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重庆新诗的绝响

诗酒自娱

1980年代重庆新诗的绝响

——重读《艺术广场·重庆中青年诗人自选诗专号》

清理旧物，居然发现《艺术广场》1990年第六期的完整复印件。这是《重庆中青年诗人自选诗专号》。别看《艺术广场》只是重庆市艺术馆主办的四开四版内部小报，因为那时全市可供发表的园地很少，重庆的业余作者对此还很看重呢。以整整六版出这么一期诗专号可谓罕见之举，空前绝后。责任编辑是春秋和陈与，他们也是诗人，也自选了自己的作品加入了诗人行列。自选诗多少不一（也许编者有删削），诗末皆附作者简介，估计是作者按要求自撰。

《艺术广场》印数不可能很多，因此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该算珍稀的遗存了。那么，就让我对其做一番介绍吧。

数了一下，这期《艺术广场》1 - -5版一共发表了18位重庆中青年诗人的自选作品，而第6版则整版刊登了署名“相英”的评论文章，题为《生命形态和情感体验的伤口》。相英显然是化名，不知其为何许人也。颇为神秘的是，每一位上榜诗人都附有简介，唯独他没有。从标题就看得出，这位评论家颇有一点现代派的旨趣。他在结尾点题：“每一首诗都是一个伤口，而最动人而深刻的伤口却是他自己撕裂开的。”

也许这“伤口”论只能算是片面的真理吧，按下不辩。还是把这18位诗人（括号内为出生年份）分版依次列名于下:

一版：王川平3首（1950），梁平3首（1955），培贵4首（ 1946），李钢3首（1951）；

二版：温相勇4首（未列生年，约为1960年代），华万里4首（1942），柯愈勋3首（生年未列，实为1940）；

三版：徐国志3首（1942），再耕3首（1944），王长富4首（未列生年，应为1940年代）；

四版：春秋三首（1943），陈与3首（1954），回光时（未列生年，应为1946），胡万俊（1963）；

杨永年2首（自称壮丁，未列生年），王华东5首（同陈与），张华4首（1951），李元胜4首（1963）。

以上诸君，的确是当时活跃于重庆诗坛的佼佼者，无愧于《艺术广场》的青睐。因为我长期在文学、新闻界厮混，这些诗人均为我所识所知，有的相交不深，有的则为好友。他们中颇多后来地位显赫者：王川平为资深文化官员、学者；梁平刚刚从《星星》诗刊任上退休；李钢、李元胜为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李元胜还荣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杨永年、王长富则先后任香港《文汇报》驻渝办主任；徐国志多年任《少年先锋报》总编辑；培贵先任《今日重庆》主编，后来创办了《眼镜》杂志；胡万俊曾经是活跃的校园诗人，后来进入报界，现在是《重庆晚报》副刊的掌门人，在他主持的版面上，还经常能看到分行文字的存在。当然，外因不可忽视，时势造英雄，那可是用人之际啊！不过，他们除了写诗，还有多方面的才干，富有进取精神，否则也不能书写出人生的华章。

就年龄段划分，18位诗人中，1940年代出生者居多，次为1950年代出生者，而1960年代出生者仅有3人。如今26年过去，这些诗人中绝大部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只有少数在岗。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当中转向他图，另谋出路者不少，例如绝顶聪明的李钢就是显例：他后来再没有能超越《蓝水兵》的杰作了，去改写散文也很潇洒漂亮，画漫画、弄左笔书法更能出彩，。而仍然保持旺盛的诗歌创作精力者已经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尤其令我感伤的是，其中才华横溢、各有千秋的培贵、徐国志、柯愈勋三位至爱诗友已于近年先后辞世。好在盖棺论定，以他们的成就，今后任何人若写《重庆诗歌史》，都不能没有他们的名字。

再三审视这个18人的名单，应该是经过认真抉择的，他们不愧为当时重庆诗坛的弄潮儿。但我颇为不解地发现，为什么有一位无论如何也不该缺席的诗人傅天琳竟没有在场。是不是因为1990年前那段时间，她的作品不多呢？

面对这套复印件，我不能不心生一番感慨。时间的流逝不着痕迹，可又多么不可抗拒哟！当时的中年诗人纷纷步入老境，而几位青年诗人则已人过半百了。总的说来，他们风光不再，已成明日黄花。所幸目前重庆诗坛上1980年代成名诸公中，傅天琳和李元胜两位鲁奖得主，都还风头甚健：傅天琳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重庆市新诗学会会长，在许多诗歌活动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的笑容。她入主新诗学会以来，恢复了每月沙龙活动，领队四处采风，时有新作问世。最近重庆一连举行了几次傅天琳诗作专场朗诵会，大获成功。李元胜可谓与时俱进，他得风气之先，创办了《界限》诗歌网站，团结了一大批如今的中青年诗人，成为公认的领军人物；在刚刚结束的重庆市作代会上他再次当选副主席，算是众望所归。随便提一句，李元胜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从事昆虫摄影，亦获成功。

如今，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和经费投入都远非当年可比，诗歌发表园地也不知多了好多，更别提比比皆是的“零门槛”网络了。诗词的复兴更使诗歌人口大增。那么，如今的诗歌水平应该大大高于当年吧？我的回答颇煞风景：未见得。现今的中青年诗人群体肯定比1980年代壮大得多，但是诗歌文体规范的丧失，伴之而来的诗歌标准的混乱，都使新诗的痼疾愈益严重，欲得正果也难矣哉！不过，好事多磨，路在前方。人在，诗在；城在，诗在！我相信中华诗国绝不会沦丧，重庆诗城绝不会消失。已过百年，再期以百年吧：那时让我们因为诗的复兴而在天国微笑吧。

《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目前中国诗歌的发展现状，用了“蓬勃”两个字概括。居然以现在我国的诗歌产量大于唐朝为由，就得出了“当下诗歌的发展不亚于盛唐”的结论。否！商震大人，你是在做白日梦吧？

中国诗歌，重庆诗歌，任重而道远！我们千万不能受这位大佬的误导而自我陶醉，忘记了现状的严峻，使命的艰巨，放松了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