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从外面回报社大院,走到楼下门厅,一眼瞥见布告栏上贴着一张醒目的黑框讣告,近前一看,竟是我十分敬重的《重庆日报》资深副刊编辑张亦文先生不幸去世,享年81岁。
这是很令我意外的噩耗。因为经常能够碰见他,不久前还看到他在老干活动室玩牌。今年4月,我们还一起到涪陵雨台山休假。以前只是知道他患气管炎,有时候哮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呢。于是,心情不由沉重起来。
我打开房门进屋,老伴就发现我脸色不对,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就告诉她,张老走了。她“哦”了一声,不再言语。
事情过去刚好30年,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11月27日那天,我正在江北猫儿石张继祥兄家里喝茶聊天,已故诗人帅希倩在座。我正在发牢骚,说寄到《重庆日报》的诗稿全都石沉大海,忽听邮递员在楼下叫继祥兄的名字。一会儿,他拿着报纸笑吟吟地走进来,把刚刚收到的《重庆日报》递给我说:“看,你的诗不是出来了吗?”我一听喜出望外,接过报纸打开,就看见第三版“山花烂漫”副刊版上刊登了我的诗,是写渣滓洞院里的一棵石榴树的。这是我自从1957年在6月号《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小伞兵》以来,21年之后再次享受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的欢乐。好久以后,我才知道这首诗是经亦文先生之手发表的。
以此次发表诗作为契机,我的文学生涯揭开了新的篇章。1979年春天,重庆市文联在南泉召开打倒“四人帮”以后的首次创作会议,不意我竟得以出席。据悉,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名单,有好多是由《重庆日报》副刊部提供的,因为创作队伍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市文联无从联系。往后,我在各种报刊发表各种形式的作品,而在《重庆日报》,我无疑是极受欢迎的座上客。饮水思源,重庆日报副刊是我踏上文坛的第一层台阶;而我见于此报的诗文,大多是张亦文先生编发的。后来我了解到,凡是我这一辈的重庆的业余作家,可以说都受过亦文先生的提携,这就难怪,1998年,我发起为亦文先生做七十大寿,会有那么多的文朋诗友积极响应,在浮图关公园办得那样热闹......
1991年6月,我从江北区文化局调任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鬼使神差,竟成为亦文先生的“上级”———其实他那时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却因为热爱副刊编辑工作,不愿意离开岗位,实际上是尽义务处理稿件呢。由于接触多了,我逐步对亦文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产生了更深的敬意。
亦文先生是上海人,毕生献身于新闻事业。他于二十世纪40年代后期考取了大公报社,被派到重庆工作。1952年合并到新成立的重庆日报社,长期担任副刊编辑工作,为培育重庆文学人才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因为过去重庆文学园地一向奇缺,所以日报副刊(先后改了许多名字,现在叫《两江潮》)就成为大家向往之处,以能上副刊为荣。我们当时有“早中晚”之说,意谓一年能在那上面亮相三次就心满意足了。而副刊编辑却不多,他们的工作当然非常忙。在这样的情况下,亦文先生还要给我们回信,谈修改意见,寄样报。记得有一次他来信颇为严厉地“正告”我:以后字要写工整些,再不能这样潦草!排字工人都在提抗议了!从此,我有所收敛,再不敢那样“龙飞凤舞” 。
亦文先生的个人命运可谓悲惨。先是,与他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宋氏夫人在饱受病痛折磨以后撒手而去,几年后,他的儿子骑自行车去南坪上班,竟横遭车祸,陈尸路边!在老来丧妻之后,又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悲伤的三件事让他遇到了两件!亦文先生挺了过来,勇敢而乐观的生活下去。我经常在大院里碰见他,从他的脸上难得看到一丝愁云。我看见他上医务所看病拿药,这表明他珍爱自己的身体;我也看见他去超市买菜,乃欣慰于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曾经试探他有不有续弦的意愿,他感谢我的好意,却一口回绝,不留余地。
继亦文先生之后,我也做过与他同样的工作。应该说,他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了好的影响,我也在一些作者中留下了好的印象,但是必须承认,我不如他做得好,我于他有愧。这种愧意,我要默默地陈述与他的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