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用口语的思考

齐云

1、没有精力、也不想写成较周密的论文，就用诗话形式的片断文字来表达这些思考吧。

2、为什么想说这个问题？是由刘年的诗风转变引起的。数年前，在北京与刘年、雨韵、素素聚会，散谈中，刘年提到新诗慢慢有了标准，认为口语更准确，他还告诉了一个内部信息：《诗刊》不登押韵的诗。读他离开论坛后的诗，也慢慢明白他所说的标准是什么了。所谓的“标准”之一，就是新诗使用口语。

3、结合刘年的经历，猜测后来对刘年影响较大的有于坚、雷平阳、商震（前《诗刊》常务副主编）、朱零（前《人民文学》诗歌编辑，后调入《诗刊》编辑部）等人。这几个人写诗都使用自由体、口语。我把口语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口水诗，以赵丽华为代表（被网民戏称为“梨花体”），商震的口语诗离赵丽华很近，朱零稍稍远一些，但也属于口水诗。这种诗，连写小说的也看不下去了，比如韩寒忍不住跨界表达了对口水诗的不屑：“大部分的现代诗其实就是把一篇三流散文拆成一句一行写，而所谓比较大师的或者先锋的就是把一篇三流散文每句句子的顺序捣乱了再拆成一句一行写。只要不要脸，谁一天都能写几十首现代诗”， “前两天这里在争吵诗不诗的问题，没看，觉得奇怪。因为我的观点一直是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年头纸挺贵，好好的散文，写在一行里不好吗？古诗的好在于它有格律，格律不是限制，就像车一定要开在指定路线的赛道里一样，才会有观众看，你撒开花了到处乱开，这不就是妨碍交通吗，观众自己瞎开也能开成那样，还要特地去看你瞎开？这就是为什么发展到现在诗歌越来越沦落的原因。因为它已经不是诗，但诗人还以为自己在写诗”；第二类是努力使用精炼的口语，雷平阳、刘年属于这一类。至于于坚，因为他对《尚义街六号》那种滥到家的诗自鸣得意，先是相信他人吹捧然后自吹自擂，以为载入诗史，沦入哲学概念先行误区，丧失了一个诗人对文本的朴素直觉，所以我也懒得评论他的诗歌口语属于哪一类。

4、对现代派诗歌表示完全不屑的小说家，这几年的有韩寒，在八十年代先锋诗起源的时候，还有路遥。因为我近来读《平凡的世界》，觉得整本小说近百名人物，完全以反面形象出现的恐怕只有一个，在小说第三部后半部分才出现的一名现代派诗歌专家古风铃，他是省级文学刊物《山丹丹》诗歌编辑组组长，主要事迹有二，一是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听讲者涌满了整个剧院。尽管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说了些什么，但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二是用改诗、发诗、帮助成名的手段勾引了他实际看不起的一个诗歌爱好者，女一号的密友杜丽丽，破坏了她原本完满的婚姻，杜丽丽受到盅惑，产生了稀奇古怪的观念，希望丈夫不干涉她和古风铃的交往，因为她同时爱着两个男人。路遥不仅嘲讽了现代派诗歌作者，也狠狠嘲讽了那些听众包括杜丽丽。路遥写这两个人物，绝对有原型的，因为这样的诗歌编辑和女作者数十年来持续不绝。路遥不屑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流行的现代主义诗歌，不知所云、深奥难懂是其特征，其语言风格与口水诗正好相反。

5、现代派诗歌分成两大类，一是现代主义诗歌，艾略特是代表之一，二是后现代主义诗歌，解构了现代主义的深奥，其下流者即口水诗。刘年所谓的新诗“标准”，恐怕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取得的一种平衡。

6、2005年东方诗友在合肥第一次聚会时，我对参会的柔风就评价过，他这样的年轻人，虽然现在所写的新诗，与后来东方诗风论坛提倡的很接近，但可能不会稳定，他接触现代派诗歌理论后，极可能转变诗风的。这不仅是对柔风的担忧，也是对刘年未来诗风走向的一种暗示性判断。那次聚会的参加人，已步入老年的诗酒兄自是格律体的坚定派，中年人中我认为只有秋水涟滟和我不会改变风格，会始终自觉支持新诗格律化的。卜白也始终写格律体新诗，但他出于自发而非自觉 ，没有经过理性的升华与巩固，表现在他对格律理论不感兴趣，连弄明白别人理论的兴趣都欠奉，他信奉的恐怕是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7、在我心中，年轻人诗风变化是大概率的事，表现于口，委婉一些。为什么这样？因为如果不是现代派诗歌理论对多数新诗作者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诗坛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读者用脚投票，走人了。虽然文艺边缘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正常现象，但诗歌边缘化得太厉害了，比如和小说比起来，这与现代派诗歌成为潮流高度相关。现代派诗歌创作背后是其诗歌理论，其诗歌理论背后是现代文学艺术理论，现代文学艺术理论的背后是复杂、深刻、人类一个智力高峰同时群峰耸立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潮，而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产生原因是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连续渐进的演变。能自由上下这座高峰、结合中国和中文实际了解掌握每个山头的诗歌作者极少，入而不出、西而不化才是常见的。

8、现代派诗歌理论流派众多，很复杂，总有“一款”适合才接触的人。本无诗才但爱写诗只能写口水诗的进山一看，发现一个山头，“哟，原来我的诗不叫口水诗，叫解构主义，解构陈旧刻板、束缚人心的传统，很高大尚啊，相邻的山头索绪尔的符号学双重肯定我的高大尚了”，“段子手”伊沙的《车过黄河》、于坚用分行口水记流水账的《尚义街六号》被他们互相吹捧成名篇、里程碑。口水诗可以与旧体的老干体相比，但老干体可没攀什么主义什么哲学作后盾，口水诗作者水平甚至还不如老干体作者，因为写口水诗只要敢闭着眼分行就行了，而写合律的老干体得掌握不少东西。海子进山一看，可能觉得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两款样式”颇合心意。有的流派一些主张互相对立，比如有艾略特这样好用典故，好用深奥字眼，提倡有阻力阅读，适合学院派臧棣、西川们，有的如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口语写诗，反对用典，适合赵丽华、商震们......口语诗的始作俑者，多半照搬了后现代主义、意象派、解构主义的一些理论，经过复杂的演变，有了现状。（此节群嘲，对提及的人贴的标签未必准确，只是自己阅读他们高知名度作品时的感觉，吃了一只鸡蛋感到口味不对，也就没兴趣吃完他们下的所有鸡蛋。）

9、梨花体这样的口水诗，不值一驳，但主张逐情放志、唯理独表的现代主义诗歌很能迷惑人。诗歌这种精巧的形式，不宜说理，即使说理，也多是启发性的。诗歌确实更宜抒情咏志。哪见过诗人同时是思想家呢，哪怕诗人再大。深刻复杂思想宜用散文或寓言表述，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不知道他要图解的哲学观念就不知道他在呓语什么的现代主义诗歌作者，简直是向它的读者征智商税。真想了解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即使觉得哲学原著太难读，何不直接看哲学思潮介绍之类的书，何必在不知道多少道的贩子的诗里寻似是而非、经常歪曲的道理？

10、中国小说界之所以出现一大批具备诺奖实力的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结合实际合理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手法，没有生搬硬套。西方出现了《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用意识流方法堆砌而成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其实这种没有情节的小说，不仅在中国，在产生它们的国家也没有多少读者，只是学院专家研究的东西。意识流手法被中国小说作者普遍借鉴，但没有人愚蠢到去写《尤》、《追》这样的作品，因为小说杂志编辑不傻，这样的东西发多了，杂志就要关门了。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还有一例，碎片化的法国新小说中国作家好像没人借鉴，绝大多数中国小说家始终没有放弃小说的根本——故事情节。
    同样，现代派诗歌理论可以与新诗结合，与格律体新诗结合，但是不能生搬硬套，食而不化。形式突破是容易的，思想突破才难。思想不仅决定诗歌内容，也常常决定诗歌风格。比如，传统的佛道特别是禅宗思想多产生“小诗”，短小、轻灵，难以厚重，而异域的基督教思想则很难产生“小诗”，相反易产生“大诗”，这样的“大诗”与儒学思想产生的厚重的诗又不一样，因为儒学不关注彼岸。“小诗”、“大诗”只指形式和内容有别，不指谁高谁低，两者我们都需要。轻灵短小，是中国诗歌的特点，与中国文化传统特点有关，如果想突破，就得另寻思想途径。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明显可以加强写诗者的思想基础。
    比起八十年代中后期，现在的中国确实具备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某些土壤。如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也完成了工业化，这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高峰时期是大体相当的。但也不完全相同，大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人的”异化“是马克思时代就困扰西方人心灵的东西，至今愈烈，但在中国这个情况要轻得多。细致分析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条件，再与现在中国一一对比，是个大课题，但很有意义。
《老人与海》是一部情节简单的中短篇小说，海明威凭之获得诺奖。《荒原》也不长，艾略特凭之也获得诺奖。这两部作品都契合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所以才深深打动西方读者。同一时间，中国正处于民族独立的狂欢之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情绪和思想土壤。同样，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缺少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土壤，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和照猫画虎写诗后，自然无人喝彩，只剩下现代派诗人自恋表演。如果不是官办的诗歌刊物和作协、大学发工资养着，估计职业现代派诗人、评论家早就被市场和读者淘汰，苟延残喘也不能了，他们就不能占据诗歌最醒目的位置，错误引导新诗风气，诗歌界也许能象小说界一样出一群有诺奖实力的作家了。所以我一直盼望文联、作协民间化，官办诗歌刊物取消，大学不给新诗立项。

10、文章有各种分类办法，有一种分法是大体分为两类：一是用来宣读的，如报告、讲座文稿、新闻等，甚至包括朗诵诗、评书，需要晓畅、明白，让人一听即懂，实用文体大多数属于这一类，这一类文章不惮接近口语；另一类是不主要用来宣读的，绝大多数文学体式属于此类，如小说、散文，也包括最重视音乐美的古今格律诗歌，这一类文章不需要口语化，更需要的是书面语。

11、刘年说口语能更准确表达情感、思想，这个判断不对。因为有一个事实，深奥的中外哲学著作都不是用口语写的。口语在表达思想时常常力有不及，表达更微妙的感情时更是如此了。如果口语准确性最高，古今中外根本就不需要、也不会出现书面语。

12、口语的贫乏和单调，在翻译时暴露无遗。把外国诗歌译成中文，古代文言诗译成现代汉语，口语简直无法胜任。比如狮吼虎啸，狗吠马嘶，鹿呦猿啼， 凤鸣鹤唳，鹂啭雀啁......难道全译成狮叫虎叫狗叫马叫......？

13、从“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写白话新诗，均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因为彼时文学要从僵死的文言中解放出来，要让更多的读者甚至没文化的读者也能明白。时至今日，在教育已经普及的当代，口语的优势已经很有限了，很多方面不如书面语，理解现代书面汉语对当代读者来说并不费力。

14、口语写诗还有个大问题，到底用谁的口语？各地方言不同，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口语也不同，赵丽华的口语与商震、朱零、雷平阳的也不同。口语在时间上也是变迁的，鸠摩罗什译的佛经是南北朝时的口语，今天看来也相当拗口，一些经句比文言还难懂呢。

15、书面语可形成多种风格，这正是文学需要的。鲁迅的文白杂用，巴金的欧化长句，刘慈欣的规范严整......百花齐放，各有特色。

16、文学审美并不遵循进化论，后来的一定优于先前的。相反，人类的生理特征一直未变，心理结构也未变，心理情感也大都未变，传统审美也多是适用现代的，不存在陈旧审美观一说。比如现实主义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创作方式和一种审美，虽然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都困难，因为当时众多杂志的小说编辑认为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陈旧了，但没有影响这部小说获得读者的喜爱。又比如诗歌中的对称，永不会过时，押韵也是对称审美的一种反映，当然也可以不对称，但自由体写作者宣布对称审美原则陈旧，就是一种盲目自大了。创新可贵也必须，但以创新为名否定传统审美，是一种“自杀”。

17、关于诗词创新，想到一件轶事。苏轼为人诙谐，开放，所以伴随他的人和他说话也较随便。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苏东坡是豪放词的创始人，但我想，幕士所言，绝非赞颂豪放词，而是一种轻微的嘲讽，因为词在当时和之前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供歌伎演唱的。美丽歌伎敲铁板、拔铜琶、用粗嗓子唱“大江东去”，不象现在流行的男声反串娇滴女声一样恶心吗？所以李清照坚决主张诗词分家，反对词的豪放风，你家招待客人让女郎唱男声啊？后来词脱离了演唱，才让豪放词没有了违和感。但苏轼也不是一味豪放，他可没少写传统风格的词啊。口语诗主张者的排他不似东坡的宽容而似偏执狂的行径。

18、排他性的诗用口语者，自绝于母语诗歌的活水源，自绝于读者。

柳渡

诗歌主张口语，否认书面语，我只能说那些“诗人”走火入魔了！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离经叛道，越来越自绝于读者，自绝于人民。他们甘心充当历史的垃圾有什么办法呢？
个人觉得格律新诗也可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代派的东西也许能够与格律新诗融合。现在的中国，也许有了现代主义的思想土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社会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人性被扭曲，作为个体的人充满了孤独、迷茫。
莫言的小说内容充满了中国味道，艺术手法却是魔幻现实主义。而意象派，其实主要是外国人受中国古诗的意境美的影响而产生的。

齐云

很高兴看到聿归兄对中国现在是否具备现代主义思想土壤的思考。
中国小说界之所以出现一大批具备诺奖实力的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结合实际合理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手法，没有生搬硬套。西方出现了《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用意识流方法堆砌而成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其实这种没有情节的小说，不仅在中国，在产生它们的国家也无多少读者，只是学院专家研究的东西。知名度高但多年没有人读的东西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自然是没有什么影响。意识流手法被中国小说作者普遍借鉴，但没有人去写尤、追这样的无人问津的作品。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也如聿归兄提到的，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还有一例，碎片化的法国新小说中国作家好像没人借鉴，绝大多数中国小说家始终没有放弃小说的根本——故事情节。
同样，现代派诗歌理论可以与新诗结合，与格律体新诗结合，但是不能生搬硬套，食而不化。东方诗人格律技巧已经熟练了，想进一步提高诗作水平，更需要提高思想广度和深度。形式突破是容易的，思想突破才难。思想不仅决定诗歌内容，也决定诗歌风格。比如，传统的佛道特别是禅宗思想多产生“小诗”，短小、轻灵，难以厚重，而异域的基督教思想则很难产生“小诗”，相反易产生“大诗”，这样的“大诗”与儒学思想产生的厚重的诗又不一样，因为儒学不关注彼岸。“小诗”、“大诗”只指形式和内容有别，不指谁高谁低，两者我们都需要。轻灵短小，是中国诗歌的特点，与中国文化传统特点有关，如果想突破，就得另寻思想途径。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明显可以加强写诗者的思想基础。
比起八十年代中后期，现在的中国确实具备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某些土壤。如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也完成了工业化，这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高峰时期是大体相当的。但也不完全相同，大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人的”异化“是马克思时代就困扰西方人心灵的东西，至今愈烈，李泽厚（个人认为是中国上世纪下半叶罕见的思想家之一）认为这是西方社会最深刻、深远的危机，但在中国这个情况要轻得多。细致分析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条件，再与现在中国一一对比，是个大课题，但很有意义。

秋水涟滟

很欣喜齐云的身体恢复，也欣喜齐云此篇重要文章。口水诗是诗歌走向的一个歧途，把诗这种高雅的文学样式庸俗化了。现代诗也好格律体诗也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有好的作品。即便我们现在倡导的格律体新诗，也应该注意追求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深度，尽量避免那些口水化的东西。

柳渡

是啊，对现代主义的确不能视为洪水猛兽，它毕竟是世界的潮流。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有所扬弃。齐云兄思考得深入。我的肤浅认识是：思想内容方面，荒诞世界里被异化的人的危机意识，是可以表现的，而其悲观主义、非理性主义、反传统等又是不可取的；艺术手法方面，变形、夸张、象征、抽象等，是可以借鉴的，而其晦涩、破碎等，又是应该摒弃的。

孙逐明

　　齐兄的大部分观点我都深有同感，只是我也如聿归兄一样，认为对于现代主义也要区别对待。我对自由诗的也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