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了体诗”谈到新古诗

诗酒自娱

从“了体诗”谈到新古诗

《重庆晚报》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时候，还常设诗歌专版，实在难得。这无疑是重庆诗歌界之福。7月16日，晚报副刊又有惊人之举：主办了“了体诗研讨会暨（了体诗）大奖赛”启动仪式，并于次日不惜以整整三版的篇幅刊登吴丹的《了体诗选》及上述活动的新闻报道、原市作协主席黄济人的大块文章，以及4位诗坛大佬和一位80后作家的短论。当然这样的动作和姿态是出于对“了体诗”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以至一种提倡。黄济人文章引用的李茗公《向中国新诗开炮》中尖锐地提出了当前中国新诗的严重问题：“很久没有见到能让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好诗了，很久没有听说能让人互相传抄奔走相告的好诗了。震撼人心的黄钟大吕的诗篇，只能是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想。”黄济人还引用了李茗公加于新诗的“雕琢艰涩、娇柔做作、玩弄辞藻、远离民众”等“致命的重病”。对此我也深有同感。而这也许正是与会各位看好“了体诗”的重要原因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正好我此前获赠一本沉甸甸的《吴丹诗抄》，拿来就粗读一遍，印象尚可。如今参照各家的评论，我觉得这样的作品自有其存在的价值，重庆有一位这样的诗人也值得高兴。只是对于将这种作品命名为“了体诗”我持有异义。因为一种诗体的命名应该是严谨严肃的科学的，不能随意而为之。尤其是 “因人名体”的情况更需要慎重对待。

本来几位评家都没有举出以“了体”命名的理由，王明凯列举的“五个特征” 没有从文体的角度作出界定，倒是蒋登科概括的“五大特点”中，首先就谈到了“文体定位”，指出吴丹作品“是介于传统体诗歌与新诗之间的一种过渡诗体”。但是这只能算“共性”，而因人名体是需要有其鲜明的个性作为充分理由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了体诗大奖赛”，参赛作品要怎么样才符合要求，又怎么样衡量作品的优劣，就成为一个难题。所以我很为那几位评委捏一把汗。再设想那获得价值5万元的一等奖的作品会是何等优秀，不能不感到茫然。联想到不久前也是重庆诗歌界出现的涉嫌抄袭，至今没有尘埃落定的那首获奖10万元的新诗，这拿大奖的“了体诗”是否诗有所值？也不能不在心中画上一个问号。

7月19日，《重庆晚报》再次刊登《了体诗大奖赛征稿启事》，配发的消息总算对“了体诗”做了界定，说它是“因重庆诗人了人长期探索、自成一体的诗歌样式”。果真如此，倒也不妨说是“了体”。但是了人自己长期“埋头拉车”也许是事实，但是可惜他并不了解诗坛状况，这种他“探索”出来的“简单明了、短小精悍的白话古体诗，多以五言或七言为主”，“不苛求、拘泥于古典诗词严格的平仄对仗，但要押韵”的样式早已有之，哪里是他“自成一体”呢？至于“取材于日常生活片段场景，接地气，有嚼头，深入浅出，幽默风趣，雅俗共赏，积极健康，满含机趣及正能量”这些属于内容、风格的因素，当然也不是了人独擅的特色，不足以成“体”。所以，所谓“了体”哪里有立足的根基呢？

其实，诗词以文言为载体，加上严苛的格律要学习和掌握，对于现代人确实难度很大。且不说百年前诗词成为革命对象，险被新诗取代；而今诗词打而不倒，已成复兴之势，却仍使一些人视为畏途，于是避难就易，“诗体解放”的要求也就应运而生。台湾电脑专家范光陵博士便率先提倡“新古诗”，声势不小，波及海外华人诗界。其实新古诗在形式上的特点，简言之就是保留五、七言句式，押韵，废平仄，用今韵而已。显然，了人的诗正是这一路数，哪里谈得上“自成一体”呢？陈香梅女士赞曰：“新古诗是中华文学的一大突破﹐使诗词大众化﹑普遍化﹐我鼓掌支持让人人爱读诗﹐人人可以写诗。”1980年代，新古诗影响及于大陆，《诗刊》就曾大量发表范光陵的诗作。

多年来，这样的“新古诗”在大陆已有一些“拥趸”，还有一些发表园地。比如原《诗刊》副主编丁国成先生主持的《诗国》、太原的《并州诗汇》就都为其开辟了专栏。北京的《新国风》诗刊创办于2000年，他们也是“新古诗”的支持者。上海有一个“新声小组”，坚持“背靠传统，面向现代，古新结合”的原则，实际上走的也是“新古诗”路子，不过他们的尝试也包括对自由诗的改善。诗人费碟总结道：“新声诗的特色在于传统＋现代，在结合过程中产生的诗，而她的生命力就在于‘新’。”江苏省作协还成立了“中国特色新诗体课题组”，“新古诗”也是其中的研究对象。

就在重庆，也成立了“新体诗歌联谊会”，联合了6个区县的新体诗歌组织。毫无例外，新古诗也是包括在“新体诗歌”之中的。手头有一本他们编印的《巴渝新风》第四辑可以为证。

如果我们把视线投得更远，就可以看到，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白话诗。唐初有一位著名的白话诗人王梵志呢。我们来看看他的这首人们经常引用的代表作吧：“他人骑大马， 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诗人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从心理不平衡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聊以自慰，写得饶有情趣。

元曲是中国诗歌发展中继唐诗、宋词之后的又一高峰。其小令中既有十分文雅精致的作品，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西风古道瘦马，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另外也有俚俗一路，试看無名氏的《醉太平·讥貪小利者》，就是使用白话，饶有风趣：“夺泥燕口，削铁針头，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鹌鹑嗉里尋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不过与新古诗不同，这还是严守格律的。

事实上，除了在现今中国诗坛称雄的诗词、新诗之外，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不古不今、亦古亦今的“新古诗”存在。这不是没有缘由的。丁国成先生曾经针对诗词、新诗的弊端开过一个药方，即诗词要现代化，而新诗要民族化，倒是对症下药。但是毛病深沉，医治谈何容易。

先说新诗民族化。本来在新诗出现之初，有识之士就发现了它既背离中国“诗统”又违背诗的自身特质，立志纠正这一弊端，因而在1930年代以“新月派”为代表的新诗格律派（朱自清命名）便应运而生。此后，新诗格律建设的努力不绝如缕，但是始终不敌自由诗而处于弱小地位。诚然这一新诗民族化的正途到目前已经渐见成效，前景看好，但是其成功之日还只能“遥遥在望”。

再说诗词现代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二是语言。内容方面泥古、拟古现象加上受“政治化”桎梏，都有待克服；在形式范畴，连使用现代汉语新音韵，本来天经地义，也还面临很大阻力。

于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新古诗的出现，也就因缘际会，适逢其时。对于一些人来说，正中下怀：似乎此体恰可避二者之短也。像贺敬之这样的大家，弄不懂平仄之类怕是说不过去吧，但是他连新诗也不写了，偏偏选中了新古诗作为自己的抒情方式，而且对这方面的活动大力支持。今后三者如何发展，如何消长，取决于诸多因素，其结果究竟如何，看来还得等着瞧呢。当然，如何一种诗体都不能保证其作品质量。新古诗弄不好，成为顺口溜、打油诗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拿了人的作品来说，其佳者颇有雅趣，平平者也难以避免。这是不是可以从他的创作方式去寻求原因呢？“想到就写”固然可以“吾手写吾心”（见《吴丹诗抄》后记），可是还得看“想到”的是什么，才能决定所写的作品怎么样。毕竟不是所思所想，随手拈来都是诗料啊！

《重庆晚报》以罕见的规模，大举推出“了体诗”，声势浩大，盛况空前，必然产生一定影响，也会对流行的自由诗和传统诗词形成一定冲击。这未必不是好事。当然从长远看，究竟效果如何，窃以为还有待观察，不能也不必匆匆忙忙下什么结论。也许违其初衷，“了体诗”之名会随风而逝，实际上却为“新古诗”造势，促其发展，亦未可知。

微斋先生

所谓“新古体”（这是一个矛盾的词组）并非新创，实乃两汉乐府及中唐张王乐府之滥觞，靠它来矫正今天所谓“自由诗”弊端无异缘木求鱼，矫正所谓“自由诗”弊端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新诗的格律化，从速确立已见规模的新诗格律的主导位置，在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新诗中恢复音韵节奏等格律规范这种诗的形体特征，企图用所谓“新古体”（这是一个伪命题）来扭转当前诗坛乱象是徒劳的。
如喜欢旧体，律诗、绝句、古风、乐府、骚体、风体，可充选项的高雅诗体很多。旧体在今天仍有生命力和适应力，但靠它来纠正新体诗弊端是不行的，拯救新诗要靠新诗自己，格律化是其自救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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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新古诗”之名不科学，后来我发现另有“新古体诗”一说，似可取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