自娱

张南的几本土纸本诗集藏本一瞥

吾友张南是一位藏书家，以收藏民国土纸本书籍为重点，出版了《土纸本談屑》一书，吾为之序。

蒙此君借予几本与诗有关的珍贵藏本：

一、《我是初来的》，胡风编选的，扉页印明“读书出版社经售”。已经破损，目录最后一首诗起于86页，此本却止于84页，又没有封底，故不知何时出版。而胡风的长序注明“1942年8月21日于桂林听诗斋”，原持有者记明系1945年10月15日购于“五十年代社”。

“听诗斋”这个斋名很有意思，是不是跟当时提倡朗诵诗有关呢？很可能吧。这至少表明，胡风还是重视诉诸听觉的诗吧？不知现今“哑诗”“默诗”盛行，倘若先生在世会作何感想？

对于“七月派”的自由诗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在目录中还是找到好些个熟悉的名字，如侯唯动、山莓、白莎、徐明；尤其意外的是发现了两位日本友人的名字：鹿地亘和绿川英子。据胡风序言中说，当时除鹿地亘外，其余作者“都是初来的”，他们的诗是“发自肉体的胸脯的活人的歌声”。歌声，当然也不是哑黙的分行文字。

再则，胡风的长序中有一段话可以录以备存：“诗人的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发酵，诗的情绪的花是人民底情绪的花，得随着社会的或历史的气候；开了的要谢，要结果，而新的要发芽，要含苞，要开放，而它们也要谢，要结果······”这样的意思如今在某些人看来一定显得很陈旧了，会掉首不顾吧？不过我突然想起了吕进先生一篇近作的题目：《诗歌不是私歌》，与胡风75年前说的话倒像是遥相呼应哩。

二、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1942年明日社印行，倒是保存的很完整。扉页印着“纪念徐志摩”几个字，前有短短的《题记》。《题记》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点意思，值得录以存照：

“始终还成为一般人嘲笑的对象的新诗”：有点恼人吧，直至今日，新诗的境遇又有怎样的改善呢：

“没有自信，一个人不会动手写一首诗的”：如今，写一首诗，也许谈不上“自信”与否，或许有的人又是盲目的自信呢。

他对旧作“不断的删弃”“总有自己的标准，而后一个标准多少总比前一个高一点”。这种对自己作品严格要求的程度，能不令吾等汗颜乎？

还有就是他对徐志摩的评价，也是他纪念徐志摩的原因：“为了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情和推进技术底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以及为表现的方法开了多少新门径的功绩！”

这本诗集是我素来仰慕的卞之琳先生的早年代表作，其中作品虽然早就拜读过，但是能够于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得见其最初的风貌，自是眼福不浅。这就要感谢张南的慨举了：出借这样的藏品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对此不能不铭感于心。

三、蒋山青著《诗论》。只知道朱光潜的《诗论》哪里知道还有位蒋山青也写了本同名著作。试在网上查找，居然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这样的广告：“作者：蒋山青，出版社：新湖北日报出版社，出版时间：1942，装订：平装。” 并把此书作为“稀见”旧书的代表招徕顾客，还有其封面图形，与我眼前这本一模一样。但是却被告知无货！我真为张南庆幸啊。粗粗翻阅，得知此书是关于新诗常识的介绍，不过颇为周详，对于有志于诗的初学者肯定可以起到指引入门的作用。

如果细察，从中也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就我感兴趣者而言，略举几端吧：

一是蒋氏把闻一多、徐志摩提倡的格律诗体称为“规律诗体”，对其给予堪称公允的评价：“他们给新诗以重大的影响，使当时大家都做规律诗。有些从来不顾形式的，也讲起规矩来了。平心而论，这一运动固然不免使已经解放了的新诗，重新加上桎梏，或使新诗更加欧化，活在过分注重形式中忽略了内容；但是作为建立新诗的体式之必不可少的试验，仍然有重大的影响和良好的功绩。”

二是蒋氏对新诗发展的分期颇有其独到之处：一、尝试期（1919——1923），二、形成期（1923——1925），（以上合称“五四时代”）；三、鼎盛期（1925——1931），为五卅时代；四、潜伏期（1931——1936）为“九一八”时代；五、复兴期（1937——）为“八一三”时代。蒋氏还对以上各期的特点做了流派、风格的分析，涉及若干重要诗人的个案；并指出各期也不能截然切断，并且互相影响。

三是蒋氏在论述技巧时，特指“节奏、韵律和体式的安排”。他谈诗的节奏时，把音顿成为“音停”，“亦称音步，又称音尺，是诗句的顿逗”，可见那时对诗行的基本节奏单位的认识已经比较到位了。

四是蒋氏关于诗的体式的观点，对于我们新诗格律建设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关于体式，除了采用中国的民族形式，还可以效仿西洋诗的形式（他举十四行诗为例）；当然能够融会贯通，别创新体，习为定式，乃是我们所馨香祈祝的。这一切的创造，都留有海阔天空的境地，能任诗人的鱼跃鸢飞。”

五是蒋氏着重指出，“诗既与文学的其他部门有别，尤其与散文有别，我们就应该做重视内容之外，同样注重 为内容所决定的形式。形式的完美，不但不致于戕害内容，同时还可以辅翼内容，而有更优良的成就。”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新诗不能拘限于自由体，也不必拘限于规律体。而“为求形式的完美，酌量采用并任意创造或随时汲取规律的精华，毋宁是值得我们试验与努力的途径”。

这样的观点实在比今天的“新诗是自由诗”观点的信徒们高明了许多！

以上是对三本土纸本诗集初初阅读的一点感受。正待收尾，张南君突然到访，遂向他出示上文。张南读后只提了一个意见，要求对他做弱化处理。我没有同意，原因很简单：饮水思源嘛。由此也进一步发现了他谦虚的品质。而且他告诉我，蒋山青曾经活跃于上海文坛，有诗集出版呢。抗战期间蒋氏还曾参加重庆饮河诗社，与许伯建先生相交甚笃，1949年后还在重庆，大约于1960年前后去世。

张南告辞后，我找出许伯建《补茅文集》，果然发现1949年写“九二火灾”的《妖火》诗序中提到得知火情后向蒋山青借车去位处灾区寓所察看，所藏“饮河”资料尽皆被“妖火”吞噬，不由痛心疾首。又在书中发现另一诗题中提到山青，以及蒋山青的和诗一首。这都证明蒋氏的确与“饮河”同人过从甚密也。由此也可以得知他是以为新诗与诗词皆擅的“两栖诗人”。

而诗人、理论家蒋山青的详情已无处查询，也许就永远被时间的潮汐荡涤不存了。至少重庆的文学史少了关于他的篇页，这不能不让我平添惆怅。

                     11·24—25，渝中悠见斋

   你的文章提到蒋山青先生，立即想起泸州胡惠溥先生曾有怀人诗十八首，其中第二首即怀蒋山青先生，现检出呈上，或可参考。诗注称“丁酉二月返渝”，丁酉即1957年 （今年又是丁酉），说明鼎革后蒋先生还来过重庆，并与许老等相聚石桥铺，离别后不久即辞世，我颇怀疑死于反右。胡先生自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到写作此诗时未再到重庆，可想他和蒋先生之交往应在陪都饮河时代。

                             ——陈仁德

                              

山青踪影

                                     张 南

民国作家蒋山青何许人也？他是否在文坛上“失踪”得太久了。上海藏书家张泽贤先生在近期出版的《民国版本收藏断想及其他》一书中，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蒋山青的重翠群书》，作了一个钩沉，说蒋“名不见经传，埋得深，不见天日。”此话前半我不苟同，实际上是见得“经传”的，只是太简略。

蒋山青（？—？），原名蒋明祺，笔名蒋山青。二十年代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27年11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诗集《无谱之曲》，被列入“群翠丛书”。同年由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小说集《月上柳枝头》。1937年8月由山川书屋出版诗集《山青诗草（第一卷·叙事诗辑）》，收入《盲乐师》、《江边景色》等诗27首。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为发起人之一。这期间在武汉参与倡导朗诵诗运动，曾作有论文《论诗歌朗诵》，载于穆木天和锡金主编的诗刊《时调》。1944年曾在重庆《文艺先锋》等报刊发表诗作《敦煌行脚》等。

以上简介由欣文撰写，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诗歌卷）》第204页。简介中的“群翠丛书” 通过张先生藏书印证，应为“重翠丛书”。

由简介可知，蒋除诗歌外，尚写小说。泽贤先生通过钩沉，指出他还有美术方面的天赋，能作插图，可见是位文艺多面手。

近日淘得一书，《论诗》，蒋山青著，土纸印，抗战中恩施的新湖北日报社编印出版。这是一本谈新诗创作的理论小册，主要针对当时的文艺青年，虽戋戋一册，却也通俗实用，浅显易懂，文笔流畅，文采飞扬。是书现已珍稀罕见，遂一时兴起，接着泽贤老师所述，继续追寻一下蒋先生的影踪，画一画山青的轮廓。

蒋山青，金陵人氏，号淳庐。抗战中在汉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之后似乎就销声匿迹，难见影踪了。

从武汉撤退后，蒋就到了陪都重庆，似乎就定居下来，从未离开了。他的文学活动也从未间断，但没有了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前半期这样辉煌，取得丰硕成果。《敦煌行脚》我没读过，不过至少证明作者去过敦煌。

1940年，蒋在重庆加入了当时最大的旧体诗社饮河诗社，诗社领袖为章士钊，潘伯鹰、乔大壮、江庸等诗人为活跃分子，团结了全国一大批旧体诗诗人。抗战胜利后，饮河诗社总社迁上海，重新登记，在重庆成立饮河渝社。这期间，蒋山青与重庆名诗人柯尧放、许伯建、田楚桥等轮流编辑“饮河集”诗叶，每月一期，在报刊登载，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

在重庆蒋山青与文艺青年许伯建相熟稔，从许的诗文中，我觅得一、二史迹。他们诗词唱和，雅集，互为关心，心心相惜。

重庆收藏大家，金融巨子戴亮吉为清末著名词人大鹤山人女婿，藏有山人诸多遗札、手卷，以及重金购下的苏州怀辛斋许氏明版图书等珍贵图籍，于是他们邀约同去戴宅紫薇山馆观赏。

社中诗人柯尧放雅好收藏，藏有明顾横波石圭砚，于是蒋又与许同车前往南山柯宅观赏。

社友，诗人王调甫去世后，其遗诗《猛悔楼诗》由其友曾克耑（履川）整理刊印，后淳庐于沙坪坝旧书肆访得数册，以其一赠伯建，于是伯建又有“副笈”矣（先前履川寄赠一册）。在淳庐所赠“副笈”中，伯建留下了大量的批注（拙著《许伯建批注猛悔楼诗辑考》就是依据的这个本子）。这是友谊的见证。

1948年的一天黄昏，蒋山青出了一个意外，在渡江乘船时，不慎失足落水，好在离岸不远，且持有一拐杖，在水中起了救生圈的作用，挣扎一番后，被人拖出水面脱险，为山青无恙，伯建特呈诗一首，“奉慰”。诗中末句是“所期无恙人间世，尊酒容为旦暮过。”

1949年9月2日下午，许伯建正过访山青，谈话间，忽接电话，告知渝中陕西路突发大火，伯建急假山青车归，面对熊熊大火，眼睁睁望着烈火中房倒屋倾，而藏有自己及师友文稿的“直庐”化为灰烬，自己也无计可施。大火经多时方被扑灭，烧毁房屋无数，人员伤亡惨重，这就是伯建在以后诗文中多次提及的“九二妖火”。有车，可见当时山青谋得高级的职位，社会地位非同一般。

49年后，伯建与山青也多次过从。

1956年10月，许得蒋书信后，前往拜访，不巧正遇其外出而未谋面，许即作诗一首，“用旧韵奉柬”。山青见后，即和作一首，这是山青晚年少见的诗作，录如下：

前题次和兼示伯弦

投荒曾沸此心波，散落交亲感憶多。

老去田间甘寂寞，归来意外供搜罗。

灯前儿女看雏凤，眼底悲欢发浩歌。

十载石桥追雅稧，诗书醉饱许重过。

1957年12月22日，星期天，许去渝中解放军剧场观浙江昆剧团旅渝演出，场中偶遇山青，即以自己携带的潘伯鹰新版《山谷诗选注》转赠。山青告知，不远处的新华书店有刚到的《唐音癸签》一书，于是两人携手，急往购之。此事被许记于所购《唐音癸签》书尾，书情雅事方得流传。

《宋词举》，著名词人陈匪石代表著。寒斋藏一片书叶，为《宋词举》内页，伯建留有墨迹，吉光片羽，甚为珍贵了，对研究山青的逝年亦十分有价值。转录如下：“此书旧为蒋山青兄所赠，盖余原有匪石翁贻赠之本，已毁于九二妖火中。旋孟谷王兄见此持去，忽忽十二年，昨始检还，而赠书之蒋兄则以？疾衰竭下世矣。悲夫！插架重归，桑生人海，泚笔识此。……辛丑八月，记此，时匪老已下世一年余矣。”

辛丑年是1961年。1965年挚友柯尧放去世，许伯建在挽诗中有“故人几辈惊秋草”句，句下许有注解，“匪石、乐之二翁及山青、天助、森甫皆先后丧殄”匪石即陈匪石，1959年去世；乐之是朱乐之，1960年去世。由是可以推断山青去世的时间应是1960年到1961年之间。

张先生在《蒋山青的重翠群书》一文中提到，在其小说《红睡》中，有钱君匋先生的题诗祝贺其结婚，时间在民国十八年元旦，若以二十多岁结婚计算，蒋应出生在20世纪头几年，到去世，应该在50多岁。

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诗人，山青出版了诗集《山青诗草（第一卷·叙事诗辑）》，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还有诗集的第二卷，第三卷……，这些诗稿是否还存在人世间呢？是否还可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