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孙逐明

　　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一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初译本刊行于五十年代后期。在那个只能把心酸和苦涩奉献给寒夜的时代，竟然有人想到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译介给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声誉显赫，也许，是由于作者声称，《金蔷薇》不过一部有关创作经验的札记，不管怎样，《金蔷薇》毕竟译成了中文，而且译得那么凄美，总有一天，人们会透过所谓“创作经验谈”恍悟到其中对受苦和不幸的温存抚慰和默默祝福这一主题。
　　前些日子，我收到翻译家戴骢先生寄来的《金蔷薇》新译本，他知道我非常喜爱这本书。新译本更名为《金玫瑰》，似乎只有这更加辉煌的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对人间不幸默默温柔的象征，才足以供奉在那座哭过、绝望过的耶稣受磔刑的十字架上。
　　从“译后记”中得知，摆在我面前的《金玫瑰》乃是作者临终前对《金蔷薇》作了全面修订和增删后刊行的本子。从中我发现，令人心碎的文字明显增多了。我暗自思忖，节中增补的有关勃洛克和蒲宁的文字，莫不就是作者自己的自画像？“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蒲宁的一篇小说时这样写到：“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第290页），这不也是整部《金玫瑰》的写照吗？《金玫瑰》不是创作经验谈，而是生活的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把这部书当作创作谈来看待，那就等于抹去了整部书跪下来亲吻的踉跄足迹，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隐秘泪水。
　　要读懂这部书，并不比那些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的玄论容易。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二
　　
　　我第一次读《金蔷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金蔷薇》这样的书照例属于“封资修”名下的“黄色书籍”之列。一天，我躲在家里偷听辗转借到手的《天鹅湖》唱片，尽管我已听过无数遍，对“场景”中那段由双簧管奏出的凄美主题，我依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时，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无言地把《金蔷薇》递到我手里，那双默默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借勃洛克的诗句告诉我：“这声音是你的。我把生命与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响。”
　　那时，我还不能恰当地领会这部书，甚至，那位泪水早已流干了的老姑娘为什么要把这部书递到我手里，我也不懂；要知道，她初恋的情人早在初恋中就被戴上右帽分派到大西北去了，她满含温情的泪水早已全部倾洒在那片干燥的土地上，同情、温柔、祝福与她有何相干！而《金蔷薇》的开篇就是默默祝福和牺牲自我的温柔主题！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虹》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金蔷薇》竟然会成为这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印，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当然都是出乎意料的。这无疑是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则是有幸于这偶然。它使我们已然开始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宗教品质，禀有这种品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禀有这种品质，才会理解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苦的精神，禀有这种品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从存在论来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
　　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经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社会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那些生活本来应该属于她们的少女们的生命，早已为此而埋葬在无数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一座座坟茔中；更为悲惨的是，从这些无可挽回的荒坟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已不能激发人们停下来悲哀地沉思，历史竟然要求我们忘却；似乎，历史的要求无论多么蛮横无理，也是客观必然，是人就得屈从于它的绝对权威的脚下。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勃洛克时，对叶赛宁的诗句“已经到了收拾起必将朽烂的什物上路的时候了”提出异议，在巴氏看来，世上也有永远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它会永远和人们厮守在一起。我们知道，一切都“必将朽烂”正是那种被称之为历史理性主义的理想哲学的绝对律令。历史理性与神性的永恒水火不相容。我们究竟要用多少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荒茔，才会堆砌起一种恍悟：历史理性不过是谎言而已！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的“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指勃洛克那些陪伴人们捱过漫漫长夜的诗篇，要知道，这是贯注着生命与痛苦的莫解的音响，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所听命的催人肠断的声音。《金蔷薇》流入这一代人的心中，使其“天生”而来的理想主义得以脱胎换骨。真正的理想应是对受苦和不幸的下跪，应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应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难牺牲者基督的复活。
　　“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勃洛克的诗句。我们这代人曾误解过奇迹，听信过伪造的奇迹。实际上，奇迹从来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十字架受难中所显示的奇迹。它昭示给我们的是关于怕和爱的生活的奥秘。理应明白，我们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身边，否则，不会直到现在才开始学习怕和爱的生活。
　　
　　三
　　
　　怕和爱的生活本身还需要学习吗？
　　如果不需要学习，那么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都不知道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呢？
　　学会爱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学会怕的生活，的确让人费解，对我们民族来说，它过于陌生了。确实，怕的意识纯然是某种民族文化的异质因素，但却纯然不是人的异质因素。
　　这一代人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代人竟会开始学会怕。怕什么呢？
　　不怕什么。怕不过是一种精神素质，而绝非一般心理学所说的心理形式。为明确我所说的“怕”，至少得作出三个层次上的区分。首先，一般所说的“怕”，是指对某一具体对象和处境的畏惧心理，这种怕与我所说的“怕”毫不相干；另一种怕是指面临虚无的畏惧心理，克尔凯戈尔和海德格尔相继深入论涉过这种怕，并把它与前一种怕区别开来。这种“怕”已接近我所说的怕，但还不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怕。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懦怯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和虔敬相关。这种怕将那永恒神圣的天父藏匿于自身，所以不是面临虚无之畏惧。只不过，从对虚无的畏惧可能感受到圣经中所昭示的这种怕。因为，当人面临虚无时，也许会翻然悔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进而承纳神灵于自身。以羞涩和虔敬为质素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话令我回味再三：
　　在感于《金蔷激》对这一代人的深远影响，我曾多次将它推荐给新一代的青年。他们的反应往往让我失望。的确，他们“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怕的生活。我常想，倘若这一代人学不成怕的生活，这片土地恐怕会永远与“怕”无缘了。
　　
　　四
　　
　　在相关的场合，“怕”往往被译成“畏”、“畏俱”，这当然品味有减。问题是，我们终于道出了“怕”，这确让人惊喜。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碰见戴骢先生，他译的蒲宁早就使我为之倾倒。这次我一见面就问：这个“怕”字你是怎么译出来的？他腼然一笑，没有作答。
　　翻译之甘苦，事者皆知。但我以为，对译者的要求，除外文功夫及中文修养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译者的前理解。例如，没有需要相当经历来积累的素养，这“怕”字就译不出来。
　　前理解不但规定了译文的品性，而且还规定着译本的选择定向。而这后一个问题则举足轻重。
　　文化的修复，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修复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大的翻译“运动”，一次是晋末至隋、唐的佛典翻译，另一次是现代以来的西学文典翻译。前一次翻译“运动”传输进来的文化，从质地上讲，与中国文化是相契的。而第二次翻译所传输的西文化，在诸多性质方面，都与中国文化的品性相异。这样，对译者的前理解的要求，绝非只是表词达意的问题，更是选择、传输什么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新文化的路向，甚至关系到个体生命的命定。
　　“五四”以来，西典的选译日渐趋多，可回想起来，从古至今真正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真精神的著作，又有多少译介过来了呢？看来，“五四”一代在译事上的前理解颇成问题，否则，“四五”一代无需花大力气从头做起。
　　“五四”以来，中国文人对俄国文化的译介占比重相当大，似乎，对俄罗斯文化了解最多。实际恰好相反，中国文人对俄罗斯文化根本谈不上了解。他们得知的大都是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相悖的东西，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虚无主义思潮的惑人货。
　　前理解从哪里得来？从遭遇中得来。这一代人为《带阁楼的房子》流泪，为索妮娅的苦难流泪，为灵魂的复活流泪。从此我们的心开始与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的心一起跳动。
　　尽管如此，我们离这些俄罗斯魂的源头还相当遥远。例如，不逃离备受苦楚和屈辱的俄罗斯苦难大地，与“阴悒的农舍、哀歌以及灰烬和莠草的气息”同命运的俄罗斯基督宗教精神，我们就还没有学成。
　　
　　五
　　
　　由于伪理想主义的歪曲，人们已经对理想主义本身丧失了忠信。可是，这一代人却始终不能摆脱《带阁楼的房子》和《夜行的驿车》中散发出来的理想的温馨，它表达出这代人从苦涩中萌生的对神圣的爱之渴慕的深切体认。
　　前不久，一位青年画家来访，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同龄人。他把自己获国际青年画展奖的作品给我看。从题为《我的故事》的组画中，我一眼就感受到其中隐含着的那种俄罗斯特有的病恹恹的美和哀歌般的爱。我们的话题马上转到对俄罗斯精神的共感上来。他情不自禁而且迫不及待地给我背诵《夜行的驿车》末尾那一大段令人心碎的文字。当他诵出“全维罗纳响彻着晚祷的钟声”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同时也发现不少以冷漠、荒凉、被弃、孤单的感觉为题的作品（《轮椅》、《密室》），这些作品曾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
　　令我深思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何以结合在一起了。无论如何，这种结合是这一代人的感觉结构上的特征。新的理想主义命定只有夹缝中的地位，它不过是荒漠上的一线惨淡的光。
爱在这个世界的自然构成中显得没有力量。安徒生为了想象中理想的爱而失落了现实中的爱，因为现实中的爱最经受不住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第246页）但是，愈是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愈没有力量，为了爱的实现，就应当让想象让位给现实。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悖论！在这悖论面前，人们很容易向现实俯首就屈，最终把爱判为“无用”的对象。
　　索洛维约夫和舍勒尔这两位俄罗斯和日耳曼的基督宗教思想家，都一再申诉过精神性的东西、爱的力量的孱弱。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强力，它原本天生无力；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因此而否弃精神和爱，把决定世界的意义形态的权利拱手交给所谓永远有力量的现实历史法则！回答是一个坚定的“否”！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身的强力奉献给精神性孱弱的爱。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领会到那稣十字架受难的意义，它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苦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此世的必然遭遇。
　　当代意识礼赞的是生命的赤裸裸的强力，怂恿生命自持强力超逾于神圣之上。迄今，这两种意识力量仍在这一代人的同一颗灵魂中搏斗着。我们有可能再次失落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我们不决意倾听那从受难的十字架上发出的怕和爱的呼唤的话。
　　无论如何，这一代人毕竟对俄罗斯精神一往情深。新的年轻一代与俄罗斯精神没有患难之交，因而与之隔膜不难理解。
　　近代文化为封建文化的反动，以一百年迈动一步的艰难步履由西向东渐进：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化运动、俄国文化精神运动，一步更比一步艰难，命运一个更比一个悲惨。只是，精神的牺牲毕竟换来了用血和泪浸泡出来的文化，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启蒙文化。十八一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超验文化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受难文化。宗教、哲学、艺术、政治诸形态，在基督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双重变奏中开出了无数金色的蔷薇。
　　如今，起步于西端的神性文化精神的脚步已踏入远东的方老王国，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古老的王国里，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会出现一场文化精神的聚生，这大概是近代文化东进的最后一步。
　　问题是，我们能自信这场必将到来的文化聚生肯定会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新生吗？能肯定它会像英法、日耳曼、俄罗斯民族那样，为世界文化贡献出“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精神吗？
　　我不抱希望。文化精神运动也有失败的先例，起码文明古国自身就有过不少。文化精神的创造有赖于文化精神创造者的品质。对我们来说，精神品质则有待于脱胎换骨。不管怎么说，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我们尚未学成，晚祷的钟尚未响彻华土，理想与受难的奇妙关系我们尚未寻到。就此而言，重温《金蔷薇》恐怕仍为一门功课。
　　一九八八年三月　深圳

孙逐明

　　曾卓：美的寻求者—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

　　在和一位友人的谈天中，议论到小说中的“美”的问题，使我想到了苏联的一位老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印行过他的选集，后来，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又印行过他的文艺短论《金蔷薇》，当时都很受读者的欢迎。
　　他是一个带牧歌情调的诗人，但以小说家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的作品大都浸润在一种诗意里面。
　　他不以艺术为神明，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只是，他如此的善良而温情，以至血与火、人世的纷扰和苦难，似乎是他柔和的心所无力承担的，因而往往为他所无视或回避。他所追求和喜爱的，是他的心所能感应的东西，而他的心是过于柔和了。他的作品单纯、明净，有着诗意，然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他寻求美、发现美和歌颂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内。
　　他并不想粉饰现实，但当他在表现和描叙他的世界的时候，有时就不能自已地将他心境中的色彩和情调去涂抹在上面，使之闪烁着浪漫的光辉。可以设想，他曾深受过去时代的那些优美的艺术的影响和熏陶，他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古朴的牧歌风味，即使他歌颂的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人。
　　他的作品在情节上几乎没有波澜壮阔的开展，人物的个性生动但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一般说来，他的作品没有深刻地反映现实，也没有强大的思想力量。不过，他所追求的原也不是这些。他表现的往往只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企图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长篇（就我所看到的说），虽有一些片断的闪光，总体看来却是散漫无力的。有一些短篇，由于情节的平淡和人物性格的简单，也显得肤浅和腻味。但当所要表现的题材与他的心完全交融无间，可以让他的想象奔驰的时候，他就能达到艺术的峰巅。《盲厨司》、《一篮枞果》、《雨蒙蒙的黎明》，特别是《夜行的驿车》，给人如此深的艺术感染，有着这样强的艺术魅力，那是可以与任何第一流的短篇比肩的。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我觉得他作品中的某些素质，正是我们的许多作品中所缺少、然而应该具有的。我所指的是对生活的美的追求，洋溢着的对生活的激情。他的作品帮助我们更好地理生活的美，加深了我们对生活的爱。我喜爱那些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作品——在那些作品里面，也达到了诗的高度，如契诃夫的《第六号病室》、莫泊桑的《羊脂球》、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但我也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形式的诗篇。
　　我想抄引一段话在下面，这是他的小说《一篮枞果》中的主角、作曲家爱德华·葛利格写一支送给一个守林人的女孩的乐曲时，想向她表达的思想感情，我觉得这也正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向年轻的一代说的话，从这中间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也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你像太阳，像柔和的微风，像清晨一样，你心灵中开放出一朵白色的花，使你身上充满了春天的芳香……我经历过，见识过，而且也懂得生活；不管谁对你讲什么话，永远要相信生活是美妙的珍贵的东西。我是一个老人，但是，我把我的工作，我的才能，我的生命都献给了青年……我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一切，因此，也许我比你更要幸福一些。
　　“你是黎明的光辉，北国夏夜迷人的幽光。你就是幸福，我的心弦随着你的声调而颤动。
　　“祝福造成你的生命的一切，祝福你所接触到的一切，或是一切接触到你的东西，祝福使你欢乐的一切，以及一切使你沉思的东西。”
　　这实在说得很好，也说得很美。如果我是一个青年，我将衷心地感激他，而在我这样的年龄，则很喜欢他的这一句话：“我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一切，因此，也许我比你更幸福一些。”这使我感动，也得到了启发。１９７５年小阁楼

孙逐明

　　曾卓：生活的美和生活的爱——关于《雪》和《雨蒙蒙的黎明》

　　我在好几年前写的一篇介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文中，曾经这样说过：他的作品在情节上几乎没有波澜壮阔的开展，人物的个性生动但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一般说来，他的作品没有深刻地反映现实，也没有强大的思想力量。不过，他所追求的原也不是这些。他表现的往往只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企图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

　　现在，我来谈谈《雪》和《雨蒙蒙的黎明》，这是很能代表他的风格的两个短篇。

　　两篇都是以卫国战争为背景，写的都是人生中一次偶然的邂逅而引起的心灵的颤动，一个朦胧的爱情故事。

　　《雪》的简单情节是：海军中尉波塔波夫从医院里养伤出来返回部队的途中，绕道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想去看看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也还常常想念着的小镇和有着一个小花园的他的住宅，想去看看常常想念着的父亲。但是，一下火车，他就听说父亲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去世了。从莫斯科疏散来的一位青年歌唱家和她的女儿住在他家里。在沉重的悲痛的心情中，他感到自己回来得太晚了，而且感到他曾经那么熟悉和那么想念的市镇，似乎对他都有些生疏了。在苍茫的暮色和轻轻飘飞的雪花中，他慢慢地朝着家宅的方向走去。一想到跟他和他父亲毫不相关的陌生人住在他父亲的房子里，他心里就觉得很难受。他决定不进里面去，只在古老的凉亭里站一会儿。他摘下帽子，凭依在栏杆上，望着在暮色中的寂静的小花园。他觉得眉膀上有谁轻轻地触摸了一下。转过头来，看见了一个头上缠着一条头巾、面容苍白的庄重的少妇，她的双颊上有雪花在融化着。他猜到了这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她柔和地说：“进屋来吧，不要着凉了。”她拉着他的手，穿过已打扫干净的小径，向屋里走去。不久前在医院里他曾写信给父亲，告知他可能回家一趟，并回忆和想象着屋里的情景。现在，他发觉，一切都如他预期看到的那样：钢琴上仍旧摆着从前的乐谱；同样的黄色的蜡烛照亮着他父亲的小书房……他被一种奇异的感觉纠缠着，仿佛生活在一个影影绰绰、却很真切的梦境里。后来，他看到了那一封自己最近写给父亲、显然已被女歌唱家拆看的信，在感动的心情中明白了一切。女歌唱家那样亲切地接待了他。那一夜，书房里的躺椅当作了他的床铺。他睡不着。他原来不想进到屋子里来，而现在他感到在这屋子里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每一分钟都舍不得白白过去。他从门底下看见了隔壁房间的一缕光线，听到了翻书页的沙沙声——显然是那位女歌唱家在看书。他猜想她不睡是为了到时候就唤醒他，好让他赶上黎明五点钟的火车。穿过晨光中的市镇，她将他送到了车站。在第二遍铃响以后，他们才告别。“给我来信，”她说，“我们现在差不多成亲戚了，是不是？”几天后，她果然收到海军中尉从途中写来的信，告白了他对她的感情。信的最后说：“如果一切事情结果都很顺利，你愿意要我的生命的话，我的生命当然就属于你。”

　　我们再来看看《雨蒙蒙的黎明》。

　　养好了伤，从医院出来的军官库兹明，在乘船去某地休养的中途，一个落着细雨的夜间，来到一个小镇上，为的是把同病室一位军官托自己转交的一封信送给他的妻子。库兹明雇了一辆马车从码头来到一所带小阁楼的屋前，敲醒了沉睡的门。受信者是一位年轻的妇人，一双既深邃又带点儿朦胧的眼睛闪耀着光辉。她将那么珍重地转交来的信没有看就随手放在了钢琴上。而且说：“您别生气。有邮局，也有电报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麻烦您。”库兹明从那位同病室的军官交给他这一封信时的郑重态度和所说的几句话中，知道那位军官是如何深恋着他的妻子。而他从这位少妇对待这封来信的冷漠神情和不满的语句中，感到这中间是存在着某种悲剧：她并不爱她的丈夫，对她的丈夫没有相应的感情。他对少妇说，特为送信来并不算什么麻烦，相反，这倒挺好。少妇问：“为什么？”他的脸红了。当少妇又一次追问他时，他沉思着回答说：“怎么对您说呢？……一切好的东西，总是在身旁一闪就过去了。”于是他叙说了在人生的长途上，一些转瞬间一闪而过，但一生都会记得的情景。“在我的一生中，我永远期待着有像这样意外而又单纯的事情。每当我找到它，我就觉得幸福。幸福的感觉不长久，可是常有。”年轻的妇人问他：“现在也是这样么？”他回答：“是的。”但他无法说清他此刻的幸福的感觉。他看着少妇，心里想，要不是有同病室的那位军官，他就绝不离开这座小城到任何地方去了，他就会留下来直到假期结束，怀着激动的心情来生活，由于有这位可爱的、此刻显得非常感伤的女人生活在近旁。黎明在雨蒙蒙中来到了。他们像古时那样，在临出门前默坐了一会。女主人送他到码头。他现在就要同这位素不相识却又这样亲近的女人告别。他的心都紧缩了。难道说在这时候，在这一分钟，一切都将成为往事，无论在他的或她的生命中，都只成为一个沉重的回忆么？他吻了她伸过来的手。当他抬起头来，少妇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没有听清楚，好像是两个字：“徒然……”。船在雨蒙蒙的黎明中开动，愈走愈远了。

　　在这样简短的叙述中，是无法传达出原作那种幽美的抒情的格调和气氛的。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短篇（都是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男主角都是在战争中受伤的军官），并没有去反映严酷的斗争现实，没有去刻画英勇的战斗者的形象，却讲了这么两个近乎爱情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它是不是冲淡了战争的严峻的现实，歪曲了战斗者的形象呢？

　　作者在本质上是一位抒情诗人，他有着一颗柔和的心。在这两个短篇里，他没有写到战争的苦难和严酷，写到英勇的斗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他所探求和企图表现的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应该承认，作者相当成功地达到了他的意图。我们读完这两篇小说时，也引起心灵的颤动，激发了对生活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雪》中的那位女歌唱家，在拆看了海军中尉给他父亲的信以后思索着，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沉着勇敢的人，从前线到来，一看到他房子里住着一些陌生人，各种东西都和他预期的不一样，他会难过的。她因而依照信中所说的布置和安排了一切。这是体现着对战士的崇敬的感情。海军中尉归来后，从她对待他的亲切的安慰和照顾中，从她为他所布置的一切中，看到了一颗美好的心灵，因而使他滋生了一种感情和想象。

　　女歌唱家在海军中尉归来之前，有时候仔细端详着写字台上的他的照片，并且思绪万端地皱了皱眉头，觉得在她不遂心的婚事以前，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她见到海军中尉后，问他记不记得？海军中尉承认他也有这样的感觉，接着他又说：“不，我不记得了。”然而，在他离开以后写给女歌唱家的信中，写着：“我们在什么地方相遇过，我当然没有忘记。但是我觉得在家里不愿意谈起那件事。”于是，他说到了一九二七年秋天在克里米亚海边，他遇到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的情景。“那位姑娘就是你。我不会弄错的。……那时候我心中想道：一个可以使我一生毁灭，或者使我得到幸福的女子，从我身旁走过去了。我觉得我可以对那个女子爱到神魂颠倒的地步。我祝福她的每一个脚步，她的每一句话，她的每一个微笑。我那时就知道，不惜任何牺牲，我一定得找到你不可。……人生对我是仁慈的，我又见到了你。”他说得如此恳切。然而，女歌唱家读完信以后，喃喃自语：“我的天哪！我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克里米亚，从来没有！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值得把真情告诉他，让他失望，或者使我自己失望吗？”

　　那么，他们以前究竟见过面吗？谁能说清呢！我们记得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见面时，两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在想：“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这是由于气质相近，由于一种愉悦的感情波动所引起的心灵感应，它是微妙的，但并不是神秘的。

　　《雨蒙蒙的黎明》中的那位军官库兹明，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一直还过着独身生活，当他受伤后躺在医院里时，同病室的所有的人都接到过信，但没有人写信给他。他躺着，想象着自己战后未来的生活，那一定会是幸福的，不寻常的。现在当他伤愈后去休养的旅途中，在雨蒙蒙的夜间，一辆马车把他拖到一所带阁楼的小屋里，面对着一个可爱的，然而因为不幸的婚姻而有些感伤的少妇，有了一种异样的，而又使他感到幸福的感情。可以说那是一种朦胧的爱。

　　他们的感情是不健康的或是轻佻的么？不，无论是那位海军中尉还是军官库兹明，都并不是真正地沉入了爱情的淤涡中。海军中尉少年时在克里米亚海边偶然见到一位姑娘，狂热地爱上了她，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爱情。那只是刚刚走向生活的少年对爱的向往，也就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他认为现在的女歌唱家就是当年的那位姑娘，事实上并不如此，然而他是真实地这样想的。因为在女歌唱家身上，他看到了一颗美好的心灵，因而也寄托了爱的向往。他的美丽的梦想是他少年时的梦想的继续和发展。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他不自觉地将当年的那位姑娘与现在的女歌唱家联系了起来。军官库兹明对那位少妇的朦胧的爱的感情，则是由于他从战场、医院来到了一个如此宁静的和平环境中，面对着如此可亲的而又感伤的少妇，而他是一向珍惜那些在他身边一闪而过的美好的事物的，他的朦胧的爱的感情，事实上是对和平的生活的珍惜，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爱。

　　我们的解释并没有能够真正说清他们的那种微妙的感情。有时候，人的复杂的感情真也是难以说清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体会。因为，不妨冒昧地说，虽然情况不同和性质不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微妙的感情。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以及许多文学大师的作品中，也接触过和描写过这一类的微妙的感情。杜勃罗留波夫曾经说过，没有诗人，人类“许许多多美妙的感情与高尚的愿望，都会被我们遗忘”。我觉得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这两个短篇中所描写的那种微妙的感情也可以说是“美妙”的。它可以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爱，对美好事物的爱，而且能培养我们对生活的感情的敏锐性和丰富性。它们并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这当是这两篇小说为许多读者喜爱的原因。

　　那位海军中尉是单纯而热情的，那位女歌唱家对他也有着相应的感情（她说：我何必使他失望，或者使我自己失望呢？）。他们的邂逅可能是他们真正恋爱的序曲。而军官库兹明已四十多岁了，阅历丰富一些；那位少妇则是深沉的。而且，她的丈夫是他同病室的战友。因而，他不会向她倾吐感情，她也不会接受他的感情（她说，或者他以为她是这样说：徒然……）。他们的邂逅好像是飘泊在人生海洋上的两只小船，偶然相遇又离开了，留下了一点怀念，一点回忆。《雪》多一点温暖和亮色。《雨蒙蒙的黎明》则漂浮着淡淡的惆怅。两篇都是美丽的，而《雨蒙蒙的黎明》更美一些：在人的感受上，美好事物的失去或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比美好事物的获得，要更美一些，因为它更激动人心。

　　要表现和传达这样微妙的感情是不容易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他并没有细致地去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没有写到感情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只是写出那气氛，那情调，让你沉入了进去，因而也就体验到了人物的心情。而且，对人物的经历和身世也写得极少，甚至没有写。他只是顺便提到了女歌唱家曾有过不遂心的婚事；他只是写到那位少妇对待她丈夫那么郑重地带来的信的冷淡态度，因而我们想到她的婚姻是不幸的。什么原因我们却无从知道。作者也无意让我们知道，因为作品的重点并不在这方面。在别的小说中可能是缺点的东西，在这两篇小说中却是优点。也许只有在朦胧的色调当中才能更好地烘托那微妙的感情。主要的是依靠读者的体验和想象，容许读者有体验和想象的余地。

　　当然，在这两位军官身上都有着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的影子，他自己没有那样的感情是不可能表现那样的感情的。而且，可能他将他们“诗化”了，将过多的想象和自己的气质放在了人物的身上。但作者是以真诚的态度拥抱了他的人物，沉浸到了他所创造的天地中去，作者的情绪和描写的对象溶化在一起，作品虽然有些“诗化”了，却还是有着生活的实感。

　　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他有着他的喜爱，他的憧憬。他怀着柔和的心在生活中去追求美和发现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没有为我们带来时代的丰碑，生活的浪涛。他是一个（如同他说苏联作家普里什文那样）“被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他为读者献出了许多美丽的花朵，那上面的晶莹的露珠是他的生活的爱的泪珠。有许多作家的作品使我们在激动的心情中对生活产生了沉思。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如这里介绍的《雪》和《雨蒙蒙的黎明》，则使我们的心灵轻轻颤动，使我们在愉悦的心情中激发了对生活的爱，认识到生活中的美。他的作品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１９８２年５月１日鄂城墩

孙逐明

　　曾卓：夜行的驿车——之于安徒生的爱情

　　（选自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曾卓文集）

　　我喜爱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夜行的驿车》。这是诗。而且它引起我思索一些问题。

　　一
　　一八××年。一个秋夜。在从威尼斯通往味罗纳的驿车上，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
　　那个男子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当半途因他的允诺和帮助得以搭上车的三个农家姑娘感激而又好奇地问他：“您真的是一位外国王子吗，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旅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一个预言家，我能预测未来，能在黑暗中观察。可是我不是骗子，我只是一个诗人。也许，我是那个国家里一个特殊的、可怜的王子，耗防程鼐曾经在那个国度里住过。”——原来，他是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
　　那个女人是怎样的人呢？
　　安徒生应那三个农家姑娘的要求，预测着她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是对她们的赞美和祝愿，鼓励她们勇敢地面向生活。他对其中的一个说：“有一些女人具有真正使人震惊的美丽。这几乎总是些性格孤僻的人。她们孤独地忍受着能使她们自己焚毁的热情。这种热情仿佛是在内部烧灼着她们的面颊。您，玛丽亚，就正是这样的人。这种女子的命运往往是不平凡的。或者是很悲惨，或者是很幸福。”这话似乎不仅是说给那位农家姑娘听的。所以同车的那位太太问了：“您曾经在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吗，先生？”
　　“正是现在，”安徒生回答说，“我的话不仅是对玛丽亚说的，而且也是对您说的。”
　　那位太太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想，您讲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消磨长夜，对这样一个美丽非凡的姑娘来说，这未免太残酷了。对我也是一样。”她低声补充说。
　　答复是：“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肃过，夫人。”
　　这是一段简短的对话，然而有弦外之音，有内在的含意。可以将这看作是一个渴求着的灵魂的呼唤，一个期待着的灵魂的回声。

　　二
　　安徒生的爱是怎样突然发生的呢？
　　他当然不是那种轻佻无聊的人。在旅舍中，那些年轻、活泼、好闹的侍女们是这样看他的：这是一个奇怪的诗人。他既不和着吉他唱那些裂人心肺的船歌，也没有一个一个地欣赏她们这些女人。他也不是那种仅仅注意外在的美丽的人，他曾经把一朵红玫瑰送给一个最丑的洗碗盏的小女孩。
　　他说自己是一个游荡诗人，他热爱旅行，在生活中到处寻求美。他爱上了这一位太太，是因为他的心中满溢着爱情。
　　旅程的开始，在车上只有三个人：除了他们两人外，还有一个神父，他道貌岸然，满身陈腐的气息，是这首夜曲中的不谐和音。他带着责怪的语调说：“太太们旅行应当找个亲戚护送。或者，至少也要带个仆人。”
　　“我的护送人，”那位太太说，并且狡猾地笑了起来，“就和我并排坐着。”
　　她说的就是安徒生。
　　异国的大地。驿车的轻脆的铃声和得得的马蹄声，在林梢流走的轻微的风声……山上湿润的空气和甜美的花草的气息，星星在深蓝色的天空中闪耀，和三个纯朴的农家姑娘的生动的对话……。这一切诱发了他的激情，他不自觉地开始编造一个以他自己为主角的故事。而坐在他身边的、在朦胧的烛光中的俏皮女子，就成了他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看来这位有着精致的感情的贵妇也正是适合于当这一主角的。——一粒种子在他心中迅速地开出了美丽的花。

　　三
　　驿车在黎明时到达了味罗纳。梦幻似的一夜过去了。
　　安徒生一整天都怀着隐秘的不安想着那位同车的女子，他狂热地爱上了她。
　　然而，黄昏时他怀着坚定的心情来到一所古老的房屋前，揿响了门铃。他是来向那个女子（现在他知道了她的名字：叶心取格维琪奥莉）告别的。
　　因为，他想，如果他让这样的爱情燃烧起来的话，他的心是无法容纳的。
　　而且，谁知道呢，也许，由于这样的爱情，他那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童话说不定会变得黯然无光，并会离开他一去永不复返了。
　　而且，他骇怕，终于会有这么一天，在一个黯淡的日子里，叶心取じ维琪奥莉将发现，他原来是一个畸形儿。他知道自己长得很丑，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而他知道像叶心取格维琪奥莉这样的女子都是任性的。
　　那位贵妇亲自为他开门，她认出了他是著名的童话作家和诗人安徒生，而从他的眼睛和神情中猜着了他心里所想的一切。她微美着但凄然地说：“看来您在自己的生活中却骇怕童话。您缺少爱的力量和勇气。”
　　安徒生承认这是他沉重的十字架。
　　她将一只手搁在安徒生的肩上，悲伤地说：“呶，怎么样呢，我亲爱的游荡诗人，走吧！解脱吧！让您的眼睛永远微笑吧！不要想我。但是假如以后您由于年老、贫穷或疾病而感到苦痛的话，那时只要您说出一个字，那么我立刻就去，徒步走过积雪的高山和干旱的沙漠，到千里之外去安慰您。”安徒生扑倒在她脚边，跪下。她含着泪吻了他，轻轻地说：“去吧，愿诗神饶恕您。”
　　安徒生在全味罗纳晚祷的钟声中走出了她的家。他是在向她告别，也是向一个青春的幻梦告别。
　　萍水相逢，心灵上偶尔的闪光。这样的爱情只能是一个幻梦。他们的分离虽然飘荡着忧郁和惆怅的调子，然而是美丽的，是恰到好处的落幕，是这支梦幻曲的久久回荡着的尾音；
　　他们终生彼此思念着。
　　是不是如叶心取格维琪奥莉所说，如安徒生自己所承认的他缺乏爱的力量和勇气呢？可以这样说，但也要看怎样说。在那样的社会里，往往是通过悲剧的形式（如玛格丽特与阿芒，罗米欧与朱丽叶）来显示爱情的力量和光辉的。而安徒生（如作者所刻画的）是一个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沿路抛洒花朵的诗人，却未必是一个为了爱情勇于跃马操戈的骑士。他满怀爱的心，却又畏惧爱的波折、烦恼和失望的痛苦，怕因而失去了一个童话作家所必需有的纯真、欢乐、和谐的心境。
　　安徒生在临终前不久对一个年轻的作家说：“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甚至可以说是无可估量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并且错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时，尽管想象是怎样有力，如何光辉，它还是应该让位给现实的。”
　　不要以为他是不珍爱自己的艺术。这是一个垂危的老人强烈地对青春的缅怀和对生命的留恋。
　　不过，他的确为自己的艺术付出了巨大代价（想想看，在那样的社会中，有多少艺术家为了自己的创作而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因而我们就应该能够感受到他如下的话的分量：“要为人们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

　　四
　　我是根据《夜行的驿车》所提供的情节来谈安徒生的。也就是说，我所谈的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理解的和想象中的安徒生。
　　如果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是有理由的。不过作者所追求的，是表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是那样一种境界，在那当中使读者得到感情的净化和灵魂的澄清。这一旅途上的过眼烟云的爱情，没有使我们感到轻佻和无聊，而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而且喜爱了安徒生的诗人的性格，我们在一点淡淡的惆怅中却体会到了爱的美丽和人生的严肃。
　　我感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与他笔下的安徒生在气质的某些方面是相近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在生活中寻求美。他在创造安徒生这一形象时，显然也将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追求融合了进去。正如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样，他也可以说“安徒生就是我”的。正是由于他有着美好的心灵而又将自己的激情融合在作品里，再加上他的美丽清新的文笔，因而这篇作品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读后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一种轻微的心的颤动。在如何探索和表现人的心灵中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如何将作品提到诗的高度方面，我们的作家们是应该可以通过这篇作品学习到一点东西的。
　　我不是说要用玫瑰、白云、大海……华丽的语言和诸如电影慢镜头之类的东西将作品装饰起来。真正的诗是不需要装饰的，那样就反而破坏了诗。诗只能是将一切有机地融合在自己里面。
　　我不是说只有像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风格才是诗。果戈理将他描写丑恶的地主生活的《死魂灵》也称为诗篇，而且那的确是诗篇。问题在于作者有没有纯洁、丰富的心灵，能不能将对象提到诗的高度。

孙逐明

　　施战军：童话落到纸上的时辰
　　爱感之书


　　有那么一种书，在滋味淡然的时日，展开在面前，直如启开了百年陈酿，闻一闻便会有微醺之意。恍兮惚兮间万事万物仿佛示意着一份“神的昵近”。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就是这样的书。
　　多年来，译介者循着作者的意图把它看作一本“创作经验谈”，可读者却总是划出这样的边界，将心弦牵扯出甜蜜的疼痛，印证着文学的美梦。痴迷于文学的重重魅影。这一切都来自《金蔷薇》特有的不息光华。
　　关于《金蔷薇》，最有意趣的评说是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白熊丛书”总序里的话，宋安群先生如是说：


　　“《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晰晰可感……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的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请注意那些修饰成分，比如“细声细气”、“甜滋滋”。这是本色、感性又十分恰切的享受表达，那么小心翼翼，又由衷相投，简直是知己间的絮语，与《金蔷薇》的整体语感、语气和语境十分谐和。因为《金蔷薇》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文学与生命、语言与情感、人与生活的相互呵护、赤诚相待的书。人间烟火中自得的优雅，美不胜收；出类拔萃后的返璞归真，绝非眼花缭乱。作为经典的《金蔷薇》，永远有一种温度，这种温度超出正常体温那么一点点，不至于发烧，面对它总会觉得胸膛里鼓荡着倾诉的冲动，季节、时光、景致、际遇、生命、心智……挂念着要给一切走进记忆和牵念的东西，以呵护，以珍重，以祝祷，以依恋，以疼惜，以叹惋，以抚爱，以感恩。
　　这只应该是清新纯粹的热恋的感情。这种感情被童话化了，所以天真无邪。先是对文学的深深着迷，然后是对不可逆转的生活流程的特征性细节的留驻。《金蔷薇》里《珍贵的尘土》如此，《金蔷薇》给出的文学理想尤其如此————是变刹那为永恒的神力，是让黑暗点点发光的魔法，任何复杂难辨、愁苦难言，在这里都过滤为透明的欢悦和单纯的倾慕。
　　爱，构成的是守护和抵御的双重力量，“细声细气”不等于绵软无力，“甜滋滋”更不就是甜腻腻。面对现实的零碎、粗暴和余地的逼仄，有爱的心志更加在乎灵魂深处的“日升月恒”。
　　这是不考虑时空背景因素的阅读直感，凡是经典，大概都可以有不考虑背景即可常温常悟的品质。童话般的爱意和优美，应该是《金蔷薇》永远令人动情的吸引力所在。可是经典都不是凭空诞生的，它的母体，它长成后在各地读者间的传播交流，都带着特别的背景因素，这些因素也构成了经典附带的和被赋予的另一种亲和力。


　　1956年


　　《金蔷薇》俄文版的出现，时在1956年。此时已是苏联的斯大林后时代。
　　1956年，是前苏联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金质年份。封冻经年的大河主干那阴森发白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冷酷僵硬的面孔显出皲裂的痕迹，冰面渗出了微蓝的水汽，巨大的冰坨开始松动并挪转，逐渐漂移，互相碰撞，轰响中冰块欢舞，势成壮观的凌讯。作为苏联独有的精神生态大转型的宏大而精微的杰出写照，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好友，年长他一岁的爱伦堡向世界贡献了名作——————长篇小说《解冻》。
　　而在这一年2月，似乎《解冻》并未真正面世，苏联文学界举行了庆祝爱伦堡65周年诞辰晚会，在文学博物馆，巴乌斯托夫斯基致开会词《伊里亚·爱伦堡》，他的声音铮铮如铁，不容置辩地将要进入文学史属于爱伦堡的那些篇页：


　　“爱伦堡是一个比作家更伟大的形象，他不仅是一个天赋超群的作家，不仅是一个诗人、记者、演说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争取和平的坚强战士和奋不顾身的文化保卫者，他要使文化免遭种种残酷的破坏，不管这种破环来自何方。
　　“爱伦堡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是一种之所以令人羡慕，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排除任何次要影响的独立劳动之后，现在他有权同全世界说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他所写的和说的一切都在亿万人的心中引起反响。
　　我们每个人都想象着那个人人热烈向往的时代，这是一个永久而幸福的和平的时代，自由、理智的劳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饱经风霜的人类理应享受安宁和幸福。
　　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一旦光明的太阳在摆脱了恐惧和暴力的明媚大地的极为纯净的上空升起，人们就会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怀念所有那些为了这个时代的到来而贡献了自己的劳动、天才和生命的人。
　　在这些人之中，伊里亚·爱伦堡必将名列前茅。”


　　此文收入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面向秋野》（中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1992年又出新版，张铁夫译），是他另一本稍晚面世的与《金蔷薇》品类相近的书。我们从“比作家更伟大”、“文化保卫”、“同全世界说话”、“饱经风霜”、“摆脱了恐惧和暴力”这些硬汉般的字眼里，既看到了巴乌斯托夫斯基一贯微小的细声细气之外严肃、激动的慷慨陈词，也感受着那一块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冻土之国文化返春时节的风声。一个大作家对另一个大作家由衷的赞颂，立场不是在交谊的狭小区域里，而是站在民族和人类的大地上。
　　《金蔷薇》在1956年出世，有着比文本更为宽泛的意义，爱与美已经溢出了书页。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关于耐活的艺术心灵的象征。不是任何一部杰作都有划时代的机会，如果说《解冻》是划开了坚冷河面的破冰船，那么《金蔷薇》便是厚厚的冰层下一直暗暗的不息流动的河水，本属于河流的生命始终在顽强地“排除次要影响”不屈地存活着、劳动着、旅行着，并成就了艺术不死的人文童话。
　　坚信文学的“不朽”，为“美”而文学，是《金蔷薇》借对作家劳动的绝妙实质所要倾心谈说的全部内容。相比较于许多受难者的写作而言，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渲染悲怆更不放大哭腔，他专注地把自然之美、人性之美、情感之美放在了永恒的位置上，他热爱的是能够灵巧、熨帖、天然地表现这种美的所有细节：


　　薄冰下的气泡
　　夜晚树梢黝黑的枝条
　　在隐约星光中闪烁的雪
　　淋雨后在毛线衫上动起来的草籽
　　风中树叶银色的背面
　　讨食而自尊的小狗
　　小姑娘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
　　狡黠女性睫毛下一闪的流盼
　　……
　　巴乌斯托夫斯基为了尽量不沾染丝毫训诫式的口气假托一位老文学家之笔，以转述的口吻讲道：
　　“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偷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尘。”


　　同时，他又极力排除“没用的、没特征的，什么也不能说明的细节”。想想看，经典之外，不光我们，巴乌斯托夫斯基透露的信息说，连那个时代的苏联作家也普遍存在着“在作品里塞满了成堆成垛的琐碎的细节的”现象。
　　细节、想象、创造才能，在“美”的渴求面前，它们神奇地结晶为一体。
　　如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言论，以近于“古典”的情味，重新散发在我们的文学感知的范围内，似乎更显得“细声细气”了，甚至有些哀愁的意味。直感与文字间，我们那曾经可以捕捉最微末却又最有生命力的事物的触角，正在渐失足够的敏感性。指尖迟钝了，派上用场的多是巴掌、拳头、隔着厚厚鞋底的脚。
　　其实，无论“解冻”与否，苏维埃俄罗斯时期文学大师们都以个人对艺术和人格的虔敬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支撑着俄罗斯文学始终不曾塌陷的高峰。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他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内备遭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回来，苏联政府的回答是：领奖可以，但领奖后不得回国，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终选择令人肃然起敬，他在这样的时刻放弃了以“流亡者”身份博取更大的国际名利的机会，他没有走出俄罗斯半步。艺术、人道、尊严、爱意、祖国……这便是俄罗斯文学大地的恒定性，是《金蔷薇》这种无与伦比的美文必然要在俄罗斯诞生的底气。




　　安徒生


　　我没有多少把握评说《金蔷薇》的艺术气质体现在对哪些作家的劳动故事的讲述上，书里面的作家名字太多，就跟信手拈来又贴切绚烂的意象一样不可胜数。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金蔷薇》以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此类文字中，有着一个最经常出现的名字，他是艺术的童话最为恰切的化身——————安徒生。
　　熟悉《金蔷薇》的读者大概没有谁会不喜欢其中的第十六章《夜行的驿车》。巴乌斯托夫斯基意欲说明想象力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的这篇文章，他谨慎地自述为“安徒生的故事”。事实上，我们常常把它看成一篇小说，它以安徒生在意大利从威尼斯去维罗纳的旅行经历作为叙事内容，字里行间布满了有趣的细节和生动传神的对话，是对安徒生之爱的爱。它的完整和优美，它的叙述速度和感染力，都无比自然和畅达，它是一部短篇杰作。上路前是在威尼斯旅馆一带的场景性细节，氛围的营造和人物特征的抓取生动准确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路上及在维罗纳的部分，主要以对话展现每个人的出身、性格和内心活动，光的明暗在其中起到了左右故事情节进程的神奇作用。
　　前边部分是爱徒生眼中的日常生活情景，让我们看到在童话诗人的视线中和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平民们是怎样在简单质朴地表达着底层的欢欣和生趣——————在烤羊肉和大蒜气味中衣着马马虎虎的年轻女人们大声吵闹甚至互相揪着头发动武，“魔术师”安徒生先生怀着欣赏着迷于她们散乱的辫子、发红的脸庞、放光的眼神和两颊上小钻石般的泪珠；茶房的小动作遭到卖虾女人响亮的耳光后，站在运河桥上专注地往浮在桥桩边的蛋壳里吐唾沫，直到吐中目标蛋壳沉下……这些逗乐的小事情是安徒生开心的旅行中天真而富丽的元素。对安徒生来说，旅行本身才更是出人意料的永远有新奇出现的魔术。于是在驶向维罗纳的驿车上，安徒生遇到了一位很有涵养的贵妇人叶琳娜·瑰乔莉和一位自以为了不起道貌岸然的神父。对话即人的古典用法在他们以及后来上车的几位乡村姑娘身上毫发毕现，在没有灯烛的夜行驿车内，现实和想象没有界限，爱意悄然弥漫，美梦柔媚地宣叙，不好看的安徒生在黑暗中没有了自卑，他是一个逸兴湍飞的预言家和备受敬爱的喜悦使者。
　　而一旦置身于富丽堂皇的维罗纳和美丽窈窕的叶琳娜·瑰乔莉面前，安徒生被这份爱的燃烧即将来临的绚烂弄得不知所措，但是他选择了实际生活中的声音的低沉和行为的拘谨——————他选择了童话，而忍痛割舍了可能“会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和喜悦，眼泪和欢笑，以至他会无力忍受它的一切变幻和意外”的爱情生活。
　　“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与他生活的悲哀构成的矛盾中，安徒生只要幸福的想象，在为人们的幸福的想象创造中，安妥自己心灵的幸福，决不去为悲哀而想象；生活实际的悲哀在情爱的相思怀念中已经置换为童话。安徒生的童话正是给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实际生活的美好幸福所创生的向爱而安的梦，它给童真以美好的憧憬和心理暗示，它让丑恶和装模作样丢人现眼无地自容。
　　巴乌斯托夫斯基书中的安徒生的生平和阅历以及他的荣光，就是一部童话。严峻、芜杂、不如意的生活际遇完全可以当作夜行驿车里的幽暗，这时候，童话精神才会发出温暖甚至明丽的光线，美好人性的顽强才能显现翻山越岭的奔头。
　　《夜行的驿车》之外，每当涉及软弱和倔强、诗与童话、尊严与温柔、迁移与留驻，巴乌斯托夫斯基总忍不住要谈论安徒生。其实，从心仪和钟爱的程度上看，安徒生已经成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内在精神的镜像，甚至就是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金蔷薇》，也包括《面向秋野》，就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童话集。而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广义的生活和生命的童话？
　　无论我们的人文想象怎样被技术性的时代吞噬，安徒生精神，永远是文学艺术的归魅要求的理想。




　　“默默”


　　1950年代末，《金蔷薇》被译介到了中国。那个时候，跟“解冻”形成对比的，是神州大地的霜降。风雪在中国文学曾经一度百花盛开的园地席卷而来，那是浩劫即将到来的前夕。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性质的相同和特殊的国际友好的惯性决定，苏联文学成了唯一可以为那个年代的知识者可以仰望的一角文学星空。这种文学资源随着时势的变冷逐渐成为半公开甚至地下阅读形式而绵延不绝。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童年》和《在人间》等长篇小说，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中篇小说，叶赛宁、勃洛克、西蒙诺夫等人的抒情短诗，普里什文、蒲宁的散文等等，大都以“内部发行”的出版形式或者互相传抄的播布方式，激荡着残酷多难时代中国的文学读者同样敏感多愁的心灵。而《金蔷薇》就是讲述包括这一类作家在内的佳作的奥秘和魅力的书。它那种精神充饥和审美解渴的接受效果可想而知。
　　我所见到的印象最深的关于《金蔷薇》的导读文章，是《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发表在《读书》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署名为默默。“默默”在那前后还有一篇关于“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主人公保尔的初恋女友）的随笔也曾深深地感染了我。后来，若不是在书店邂逅了一本以《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作为书名的集子，我还不会知道那个在《读书》上佳作连连的“默默”，就是哲学家刘小枫。
　　显然，那个时候，刘小枫所著的《拯救与逍遥》正在震荡着文化哲学、文学与史学界，那是他才情与思想最具活力的时期的学术成果。相对于他后来走向基督教神学哲学研究的更多成就而言，“默默”时期的刘小枫更让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感到可亲可近。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默默先生的这句话至今仍能惹下我的眼泪。文章中记述往事的文字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文学意味：70年代初，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这个形象令人想到库普林的《阿列霞》等许多俄罗斯或苏联小说里描绘过的青年的面庞，这种落寞苦楚的“脸色惨白”的面影也曾经在王蒙早期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中出现过），把当时已被判为“封、资、修”性质的“黄色书籍”《金蔷薇》递到他手上。默默说，《金蔷薇》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迹”。
　　默默先生将《金蔷薇》作了放大引申，集中在了“苦难”的意义和对“十字架受难的灵魂”的崇敬问题的抒情上面。是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及俄罗斯大地的优秀作家们的笔下，孤苦、荒凉、心痛、断肠的感受相当习见，但《金蔷薇》是一本超越苦难、诉求祝福和爱感的著作。尽管哀歌式的倾述时不时透出字缝，可《金蔷薇》毕竟是关于创作的创作，是关于沙尘暴之后坚韧不动的树根，是关于冰凌之下的活水。绝不是“苦难”与“受难”自身，而是关于可以经受任何压力和阻碍但依然故我的精神的自在状态的喻示。因而，它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文学作品，比如默默先生所发现的他的《轮椅》和《密室》那般色调灰暗惨白。《金蔷薇》给读者的主要是文学与生命的福祉、慰藉，启动信心与勇气。如果不是这样，也就难以赢得那么多读者面对它倾吐衷肠。所谓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那种“相信未来”的激昂，是“苦难”本身无法自生的。
　　温馨的爱的光亮在前方导引，想象的力量定会在现实中留下不朽的碑铭。于是，秘密地温习《金蔷薇》，就有了生命热力开花绽放的欢乐，尽管这一切仅仅被压藏在内心世界，成为一代人的隐衷。
　　默默在1988年认为：“新的年轻一代与俄罗斯精神没有患难之交，因而与之隔膜。”大致情形如此。但是他当时也许没有料到，现在已成中年默默们的对青年的影响亦不可低估。如果没有他们对“受难”的推崇，很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青年对苏联时期“流亡”知识分子的近乎狂热的追捧，以至于苏俄文学在他们眼里只有“流亡”作家作品这一种样子。在我接触过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为数不少的人习惯于把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名字频度极高地挂在嘴边，而稍加具体地研讨起来，除了《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等与反对专制背景下的人格良知主题相关的作品之外，他们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甚至仅仅在苏联文学时段内的整体状况几近无知。默默先生更不会料到的是，本以人道或人性的受难为核质的一部分苏俄文学作品，在今天的偏执性片面化的接受之中，“爱”与温慰正在被情绪化阅读所抽空，爱感被置换为“仇视”、“敌对”；而“怕”或曰敬畏，也有可能被扭曲理解为恐怖和“反恐”。本是向光取暖的希冀，却总是不乏有人喜欢作一味地朝阴溺暗的理解。仿佛只有“恨”才能产生深刻，难道“爱”是肤浅的吗？
　　“就此而言，重温《金蔷薇》恐怕仍为一门功课。”默默先生在文章结尾的话用在这里同样合适。


　　巴乌斯托夫斯基享年76岁，1968年7月14日逝世与莫斯科，遗体安葬在塔鲁萨市他自己的别墅里。葬礼举行的那一天，市民们倾城而动，这位倍受爱戴的作家赢得了应有的尊敬。“大地就是一座宝库，里面保藏着许多像这些星星的金色睫毛一样的宝物。我相信，生活为我们准备了许多迷人的事物、会见、爱情和悲哀，欢乐和动荡，我青年时期的伟大幸福就包含在这一预感之中。”他用心17年写成的六卷本散文体自传性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新近已经有了精美的中译本。他说，《金蔷薇》就是《一生的故事》，就是《一生的故事》的一部分。这里的深意是，他自己一生的感情和道德要求始终就是《金蔷薇》式的纯洁深厚之爱。他特意告诉我们，他希望“读者能体验到在过去岁月里支配我的那种情——————感觉到我们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和生活的深深魅力”。《金蔷薇》作为苏俄文学人类之爱的本位的精髓，应该在如今这一代读者这里得到正面的阐释。传达了繁星般的世界文学名家名作所涵蕴的爱感爱意的《金蔷薇》，它的特别而永恒的韵味，值得今天的我们予以本然的谈说。


　　手风琴




　　中文版的《金蔷薇》据说已有不少。我手头所藏三种：
　　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新1版，译者李时。版权页上有“内部发行”字样，在表明印数的下方还有五个代小括号的小字“原上海文艺版”。我猜想五十年代流行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
　　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译者戴聪。书名不是《金蔷薇》而是《金玫瑰》。有趣的是，默默在《读书》杂志的文章，名义上就是为这个译本所写的书评式的随笔，但是文章的副标题仍为《重读〈金蔷薇〉》。
　　三，漓江出版社1997年月3版，译者李时、薛菲。同百花版相似，以巴乌斯托夫斯基晚年修订的俄文版为依据，除了上海译文版已有的译文篇目之外，数量不多的扩充部分由薛菲补译。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金蔷薇》中译本，沪版显然更具影响力，李时先生的译笔也堪称美仑美奂。长久以来，这个版本的《金蔷薇》感染过两三代中国读者，它也一直伴随着我，从高中到大学，从读书到教书，它是我成长的镜子，镶嵌在精神内部心灵深处，须臾不层脱落。
　　对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金蔷薇》或许已构成了“影响的焦虑”。八十年代中后期，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移植华土，先锋文学思潮迅猛上岸冲荡之时，《金蔷薇》势所必然地被看作“古典”或者“传统”文学的旧物，遭到策略性的诟病。当时洪峰等先锋作家代表人物就曾对《金蔷薇》相当不客气。但是时序转到九十年代初期，洪峰的中篇小说《离乡》和长篇小说《东八时区》等作品，在小说的内蕴和叙述色调上看，苏俄文学气质作为这位东北作家挥之不去的影响资源，为他的写作走向成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事实上，多种形式的苏俄文艺都与《金蔷薇》的情味相通，并对中国人都发生了深刻的文化和艺术心理影响。不仅仅是刘小枫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前辈以及后面的几茬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对《金蔷薇》式的爱与钟情抱有向往。
　　比如“苏联歌曲”的传唱，魅力历久不衰，其中一部分已经经典化，出入于与我们的心境相融的一个个瞬间。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它们的某个乐段某句歌词会忽然在心中响起，并脱口而出。随着年代更迭，流行的歌单中几乎已不太容易找到《让我们举杯》、《共青团员之歌》等合唱歌曲。经常在演唱会上由艺术家表演和被大众无数次卡拉OK的，是怀恋沧桑的老歌《三套车》，抒发爱的忠诚的《小路》，表露对恋人犹豫又由衷思慕的《红莓花儿开》、《山楂树》、《纺织姑娘》等等。特别是传达依依惜别的无限惆怅和殷殷祝福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简直就是《金蔷薇》爱感的音乐化的缩微——————主角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是安徒生，是你，是我，是童话之夜的天使之歌，是人间可触可感的相互照拂，是夜凉，是内热，是心疼……


　　我更想说的是，《金蔷薇》是向全世界存有善意的人群演奏的手风琴曲。风，掠过草尖、树梢和水波，被吸进手风琴宽敞的胸腔，经由巴乌斯托夫斯基音乐魔法师一样的手指，音簧颤动着筛出体贴的风声，再拂过我们的湿润的双眼，在柔和地击中我们的耳鼓的时刻，分明已经揪住了我们温热的心肠。
　　手风琴的旋律传过来，《金蔷薇》的书页仿佛被风之手轻轻捻开，锡制的墨水瓶也努着嘴吹起了口哨。时间在精神王国里遇到了知音，也在驻足，凝神，倾听。壁炉的炭火伴着伏特加的香味,巴乌斯托夫斯基微笑着——


　　“童话落在纸上的时辰终于到了。”

孙逐明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就是我青春与共的伴枕书。

孙逐明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肖像

孙逐明

这是我64年买的第一套《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的版本，文革中被烧掉了：

孙逐明

这是我文革后买的第二套的版本，至今还珍藏着，不时翻阅着：

凤舞

以前读过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