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的两篇要论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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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的两篇要论撮要

吕进是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内有数的诗歌理论家、评论家。1993年获（韩国）世界诗歌研究会授予的第7届世界诗歌黄金王冠，2017年获全国诗歌报刊网络联盟授予的“百年新诗贡献奖·理论贡献奖”，2018年获（香港）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授予的“中国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

自从本世纪初他与骆寒超共同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说，在诗坛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忠言逆耳，痴迷于自由诗的当今诗坛娇子们依然得意忘形，一意孤行，整个诗坛似乎一仍其旧，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奋力前行。这种精神值得钦敬。最近吕进发表的两篇理论力作，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掘，特予摘要方式广为传播。

一、新诗下一个百年的重头戏应该是“立”

日前吕进应成都《草堂》诗刊之约，接受了吴向阳的专访，题为《新诗下一个百年的重头戏应该是“立”》，发表在该刊第8 期。

这一命题在当前中国诗坛发出了独异的声音，大大不同于那些瓦釜雷鸣的流行陈词滥调。这就应了那句“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的老话。

吕进在答问中提供了他自己的诸多情况外，还提出了关于新诗历史及其发展的独特观点，切合当今实际，切中诗坛流弊，具有重要价值，值得高度重视。特对该访谈的主要内容择要归纳，以供分享。

一、 吕进是成都人，原名吕晋，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川西实验小学读书，开始学习写作，并向成都团市委主办的《少年报》投稿并得以发表。吕进上大学的专业是俄语。诗歌是从小的爱好，俄语是喜爱的专业。吕进的第一篇诗评发表在《诗刊》1976年6月号，题目是《需要更多好诗评》。他的的道路是由诗歌创作到诗歌理论研究。他的成名作的是《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当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诗学的角度，他自己感觉1991年出版、1997年再版的《中国现代诗学》更为重要。

二、吕进认为自己此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是中国新诗研究所。该所成立时是国内唯一招收新诗专业研究生的教学科研机构。他参与创建，为第一任所长，为之倾注了许多心血，培养了大量人才。退而不休，至今还在为其效力。

三、在长达40多年的新诗研究中，吕进提出过好些重要的学术观点，比如内视点理论、诗家语理论、守常求变理论。这些观点已经成为当下众多诗歌研究者的学术基础。

近年来吕进更经常强调，从“诗体解放”到“诗体重建”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诗体重建就是新诗诗体的双轨发展问题。

重破轻立，一直是新诗的痼疾。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百年新诗发展到了今天，必须在“立”字上下功夫了。当年梁实秋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里说过：“诗先要是诗，然后才能谈到什么白话不白话。”

重破轻立最明显地表现在诗体重建上。长期以来，不少诗人习惯跑野马，对于形式建设一概忽视甚至轻率地反对，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创作“自由”。新诗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在“解放”后的第二天，从“诗体解放”到“诗体重建”本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口水体”拒绝新诗的诗体规范，放逐新诗的诗美要素，否定新诗应该具有诗之为诗的艺术标准，这不利于新诗的形式出新和审美创造。

新诗百年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在诗体上的单极发展，一部新诗发展史迄今主要是自由诗史。自由诗作为“破”的先锋，自有其历史合理性，百年中也出了不少佳作，为新诗赢得了光荣。但是单极发展就不正常了，尤其是在具有几千年格律诗传统的中国。考察世界各国的诗歌，完全找不出诗体是单极发展的国家。自由诗是当今世界的一股潮流，但是，格律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必备和主流诗体。人们熟知的不少大诗人都是格律体的大师。人们曾经以为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是自由诗，这是误解。就连他的著名长诗《列宁》，长达12111行，也是格律诗。新诗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双轨发展。

自由诗急需提升。自由体诗人也要有形式感。严格地说，没有形式感的人是根本不能称为诗人的。当自由诗被诠释为随意涂鸦的文字的时候，它也就在“自由”中失去了“诗”。自由诗是中国诗歌的一种新变，但是要守常求变，守住诗之为诗、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常”，才有新变的基础。提升自由诗，让自由诗增大对于诗的隶属度，驱赶伪诗，是新诗“立”的美学使命之一。自由诗领军人艾青就在1980年新版的《诗论》里加上了一句话，自由诗要“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体相近的脚韵”，这是艾青诗学思想的完善。

格律体新诗的成型是另一种必须的“立”。格律体新诗近年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上都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必须是诗（绝对不能走唐宋之后古体诗的只有诗的形式而没有诗的内容的老路）这个大前提外，格律体新诗在形式上有两个美学要素：格式与韵式。格式和韵式构成格律体新诗的几何学限度。

在诗体上的双极发展，漂泊不定的新诗才能立于中国大地之上，才能适应民族的时代的审美，在当代诗坛上充当主角。

四、新时期“新来者”诗群的发现，是吕进对新诗史的重要贡献。

所谓“新来者”，他指的是新时期诗坛上的两类诗人:一类是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群的年轻诗人，他们走的诗歌之路和朦胧诗人显然有别；另一类是起步也许较早，但却是在新时期成名的年轻诗人，有如“新来者”杨牧的《我是青年》所揭示，他们是“迟到”的新来者。没有新来者，就没有完整的新时期诗歌。正是归来者、朦胧诗人、新来者以及资深诗人的共同付出，才有了新诗史上这辉煌的一页。

五、吕进对诗坛现状的评价：他认为诗坛的现状是繁而不荣。每天生产成百上千首诗，但是好诗、大诗缺位。新诗的下一个百年的重头戏应该是“立”，当下的命脉是新诗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同样需要确立诗之为诗的艺术规范，反对确立这个标准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标准不是理论家说了算，而是在创作实践里逐渐形成。没有标准，伪诗、质量低下的诗就有了生存空间，写诗就成了世间最容易的事了。必须提高写诗的难度。在诗歌艺术规范里寻找张力，在诗歌审美法则里寻找自由，当然是件难事。

现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似乎是两个各自独立自足的圈子，明显不搭界。诗人较少关注理论家在做什么，而诗歌研究又大都只在理论圈里流转。诗歌要接地气，与时代相通，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批评那些只写杯水风波的人说：你牙齿疼，和我有什么关系？诗歌创作要有底气，与中国诗歌传统相连，一个写新诗的人对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一无所知是不正常的。诗歌理论要有热气，与诗歌创作相通，不要以兜概念圈子自乐；要有贵气，去掉俗气和平庸，拥有诗歌的纯净。

现在的诗坛更像是诗江湖，一些跑江湖的人令人心烦。以北京为主，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举办诗人研讨会、诗歌采风、诗歌奖、诗歌节，夸张地说，简直天天在过节，月月在颁奖。一些搞评论的，十处打锣九处在，拿了出场费，就廉价吹捧，没有责任心和使命感。掂量人情、考虑利益去讲话，诗歌批评逐渐沦为诗歌表扬，甚至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试图对新诗发展史重新洗牌。

二、《新诗诗体的双轨发展》

在中国当代新诗理论界，素有北谢南吕之说。我个人认为，就独创性、丰富性而言，“吕”的份量更重。敢于逆潮流而上，独树一帜的学术勇气就更加值得钦佩了。它不仅在多种场合谈到，在第一个百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诗体重建上两个向度的努力：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而在新诗第二个百年，应该大力推进新诗诗体的双轨发展，提升自由体新诗，倡导格律体新诗，让新诗诗体在新的百年里大步前进。

近来吕进在《中国文化报》又发表了重要论文《新诗诗体的双轨发展》（11月26日，《中国作家网》全文转载），进一步对已经适应了百年的“自由诗”命名提出质疑：

经田汉最先从西方引入的“自由诗”的概念，只能在与格律诗相对的意义上去把握。“自由诗”的冠名并不科学，容易让人误解。并没有自由散文、自由小说、自由戏剧，何况以形式为基础的诗呢？只要是诗，就不可能享有无限的自由，它一定是只有在诗歌文体美学限定下的非常有限的“自由”。当自由诗被诠释为随意涂鸦的诗体的时候，它也就在“自由”中失去了“诗”，形成前辈诗人说的“体式危机”。所以，这一路的共通难题是自由诗的“自由”规范。既然是诗，自由诗的诗美规范何在？

由此，他总结自由诗的痼疾是“散文化”，并提出医治发方案：

针对新诗的散文化倾向，何其芳当年曾提出，写自由诗也要先受写作格律诗的训练。自由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是传统诗歌的一种新变，要守常求变，守住诗之为诗、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常”，才有新变的基础。提升自由诗，让自由诗增大对于诗的隶属度，驱赶伪诗、劣诗，是新诗在第二个百年中“立”的美学使命之一。

紧接着他从另一个方面，论述“格律体新诗”问题：驳斥了抹杀格律体新诗，试图维持自由诗已有地位的谬见；又历数百年新诗史中诗人、理论家们为创建新诗格律的努力及其成果，指出：

中国读者在需要自由体新诗的同时，也需要格律体新诗，因为他们的有些人生体验只有在格律体里才能得到表达，而且，很多中国读者习惯于欣赏格律诗美。

并且重申何其芳的重要观点：“要解决新诗的形式和我国古典诗歌脱节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建立格律诗。”“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的规律的格律诗，是一种不健全的现象，偏枯的现象。”

他同意何其芳的预言：“在将来，现代格律诗是会大大发展起来的；那些成功地建立了并且丰富了现代格律诗的作者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的诗人。”

吕进这样为全文做结：“新诗的第二个百年的重头戏应该是“立”：破格之后的创格。新诗诗体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双轨发展。我们应该保护这种生态，而不是相反。我们应该大力推进新诗诗体的双轨发展，提升自由体新诗，倡导格律体新诗，增多两者的诗体，让新诗诗体在新的百年里大步前进。“这一论断具有战略意义，为新诗第二个百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相信，虽然“道阻且长”，但是无论怎样迂回曲折，诗的长江一定能流入大海，蔚为壮观。

其实早在2011年，吕进为《“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所写的序言《走向新诗的盛唐》中就在充分肯定格律体新诗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新诗的格律有其艰巨性，但是更有其必然性”的观点，对“走向新诗的盛唐”充满信心。那么“新诗诗体的双轨发展”也就会成为美好的现实。

“新诗下一个百年的重头戏应该是‘立’”，坚持不懈地从事格律体新诗研究与创作的朋友们，让我们奋发踔厉，把这出“重头戏”唱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