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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运动催生的各路大神其实并没有那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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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 15:24: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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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志愿者 于 2021-12-3 18:39 编辑

摘自全国新声韵普及与推广指导委员会2021版《中国当代古典诗词白皮书》第一章。主笔:吟者。

造神运动催生的各路大神其实并没有那么神

三十多年来,除以上所及外,中诗学会还发动、主导、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这项运动持续时间之长,涵盖范围之广,造神力度之大,封神数量之多,负面影响之严重,均堪称史上之最。结果呢,结果是一方面诗词大家林立,诗人用耙子一搂就能装满一箩筐,诗词日产量便可轻松超过整整一部《全唐诗》;一方面却又是诗集白送都没人要,诗词大家照样无人识,只能在极小圈中或曰诗词蜃楼内自嗨、他嗨、互嗨、图个乐呵而已。很多大神乃至超级大神尚且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中神、小神就更不在话下了。
其实也难怪,造神者、封神者自身便是矮子,被造者、被封者也没高到哪里去,然则矮个子里面又怎能拔出真正的高个子来呢?有位涂鸦之评先生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时下的“所谓高手,绝大多数是低手在他们之间选评出来的,所以本质上还是低手。”应该说,这份认知还是蛮到位的,足以令人警醒。可惜诗词界高端并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虽然有所认识,但已积重难返,反正已经刹不住车了,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首届(双)十大导师高研班”招生启事、开班启事及其学术委员会主任,大抵就是在如此浮躁的大环境下进一步催生的。
行文至此,尽管十分不情愿,也不得不简单说说吟者一向尊重的前辈、当代古典诗词界的超级大神叶嘉莹先生了。众所周知,近来叶嘉莹先生的《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以下简称叶文)在诗界乃至学界再度引发热议,并遭致一面倒式的严厉批评。最为典型的批评文章,当属丁毅教授10月23日发表在乌有之乡网刊上的《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
几乎与此同时,叶文在一些著名诗词网站也引发了热议。同样典型而又不容分说的义正辞严式批判,则属某广义老干的下面这段点评:
“事实上,叶嘉莹老先生是冒天下大大不韪,为汉奸招魂,为汉奸鸣怨,为汉奸抹彩,大错特错,不只是道德问题,亦是政治问题。”
也有资深诗友认为:
“为汪精卫翻案的人自身就带有汉奸情结,尤其是汉奸文化情结更是阴魂不散。”
“望够重了,德嘛恐怕得打折扣了。什么人的诗不好说,偏要挑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说事,什么意思?”
“打着学术的幌子为汉奸洗地,是不得人心的!”
还有诗友认为:
“一个外籍人士对中国国事的议论而已,如果是加拿大政府所为,我国外交部早就提出抗议了。”
诸如此类说法还真是不少,恕不一一。毫无疑问,叶文中有关汪逆评价的核心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对汪逆中前期作品中所谓“精卫情结”的过度解读和无限引申,进而作为替汪逆招魂的核心论据,在学术论证层面上更是太过牵强,极为失当,然则诗友们生气也好,愤怒也罢,显然都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被中诗学会一手捧上九重天外的当代古典诗词界超级大神,叶先生其实早已名声在外,甚至可谓名满天下。早在中诗学会创会之初,众星捧月之下,叶先生便已如日中天,简直神一般的存在。三十几年下来,叶先生更是早已成为中国当代古典诗词界绝无仅有的超级大神,中诗学会以及有关方面设立的所有重量级名头、奖项或曰荣誉,叶先生可谓拿了个遍。但是,叶先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客观地说,叶先生其实并没有那么神,也有其诸多明显的局限性。
限于篇幅,其它一切姑且不论,单说叶先生借助叶文为汪精卫招魂这一早已公开多时的秘密,并侧重从学术立论层面探讨一下其成因机制。是非曲直,一论便知。
《孟子·万章下》有云:“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对这段话通常的理解大抵是,要想真正读懂某人的诗章,首先需要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并且研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乃至具体创作背景。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理解特定作者的行为、情感、思想及其变化过程,进而透过文本表象去鉴别感发的真伪、人心的善恶乃至人物的好坏。稍具常识的朋友都知道,“知人论世”乃是我泱泱大中华两千多年来一直奉行的文学批评传统。
非常遗憾,被誉为现阶段古典诗词超级鉴赏大家的叶嘉莹先生,便恰恰在对她而言原本并不算太难的关口上栽了跟头:由对汪氏早期作品知人论世转而对后期作品知人论诗。叶文的要害之处,涉嫌为汪逆翻案只是一个方面,对本已雪上加霜的当代诗词评论的负面示范作用及其影响,则是不可估量的,这一点或许更具警醒价值。摒弃知人论世,转而知人论诗,此乃传统文学批评层面的原则性错误,不可不察,不可不论。
为了探求叶嘉莹先生如此重大原则性失误的学术根源,笔者认真研读了《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全文。未曾掩卷,便愕然发现,在叶先生得出从汪逆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这一结论之前,曾经先后九次点题,其主要依据居然只是《被逮口占》四首、《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和汪氏早期经历,以及叛变大革命之前的个别诗词作品,而汪逆叛变革命直至叛国沦为汉奸期间的所有经历居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不妨按照叶文的行文顺序,大致梳理一下叶先生九次廉价点题,进而得出“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荒谬结论的立论过程和相关依据:
第一次点题
叶文如是开宗明义,第一次自然点题:
“汪精卫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一般说起来,向来很少人讲到汪精卫,即便是讲到他也是从政治、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很少人从诗词这方而来着手。而我讲他的诗词中的“精卫情结”,这个题目的选择呢,其实也是有相当的偶然性。”
第二次点题
读过叶文的朋友都知道,叶先生在交代文题的由来之后,用了相当可观的篇幅介绍汪精卫的早期经历,包括一些重要细节。接下来,刚一谈及汪氏最为著名的《被逮口占》四首,紧接着便第二次点题了:“我的题目是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一个人有时候内心之中有一种complex。就是一种“情意结”,就是你执著要追求的东西。大凡真正伟大的作家,在内心之中都有一个真正追求和执著的理念。”
第三次点题
简单引经据典之后,叶先生第三次点题:
“汪精卫的诗,还有他的词,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执著,而他理念所执著的,就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麼东西。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件。”
第四次点题
再次简单引经据典之后,叶先生又第四次点题:“汪精卫的诗词之所以让我感动,就因为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诗词里边,从他最早的诗到最后的诗,都一直贯串著他的一个理念。”
【讨论】
请注意,此时叶先生尚未具体讲解《被逮口占》四首,也未具体谈及汪逆其它诗词。换言之,与前三次一样,这第四次点题也完全是泛泛而论的。连汪氏最为著名的《被逮口占》四首尚未具体解读呢,便已先后四次点题了。古有三人成虎之说,叶先生泛泛地再三重复性点题,显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类似的效果。纵然说服不了别人,她自己恐怕早已被自己说服了,所以才如是再三再四吧。
第五次点题
廉价地四次点题之后,叶先生才开始具体讲解《被逮口占》四首,并在随后的一段补充材料中,通过给胡汉民的一封血书以及往来书信,阐释汪氏有关牺牲的“恒烈”二观,进而通过这样一段文字第五次点题:“他于是对胡汉民说:“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我现在就要做那个被烧的柴,我希望你能够做那个煮饭的锅。所以这个汪精卫是从很早就有这样的理念。”
【讨论】
业已先后五次明里暗里点题之际,就汪氏诗词而言,叶先生不过只是具体讲解了《被逮口占》四首而已。不过,尽管如此,叶文至此,也还算得言之成理、大致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此前叶先生对汪氏早期经历及其重要细节的铺垫,基本上可以佐证这一点,算得上是在规规矩矩地知人论世。须知,此时的汪精卫还是一个敢于行刺摄政王的义士,尚无足够的史料可以否定这一点。
岂料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尚属中规中矩的立论性阐述,瞬间就变了味儿了。
第六次点题
令人十二分遗憾的是,正在这时,也就是在我渴望叶先生以汪逆后期诗词、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所谓“精卫情结”是如何由汪义士延续至汪逆身上的时候,叶先生却突然之间嗖地一个飞跃,居然略过汪氏中间阶段的所有窝囊经历和沦为汉奸之后的一切卖国经历,从《被逮口占》四首以及此间与胡汉民的书信往来,一下子就跳跃到汪逆死后胡适日记片段并借题发挥,俨然绝顶武林高手借助乾坤大挪移,将汪氏早期的所谓“精卫情结”,借助穿越时空手段直接挪移到盖棺之际。只不过这次没有翻来覆去地炒作《被逮口占》,而是借助胡适之口第六次点题:
“当汪精卫的死讯传来,胡适在日记里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他是抱定牺牲自己的志意的。这是胡适说汪精卫有“烈士”的情结。我今天讲汪精卫的“精卫情结”,“精卫情结”也就是一个烈士的情结,所以我的题目其实跟胡适先生是相同的意思。”
【讨论】
在此,叶先生显然有断章取义之嫌。《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作者丁毅先生曾经查证过胡适原话,叶先生引文后其实还有如下内容:
“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比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
另有资料显示,胡适先生其实也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
第七次点题
再度简单引经据典之后,叶先生居然又绕回到《被逮口占》其三,并开始为汪逆鸣不平:“他少年时候也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牺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远得到“丹心照汗青”的令名,可是最后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是连这个身后的名都牺牲了,他从此被人骂成“汉奸”。 ”
紧接着,叶先生又是泛泛地谈及汪氏其它诗词,而无任何具体分析,更无后期相应事实佐证,却又稀里糊涂而又泛泛地第七次点题了:“而我之所以读了汪精卫的诗词很受感动,就因为他不是一首诗,不是一首词,他是从开始到结尾,终身所贯注的,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连名都要牺牲的,所以我说他是一种精卫的情结。”
【讨论】
让人实在无法理解的是,直到此时,亦即业已不厌其烦地七次点题之际,叶文不过是具体引用并讲解了《被逮口占》四首罢了,尚未具体谈及此后尤其是汪逆沦为汉奸期间任何一首/阕诗词,更无任何具体的后期事例佐证。
仅仅囿于汪氏早期经历和《被逮口占》四首,便如此不厌其烦却又苍白无力地反复点题,慢说七次,即便重复七十次、七百次、七千次,又能说明什么呢?早期汪义士与晚期汪汉奸的行事作为毕竟判若两人嘛,总得适当过度一下,并把汪逆后期诗词对照实际经历也揉进去知人论世一番,才能真正具有说服力吧?
第八次点题
直到此时,或曰此后,叶先生才又讲到《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惜乎仍属汪氏早期作品,亦即当年行刺摄政王时北京狱中所作。
然而,这却丝毫也不妨碍叶先生第八次点题:
“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汪精卫有了这个complex,所以看到有人劈车轮为柴火,就引起了他的感慨,写了这首歌……这就是他刚才的理论,我要把我烧了,蒸出一锅饭来给大家吃。我们现在都讲的是他的烈士的情结。”
【讨论】
明里暗里、翻过来倒过去地先后点题八次之多,其核心依据无非是早期的《被逮口占》四首以及《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而已。都如彼那般地为汪逆鸣不平了,却未具体涉及汪氏中后期任何一首/阕诗词,更未具体谈及汪逆沦为汉奸期间的任何一个历史事实,叶先生于论证方面的逻辑性实在令人费解。
第九次点题
直到此时,叶先生才又讲到《病中读陶诗》二首。过程中,夹杂了篇幅可观的对于陶诗的讲解。《病中读陶诗》第一首尚未讲完,叶先生便第九次变相点题,并再度运用乾坤大挪移之法,为十来年后沦为汉奸的汪逆叫屈了:“现在汪精卫用了陶渊明诗中的形象,“孤云叆叆诚何托」,诚,果然,人生果然就是如此孤独的,你汪精卫被人说成汉奸了,你当时的那一份用心,连你死后的声名都牺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谁真的认识?谁真的理解?”
【讨论】
在此,叶先生再度移花接木,并运用乾坤大挪移之法实现了时空穿越。《病中读陶诗》二首曾由曾仲鸣于1930年编入《小休集》,据丁毅先生推断,“这二首诗应当写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前。时汪精卫在革命阵营内。”
由此可见,根本不能视为汪逆沦为汉奸期间的真实心理写照。若属推测,却又没有任何汪逆论文汉奸期间的正面事实佐证。
即便《病中读陶诗》二首作于1927年7月15日汪氏集团叛变革命亦即宁汉合流之后,离汪逆叛国沦为汉奸也还远着呢,中间毕竟还隔着十来年呢!十几、二十几年前的诗词,岂可作为汪逆沦为汉奸期间的真实心理写照呢?
忽然间终极定论
随后,叶先生开始解读《病中读陶诗》其二。令人莫名惊诧的是,当讲到其二首颔两联“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抱节孤松如有傲,含薰幽蕙本无求”的时候,或许叶先生以为业已重复点题九次之多,受众的印象应该已经很深刻了,料已水到渠成了,于是索性连题也不点了,居然干脆直接武断地如是终极性定论道:
“这个汪精卫真是写得好,尽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
【讨论】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直至得出“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这一终极结论,叶嘉莹先生也未曾具体讲解汪逆沦为汉奸期间的任何一首/阕诗词,更未提供汪逆在相应历史时期内“绝不是一个汉奸”的任何一个史实。尤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叶先生居然反复运用乾坤大挪移这一武侠小说中才有的技法,将早期汪义士的所谓“精卫情结”,硬生生地安到后期业已面目全非的汪汉奸头上,进而得出“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这一荒谬结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诚如丁毅先生在《不应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招魂——致叶嘉莹先生公开信》中所质疑的:
“汪精卫写这组诗时距他投敌当汉奸还有十二个年头,叶先生这样讲这组诗真让我分不清东西南北……什么叫“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内心看绝不是汉奸”?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大家认为你做了汉奸事,但你并不是汉奸”,你汪精卫是别人给安上的汉奸罪名,其实你是个大好人呀,因为有十二年前写的诗为证啊!叶先生如此讲汪诗,不顾起码的逻辑,不遵循解诗的正常途径,任意发挥诗中的“感发”因素,实际出自个人偏见,随便乱扯,足让人长叹不已。”
【点评】
无须赘述,叶先生的结论已然得出,结论就是这样得出的。叶先生后边的补充说明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吟者的任何点评其实亦属多余。反正吟者算是开了眼了,未知列位看官可曾开眼否?能否悟到叶嘉莹先生在哪些方面犯了哪些低级错误呢?
1)毫无疑问,叶先生之于叶文以及汪逆及其作品,显然都不够慎重,不够明智,更不够学术。阅罢叶文,以学术的角度观之,窃以为叶嘉莹先生最大的偏颇,便是太过注重主观层面的文学本位和以意逆志,相应地,则将客观层面的古今第一评诗准则“知人论世”,于不知不觉之中,偷换成了“知人论诗”,亦即单纯地以诗及人,以诗知人,并任意推论,无限引申。叶先生没有明确地这么说,却是实实在在地这么做的,以致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2)应该说,若是仅就汪氏早期诗作而言,叶先生还是很认真地知人论世的,而且用了相当可观的篇幅,列举了大量事实,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人不得不信服。由汪氏早期经历、《被逮口占》四首、《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与胡汉民书信往来以及多次引经据典,推测早期汪氏具有所谓“精卫情结”,大致还是说得通的,起码截至目前,尚无足够的史实可以否定这一点。
3)然而,叶先生突然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将汪氏人生中期背叛革命和此间的全部窝囊经历尤其是汪逆沦为汉奸期间的一切叛国行径一概忽略不计,直接一竿子推论到盖棺之际,便无论如何都让人看不懂了,显然坏了最起码的逻辑论证规矩。然则舆论一片哗然,自在情理之中了。是啊,此间那么多无可辩驳的足证汪逆实属汉奸的重大事件及重要细节,可谓俯拾即是,叶先生居然只字不提,哪里还有半点知人论世可言呀?而今“知人论诗”之风甚盛,难道与此无关吗?
4)除前后双重标准、突然时空跳跃之外,行文过程中,叶先生还曾多次反复暗示、空洞强调所谓“精卫情结”,及至得出“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这一荒谬结论时,叶先生居然廉价点题、空洞强调九次之多。此举固然可以加深受众印象,然在明眼人看来,显然缺乏必要的逻辑论证和事实佐证。稍具学术常识的朋友都知道,这绝非客观而全面的逻辑论证之法,而纯属相当然。想当然其实也不算什么大错,错就错在凭藉相当然而胡乱下结论。
5)叶先生所称的贯穿汪氏一生的“精卫情结”,其根本依据乃是早期的《被逮口占》四首、《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早年经历以及中期的《病中读陶诗》二首。但是,汪逆沦为汉奸乃是后话,将汪逆叛国前的作品和经历无限引申,进而得出后期 “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之结论,显系生拉硬扯,根本挨不上嘛!进而言之,对后期汪逆,叶先生其实根本不是在知人论世,而是转而知人论诗,自然也就毫无说服力可言了。
6)叶文提及的好几位不说汪逆是汉奸甚或对汪逆颇有好感的人物,基本上都与汪逆有旧抑或私交甚笃,由于其间夹杂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共荣共辱关系,有关说辞显然不足采信。事实上,胡适本人便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加之叶先生对胡适日记断章取义,实有偏听偏信、选择性旁证之弊。在此,吟者不禁想要质疑:汪逆叛国事实俱在,纵然不以蒋介石那一派的人作旁证,总该听听毛泽东这一派的历史学家以及海内外华人的观感吧?
7)由叶文一味强调汪逆早期所谓“精卫情结”并过度解读、无限引申可知,对“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这一古今一贯的人性弱点认识不足,进而“注重听其言,轻视观其行”,也是叶先生陷入误区、导出谬论,最终出台《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为汪逆招魂,并因此而被广为诟病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汪逆两大得力干将陈公博、周佛海建党时都曾是一大代表,不也照样先后脱党,并最终走向反动了吗?如此手到即可拈来对活生生的例子,叶先生怎也视而不见呢?
8)叶先生在古诗词鉴赏等诸多方面的确有其过人之处,堪称全国乃至全世界华人教师群体中的佼佼者,但叶先生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历经大半个世纪古典诗词荒漠期后,同许多时人一样,哪怕是在叶先生的一些强项方面,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对好诗标准的界定,再如对入声读法的执着,又如对知人论世文学批评准则的选择性运用,更如基于“知人论诗”而为汪逆汉奸身份翻案之谬论。凡此种种,无不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甚或严重有失偏颇。
9)蹊跷的是,叶先生于2007年10月4日发表《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专题演讲为汪逆招魂,一年后的2008年12月20日,便获得了“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非但如此,此后叶先生又荣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并相继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南开大学教育教学终身成就奖、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大奖等一系列荣誉。诗词界的重量级头衔和荣誉,叶先生的确可谓拿了个遍。个中原委,颇耐玩味,莫非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10)多年来,最为荒唐却又最能牵动人们神经的,便是当代古典诗词界的这场造神运动。当代多少多少诗词大家、五花八门的各类全国性诗词大赛及其从未空缺的一等奖、业已染得祖国山河一片红的诗词之乡/镇/市、《中华诗词学会2021年首届(双)十大导师高级研学班招生启事》、《“十四五”时期中华诗词发展规划》,以及有关诗词网站的众多学院导师、栏目参议员和功勋诗友、《当代作者索引总目录》等等,无一不是直接抑或变相造神、封神举措或产物。
11)诚如前文所指出的:叶文的要害之处,涉嫌为汪逆翻案只是一个方面,对本已雪上加霜的当代诗词评论的负面示范作用及其影响,则是不可估量的,这一点或许更具警醒价值。众所周知,不问作者具体行事作为而热衷于就句论句之风早已甚嚣尘上,以致不计其数胡拼乱凑、胡诌八咧的东西均被视为心声,视为诗词,甚而至于,纯属作诗机拼凑出来的东西,照样可以飘红共赏,《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无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负面示范作用。是啊,连叶先生那样的超级大神尚且可以如彼那般,普通诗友如法炮制,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
12)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叶先生之才情,较之乃师以及此前真正的国学大师,固然只是“文史足用”而已,然在整个业内历经长达七十年古典诗词荒漠期之后,在稍微动脑捉笔便足以标新立异的当下,却又的确当得风雨一灯。但是,话说回来,叶先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叶先生的局限性不独表现在对汪诗中所谓“精卫情结”的过度解读、无限引申以及“知人论诗”,也表现在对好诗标准的界定严重有失全面、对入声读法的过度执着等其它方面。鉴于已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研讨,此处不赘。
总之,尽管叶嘉莹先生在中国当代古典诗词界的地位堪称首屈一指,的确是超级大神一般的存在,但叶先生终究是人而不是神,叶先生亦非句句是真理,也有立论严重失误之处、阐释严重失误之处,更有看走眼的时候,其超级大神成色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足。叶先生尚且如此,当代其他诗词大神、中神、小神,自是可想而知。如果诗词界高端有关人等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实事求是,而是继续盲目造神、封神、顶礼膜拜并尽情自嗨,则当代古典诗词文化势必彻底休矣,《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及其荒谬结论便是明证。
惊诧
一从诗界重听言,哪个贪官不倡廉。
汪逆句中高大上,居然感动叶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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