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三八节有感

诗酒自娱

丁玲：三八节有感

来源： １９４２年３月９日延安《解放日报》）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
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
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
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
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
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
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
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
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
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
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
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
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
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２５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
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
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
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
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
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
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
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
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
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
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
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
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
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
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
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
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
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
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
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
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
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
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
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
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
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
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
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
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
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
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
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
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
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
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
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
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
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
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
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
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
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
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
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
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
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
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
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陈伟伟：读丁玲《“三八”节有感》

丁玲的一生饱经坎坷、跌宕起伏，她对大悲大苦经历的坚持，让我不得不佩服。然而，丁玲又是感性的，这种作为女人的品性很难合乎政治的要求。《“三八”节有感》针对当时延安女性的现实处境发言，并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成为不久延安整风期间丁玲受到批判的原因，也是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

我将文章的内容提炼为三个方面：一、关于女性的身体。文中有一个引入正文的过渡句：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的那么红胖？其丰富的语义却说出了女同志的生存现状。引起注意的不是女同志的言语和行动,也不是思想与精神,而是女性身体的变化。丁玲指出决定女同志特殊身份的是她们身体的可欣赏性。在她们的婚姻归属上,她们被认为应该以她们身体的美学指数来取舍不同等级的对象。这并不是说女同志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审美指数自由地选择身体的归属,她们是革命的成员,在某些时候还需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在文中被描写的女同志似乎只拥有并不完全属于她们自己的身体,身体之外的一切大体是可以忽略的。接着又讲到“落后”的问题，“落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是一个有特别含义的词语,它在通常情况下指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情况,政治上的“落后”意味着个人在集体中的生存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在文中“落后”也与女性的身体有关系。在离婚事件中,女同志的年长色衰成为“落后”的身体行为。当身体的变化转换为政治思想的不积极时,女同志的情感伦理问题上升到革命政治的范畴,离婚就成为女同志的宿命。

二、关于结婚与离婚的问题。丁玲说“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离婚大多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关于结婚，我想到了节目支持人杨澜的一句话：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就嫁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丁玲的感情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与杨澜所描述的这个观点是吻合的。《丁玲自述》中，写到了她的三个丈夫胡也频、冯达、陈明，她的每一任丈夫都是有追求政治或文学的热情，就因为这样，虽然她们生活过的很清贫很苦，但是她们感觉精神上很富裕。丁玲一方面充分肯定自己欲望的天然合理性,一方面又坚守女人作为人的人格的尊严，执着地追求灵与肉相统一的爱情婚姻。

三、女性自强。丁玲给女同志提出了自强的建议：1、不要让自己生病，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2、使自己愉快。她所说的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3、用脑子。女性要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4、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在丁玲十八九岁的时候，瞿秋白就说过一句话：“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句话真的是特别形象、准确、高度概括地预见到了丁玲的一生。

我想起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女士，她是在一个小城市搞土壤肥力研究的。我们不说她的成绩有多大，但是她为了坚守在自己喜爱的工作岗位上，为了继续她没有完成的研究，她付出的代价，真的是夫离子散。因为她的坚守，父母气的回老家不管她了，丈夫和她离婚去了外地，女儿后来也去外地上学。她当时用一句话来总结了自己走过的路，她说“男人和女人做事业都不容易，但是女人要想做出一番事业比男人更难！”我觉得，男人和女人从生理特征来说，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来就不同，如果女性想实现事业上的理想，就必然不能很好地实现女性的社会角色，这个是性别差异导致的。

回到这篇文章，总体来看，这篇文章所体现的性别立场，使其与其他作品区别开来。文中问题的提出围绕着结婚离婚而展开的,但作者最终关注的是革命阵营中女性命运,具体一点就是性别秩序带给女性的苦难。回归1942年历史语境中细读本文,体味女作家强烈的追求人生之真味的生命意识,尤其是“整风”中政治话语对女性个人化叙事的封锁与批判,我们就能理解延安时期创构的新意识形态中妇女解放思想观念的历史处境与地位。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耐人回味的历史现象,在当下现实中也并不是一个陈旧的话题。

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整风运动中，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最后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高干会上的风波使丁玲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命运转折的第一关。对于政党领袖的政治策略也是不能妄断推论的,主席对丁玲的保护是历史事实,这个事实直接的作用是使她避免了可能的与王实味同样的历史遭遇。众所周知的是,整风后的丁玲开始真正的走文艺大众化的道路,自此以后,对男权的反抗与批判的思想锋芒就被一个革命作家高度的政治审慎代替了。

丁玲在1982年时说到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感想：“三月七号，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那时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但看这些人不太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致，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所以，《三八节有感》中有些女性主义的义正词严的道理，也有一些女人的小牢骚、小怨恨，多少带点女性抱屈赌气的成分。

但是，丁玲否定了那种“首先要取得我们的政权这样的大话”,而强调要强己,要自己爱护自己,要“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这其实是超前地提出了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妇女解放观。所以我认为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有合理性的。

海棠依旧

原来三八节还有这许多故事。丁玲是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