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鹰》之忆

诗酒自娱

          《雏鹰》之忆

     万龙生

    《银河系》开辟了诗人回忆自己处女作的栏目，很有意思。读明凯和吴丹的文章，不觉莞尔。这是一种过来人是苦笑。在今天的青年看来，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吧。而我的处女作比较简单，虽则也算年代久远，却缺乏那样的历史内涵。那么就谈谈我的“处女集”吧。

那是遥远的1950年代中期的事了，我在位于北碚团山堡的重庆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如今校园还保留着当年的格局，我曾多次回去凭吊远逝的青春。不过那里已经招牌换记，改为“重庆师范大学幼教学院”了。有趣的是，这样改了仍与我关系密切：1979年，我终于“踏进”了当年梦寐以求的大学门槛，成为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生呢。

一提起“处女集”，便想起在一师期间我利用课余时间编选、手抄的诗集《雏鹰》。封面那只钢笔素描的雏鹰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引起我极其复杂，一言难尽的思绪。

多年来我写过不少忆旧的文字。虽然关于《雏鹰》，曾多有提及，但是都没有专文忆述，都是语焉不详。现在借此机会，为她写一篇“祭文”吧。

《我与缪斯的缘分》说到，在一师就读的头两年，我发奋读诗写诗，“1957年5月1日的《四川工人日报》和6月1日出版的《星星》诗刊6月号接连发表了我的诗作《愤怒的人群》和《小伞兵》，使我大受鼓舞，庚即把包括在初三期间写的部分习作整理成厚厚一本诗集，名曰《雏鹰》。这寓意当然很明显，我是志在长天的。”

《重庆好，最忆是北碚》中谈到发表处女作的心情和编录《雏鹰》的动因：“那种激动、幸福的感觉真是难以名状，似乎天更高更蓝了，路更平更宽了，在我面前展现出一片光辉灿烂的前景。于是我把从初三开始到这时的习作作了一番筛选、修改，用稿纸誊正，编上目录、页码，成为我的第一本‘诗集’，我把它命名《雏鹰》。封面是同学王伯衡君绘制的。显然，我是志在蓝天。”

朱静秋先生是我那时在西师中文系拜识的老师，我也可以算他的私淑弟子。我在《重庆好，最忆是北碚》中专设一节，回忆、悼念这位恩师。其中写道：“那本《雏鹰》，我也曾于编就后送呈先生指正。他平时工作很忙，我去时经常见他俯身桌前备课、写作，书桌上往往堆满资料。但我那厚厚的稿本他却一首不漏地细细阅过，以流利的笔迹在空白处写下许多批语，或褒或贬，皆费斟酌，绝非率意为之。更有一些借题发挥之处，体现他的诗观诗见，使我获益匪浅。”

此文无比痛惜地写到《雏鹰》的毁灭：“可惜这本处女诗集连同朱先生的宝贵手迹，在文革初期，竟被我与其他作品、日记一同付之一炬。为了避祸全身，忍痛毁弃自己视为至宝的心血结晶，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具体经过，在2002年母亲逝世20周年之际我写的长文《“三春晖”颂》中有过记叙：1966年秋，文革祸起，我们母子俩“成天忧心忡忡，惶惶不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当时文字狱之甚堪称史无前例，我历年积累起来的日记、自编诗集，厚厚薄薄，大大小小，达几十本之多，如今成为沉重的包袱。怎么处置呢？真是左右为难呀！”先是东藏西藏，最后狠下决心：毁！经与母亲反复商量，终于决定由她趁上班之机，每天用围腰包上几本，神不知鬼不觉拿到江边，丢到缆车道锅炉里将其“火葬”。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才把隐患消除，不再每日里“心怀鬼胎”，战战兢兢。我在文中写道：“呜呼！多年心血就此灰飞烟灭，万劫不复。为了万无一失，竟连我保存完好的中学作文本也忍痛陪葬了。哪知这纯属做贼心虚，自作多情，炒家队并未光顾。当然悔之晚矣，至今犹有余痛。”

把这些文字连缀起来，算是还原了《雏鹰》从诞生到毁灭的经过。不过还得做点补充：为什么会那样害怕呢？一则因为我是有红疤黑痕的：在一师就学三年后，竟因热爱文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判定“政治不及格”；更加之三五文艺同好，平时关系密切一些，而被打成“反动小集团”，不允毕业、分配工作！几经辗转，当时我在江北一所民办中学任教，运动一来，不怕遭翻老账吗？而母亲身为“反属”，已被从工厂幼儿园教师贬为运输队力工，在缆车道烧锅炉，这才提供了“火葬”之便呢。她当时既被追问父亲的问题，穷于应付，又怕我万一“东窗事发”，如何是好？处此困境，我们对这家中埋藏的定时炸弹，怎能不除之而后安呢？

后来，我曾在诗中追忆、叹惋：

    那狂乱的火舌把一切吞噬

    最宝贵的，已经永远失去

14年前，我叹息“那些青春的旧梦永远也无法追回了”。的确，《雏鹰》，我的“处女诗集”，连同随后野心勃勃编定的诗集《试翔》，那些诗行是永远也无法复活了。只有当时醉心于诗之创作的情景在后来的诗篇中还有所还原。我在《春雨》（编入诗集《献给永远的情人》）中写道：

    啊！也是这春雨的淅沥

    滋润心中葱茏的诗绪

    多么美妙！那学生宿舍

    走廊的尽头，飘洒的斜雨

       沾湿了匆匆披上的外衣

       和记录心灵之颤栗的稿纸······

这种灵感附身，完全忘我的体验当然是美妙至极，如今也只能回味而难以重享了。当时这样产生的作品再幼稚也葆有童真天趣，如今当然更不可再得。不过在收入《雏鹰》的作品中，有两首印象特别深，不妨写一写，否则怕不会有机会再提了。

一首是《母校颂》。我1952年秋季考入重庆市巴县农业学校初中部，一年后市巴农更名重庆市农业学校，迁至江北董家溪嘉陵江边，次年又迁至北碚歇马场磨滩河畔，虽然只读了一年就离开那里，但是在这里开始了我的诗歌习作，注定了我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在那里，我们师生之间、同窗之间也产生极其深厚的感情。何况我的诗人梦是从那里萌发而影响我终生的，因此在毕业临别之际，同学们从此将各奔前程，不免难分难舍。那些时日，处处弥漫着一种忧伤的气息。我激情难抑，洋洋洒洒，写下一首长诗《母校颂》，在班上朗诵，在墙报贴出，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此诗当然收入了《雏鹰》，但是如今已难得其只言片语了。不过19年后似乎发生了奇迹：我在1974年10月3-4日，忘其所以地写成了《深情怀念的歌——献给磨滩河》（1980年代发表在《银杏》诗报，2001年收入《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万龙生卷·现代格律诗选》），使“雏鹰”形象地再现。其中四行这样写道：

    当年的蓓蕾还没有灿烂地开放，

    干瘪的花瓣就已经纷纷凋落；   

   那曾经梦想凌霄翱翔的“雏鹰”啊，

       刚展翅试飞就可悲地毛摧骨折！

诗末特地为“雏鹰”加了注解，说明本事。

记得还有一组每首八行的短诗《致蔡家和》。我1949年9月跟随母亲由故乡湖南衡阳前来重庆，插班入读江北莫干村小学四年级，1952年毕业。如今与小学同学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什么感情。外来的，年龄又小，加之后来父亲又遭厄难，留下的只有被欺负遭歧视的屈辱记忆。但是有一位同桌、同村，年龄相若的女生蔡家和与我友好。这就显得特别珍贵了。还模糊留下对她的印象：短头发，瓜子脸，常露笑颜，说话声音很好听。每天放学后我们在同一个课外学习小组，坐在一张小桌旁，一起做功课。毕业后她就随家迁居北京，从此再无音信。与诗结缘后，我想起她来，就不禁写下那些怀念的诗行。行文至此，不由诗情复苏：“蔡家和，你在哪里？你能感知我心灵的呼唤吗？偶尔回首往事，你会不会想起那个童年的伙伴？······”

写到这里，此文也该结束了。此刻，我毕竟感到庆幸：那只雏鹰的形体灭亡了，但是精神不死，若干年后，终于有了再生的机会，而且有许多诗侣，一道在诗的天空翱翔呢。

【附】刘年《繁 花》（摘录）

1

因为念及了一些轻柔、短暂、艳丽、琐碎、芬芳的事物，便命名为繁花。  

6

万龙生，号诗酒自娱，重庆人，七十二岁。

他把我当兄弟一样对待。他一生致力于格律体新诗完善与普及，为此做了很多事，办网站、出书、组织聚会、演讲。我常以段誉自况，他性格豪爽，声若洪钟，自是萧峰无疑。因为种种原因，格律体新诗的作家作品没有达到他预期的影响。星期六，一个重庆的朋友在QQ里告诉我他刚摔了一跤，拄着拐杖，一脸憔悴，说话远没有当年的中气充足。朋友唏嘘不已。我告诉朋友，万兄的一生已经足当英雄二字，他信仰过，全力追逐过，从未退却过。每个英雄都会有暮年，他们不需要同情，需要的是敬重——在这样的生命面前，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白发和所有的伤痕都会黯然失色。

还告诉这位朋友，我也想拥有这样的一生。

           （写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