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口语诗泛滥，给诗坛带来什么？》

诗酒自娱

鹰之：《口语诗泛滥，给诗坛带来什么？》[url=]转载▼[/url]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是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度，但却并未因此令我们这个民族变得粗俗野蛮，因为诗歌一直承载着对人们心灵的教化、净化功能，弘扬天地之气，弘扬真善美，在某种程度上讲，诗歌便是我们的“诗教”。古人对诗歌的这种教化、净化功能也曾不止一次提到，如孔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毛诗-大序》中也曾言：“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因此，诗歌在世人眼中已成为高贵、典雅、美好的象征，同小说、散文、杂文等相比，更接近于他们心目中的“贵族文化”。但遗憾的是，自上世纪8、90年代以来，受时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诗歌的这种“贵族血统”正一点点异化、退化掉，转而向“小品文化”、“乞丐文化”、“流氓文化”大踏步迈进，因为现代白话新诗中诞生了一种“新诗体”——口语诗。客观说，诗歌不分什么口语书面语，任何一种语言风格都能成就好诗，甚至《诗经》、李白、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人的成名诗词中也不乏口语风格的，但新诗中的这种“口语诗”在脱离格律约束之后，如果再放弃意象的含蓄之美，和文章基本已经消弭了界限，如果这种失去控制的“文体”，再和投机化、功利化写作动机相结合，那么它将变成一个诗歌的反面东西——媚俗化口水。我们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的诗坛里程，不难发现，中国诗歌在世人眼中的负面形象，基本全是这种“口水诗”带来的：　　下半身——口语诗　　
垃圾派——口语诗　　
梨花体——口语诗　　
羊羔体——口语诗　　
废话体——口语诗　　
脑残派——口语诗　　
啸天体——口语诗（顺口溜）      
颓荡——口语诗　　　　　
而今，随着脑瘫诗人余秀华《狗日的王法》、《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两首口语诗的意外爆红，又将这一向下趋势推向极致——由低俗化向粗鄙化、下流化加速坠落！这不得不令人担忧，除了大多数默默无闻的无名诗人要顶着这顶莫须有的帽子（因为，好诗当代读者没听说，凡是听说的都是下流诗）写作外，余秀华本人也成了第一受害者，她大多数字字血泪凝结成的优秀作品无人问津，“荡妇体”反而成了她的代表作，这是件多么悲哀的事！
　　　　
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邯郸学步者走向歧途　
　　　
我在《给“后现代”一次合法性命名》中曾经论述过，所谓“后现代诗歌”实际就是一次全球化泛智性诗的崛起，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角度来说，是一场倒退，因为诗人追寻终极真理的脚步停止了，现代主义的理性被无主题、无方向的非理性嘘头写作所取代。从形式反作用内容的角度而言，谈不上进步和后退，而比较接近于股票市场的“行业轮动”，那些把后现代凌驾于现代主义之上者等于说智性诗比理性和情志类更伟大，是一种认识误区，即便当代智性诗当真达到了王维的程度，也不能因此说王维就是比屈原更伟大。但由于中国诗歌理论界对此一直处于失语和茫然状态，而一些蹩脚翻译家又趁机把一些诸如布考斯基之类的垃圾口语诗人引入中国，这导致了诸多诗歌爱好者的茫然失措，很多激进者便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模仿效仿之，结果不言而喻，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便成了当今诗坛的现状。这些打着后现代旗号的粗俗口语诗至少对汉语诗歌造成了四种伤害：　　　　1，批判意识缺失。　　　　
西方后现代主义总体与他们的多元化社会现实是亦步亦趋的，但在中国却不实用，因为当前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尖锐的，总体还处在是与非的二元对立时期，比如强拆、被精神病、癌症村、地沟油、转基因等等问题，要么是，要么非，不回答便是逃避。因此，用西方后现代那种嬉皮士、无厘头的轻佻语调来应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到头来全是不痛不痒的风凉话、小品文，这不但不是什么进步，跟当初坚持地下写作的朦胧诗人相比，反而是一种诗人人格上的倒退，还不如鲁迅的杂文来得痛快。　　　　
2，审美能力丧失。　　　　
针对生殖器、屎尿屁满天飞的现象，我们可怜的评论家们竟提出了“审丑说”，并越过后现代把现代主义代表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抬出来狡辩，实际这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审丑说”，西方现代主义运用这些词汇时是用来批判当代工业文明对古典主义精神文明以及自然生态的破坏，他们担心上帝被科学这头怪兽杀死，后现代主义运用这些词汇是基于“妓女有妓女的世界观”、“小偷有小偷的世界观”、“同性恋有同性恋者的世界观”解构主义理论前提下，二者本就风马牛不相及。试问，人家批判假丑恶难道不能用些丑恶词汇吗？而且，在中国存在“妓女有妓女的世界观”之类问题吗？这和你的抒情诗、言志诗、哲理诗、生活诗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自我轻贱、自我丑化也是一种时尚吗？　　　　
3，普遍性丧失。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曾经说过，诗歌是关于普遍性的艺术，而当下的后现代风潮因为背离了普遍性的哲学和宗教，因而属于一个“草根”化的东西，每个民族、种族、群体都有自己的草根文化，我们盲目引进这种怪模怪样的狭隘东西，等于“狗尾续貂”，对我们的文化并未有实质性的帮助和促进。首先，西方的后现代诗歌同样也没得到西方民众的认可，西方后现代中的深度意象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嬉皮士之类的仍然属于小圈子化的自娱自乐，这从某些国际性诗歌交流活动中诗人的发言稿可轻易找到答案，我们盲目引进这些“滞销货”等于搬石头砸自己脚。其次，作为国际最高奖项的诺贝奖文学奖，至今未接受一个所谓的后现代口语诗人，我们去盲目效仿也同样离国际性越来越远。　　　　
4，意味缺失。　　　　
中国古代的智性诗之所以能深受读者青睐，是因为文字背后有个道教、禅宗理论的玄学积淀，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具备一种普遍性对应，受过老子、庄子、达摩、慧能等多年玄学熏陶的读者都能剥丝抽茧寻觅诗核的存在，如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等人的智性诗，不但深受读者喜爱，甚至还变成对联、春联走遍了千家万户。但这种舶来品的所谓后现代嬉皮士诗基本是个“飘飘摇摇影无踪”的个人化东西，无法将其安置在一个普遍性理论支撑的文化背景中，让读者在迷茫困惑中“嚼蜡”，谁又有那个耐心和闲心呢？
　　　　我们看看如下这首获五万元大奖的诗：　　　
　关乎身份（给独身主义者）　　
            憩园　　　　
如果我不是诗人，我也会失眠　　
不过不会有这首诗。当然我不是　　
诗人可能是其他的什么，数学家　　
AV摄影师，牙医，小贩子，男妓等。而实际上　　
以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我即使是男妓　　
也可能是诗人。举这个例子在于，否定　　
诗人是一份职业，极力地。现在我。　　　　
你不信，打个比方。　　
我是诗人，你不是，你是　　
心灵医生。我去看心理疾病，　　
我也没打算告诉你。你穿白大褂　　
手感上像邻村张鞋匠家的豁牙小芳。　　


我略有迟疑，你伸出一个手指　　
问我是几。我说一，你又伸出一个，我还说一。　　
（应该是二）然后你不高兴，你不说我看得出来。　　
你肯定觉得我的思维不该像处女一样单纯　　
而该像怀孕的鲶鱼一样灵活。　　　　
（你肯定这是心理测试嘛）问题一，你没问我　　
它们的关系，即便我理清了它们的关系，答案　　
也没针对性，一个病人遇见一个具有针对性的医生　　
是危险的。像两个一那么单纯，即便有关系　　
依然会出现“0”、“2”　　
或其他情况。两种以上可能性还是“1”。　　　　
（我以为你也该是这么想的）问题二，我必须　　
澄清，我是写现代诗的诗人。不过，我真心不懂狗屁现代性。　　
考虑到读这首诗的人身份不太明朗，所以我，决定　　
杀死这首诗。以一个盲刺客的身份出现在另一首诗里：　　
在黑乎乎的阳台上，幻想两条腿　　
有两根弹簧将我的身体弹出窗外。　　
当然这些是瞎诌乱造的，因为读我诗的你可能也是　　
一个无厘头的诗人。假如还是刚涂过唇膏并来了例假的女性呢　　　　　　


很显然，这种单纯玩智力游戏，没有情感投注的所谓“后现代诗”在中国是不可能有市场的，因为你无法从中找到一星半点的汉诗基因，思想的幼稚、结构的粗糙、用语的低俗、品相的邋遢，带给读者的不是享受而是忍受。　　　　
那么，为什么类似布考斯基之类的垃圾口语诗人在美国没市场，在中国诗人中却趋之若鹜呢？原因很简单，中国现代诗总体比美国的现代诗水准要低一个档次，那么在他们国家最差的诗人，理论上也应该比中国的垃圾派下半身要高一格，这些口语诗人不具备模仿美国深度意象派诗歌的能力，而对布考斯基之类正好跳跳脚够得着，在一种急于求新求异出风头的功力目的驱使下，便一拥而上大快朵颐了。　　　　


网络流行语成了口语诗人的香饽饽　　　


　安迪·沃霍尔曾经对网络作出过两个相互关联的预言：“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名”；“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加起来耗时半个小时，就能搞出一个名人，然后再搞死一个名人。而今，近三十年过去，没想到他的预言这么快变成了现实。网络本就是各种信息和流言蜚语交织而成的大垃圾场，那么最容易产生的当然是嗡嗡叫着的苍蝇、蚊子，真金白银这种比重比较大的东西自然就沉到了谷底。因此，最近三十年通过网络成名的诗人含金量都不大，基本都是急于显山露水的口语、类口语诗人，如前面提到的下半身、垃圾、梨花、羊羔体等等，其实，这些投机者的成名路线跟苍蝇蚊子的产生方式差不多，就是四个字：追腥逐臭。哪里有花边新闻、有俏皮话引起了骚动，他们便风风火火寻踪而去，诸如“车震”，“野合”，“很傻，很天真”，“你懂的”，“萌哒哒”，“任性”，“熊孩子”，“睡你”等等网络流行语都是他们上好的“诗歌佐料”。　　　　如以下这首所谓千万人转载的网络爆红诗：　　　　
《大雨》　　　　

作者：曹臻一
　
那天大雨，你走后　　
我站在芳园南街上　　
像落难的孙悟空　　
对每辆开过的出租车　　
都大喊：师傅　　　　　　


这种所谓分行文字的爆红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若这也叫诗那当真全民皆诗人了，其实这就是前不久网络流行的一个小段子改装：“雨天，某人一边追着一辆公交车，一边喊：师傅——师傅——等一等——，这时公交车探出一个人头，对着追赶的的人，喊了一声：悟空——你就别追了”。那也只好用赵本山的一句小品台词做评语，“小样，你穿上个马甲，我就不认得你了”。　　　　
如果感觉这个改装版本还没有原版本更“口语”，那就再看看比其更红的“乌式废话体”：
《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　　　　
《一种梨》：我吃了一种梨/然后在超市看到这种梨/我看见它就想说/这种梨很好吃/过了几天/超市里的这种梨打折了/我又看见它，我想说/这种梨很便宜。　　　　
按理，写各种体属于诗人的自由，不应该受到责难，但是当你作为诗人（或诗歌爱好者）中的一员，应该自觉维护诗人群体的尊严，不应因你的一时之快，败坏整个诗人群体在民众中的形象，世人对诗人诸如“说你是诗人，你愿意啊”的调侃，全是因这类诗歌而起。
　　　　　　
口语诗人当编辑、评委，正加速诗坛“恶之花”的泛滥。　　　　


受国情限制，世人对《人民文学》、《诗刊》等老牌刊物早已形成诗坛的“泰山”、“北斗”、“权威”、“专家”等固有印象，但遗憾的是，由于近些年这些刊物要急于提高下滑的发行量，编辑基本都换成了好热闹、爱炒作的口语诗人，因此所谓“国刊”正不知不觉向“口语刊”演变。当然了，口语诗人当编辑也不是不可以，任何一种风格的诗人当编辑都应该得到尊重，但当一个群体集中体现为一种风格时（尤其一本刊物一个口语编辑），由于失去了矛盾对立面的制约，难免都会迅速向一种极端化发展，因为他们骨子里便有着爱出风头爱凑热闹的基因，这显然有悖于主席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我们从近几年这些刊物的获奖名单中不难发现这个趋势：　　　　
《人民文学》诗歌奖：　　　　
2012：轩辕轼轲（类口语），羽微微（分行随笔或散文诗）。　
　2013，刘年的组诗（类口语）、荣荣的组诗（类口语）。　　
2014，吉狄马加（“墙像睡眠”之类语病诗制造者），马新朝（浪漫主义意识流）。　
　2015，雷平阳（口语）、江一郎（口语）。　　　　
《诗刊》诗人、诗歌奖：　　　
　2012，张作梗（有句无篇的感觉体）、汤养宗（类口语）、张曙光（类口语）　
　2013，雷平阳、离离、沈浩波（全部口语）　　
2014，胡弦（深度意象），王单单（口语）、余秀华（口水加书面）　　　
　从这份名单不难看出，除了一两个名家或官刊编辑外基本都是口语诗人，这不免让读者产生疑问，难道口语诗就是当代优秀汉语诗歌的法定代表？为何两大国刊都不约而同齐推口语诗人？为何类似雷平阳、沈浩波、轩辕轼轲等诗人能今年在《人民文学》获奖，明年获《诗刊》奖，隔一两年（为了避嫌？再回到《人民文学》获奖？难道说这些口语诗人就当真到了技压群雄鳌里夺尊的地步？难道中国诗人不会运用老祖宗千古流传下来的深度意象了？还是说，订阅《人民文学》、《诗刊》的读者群全都是口语诗爱好者？强推口语诗就能增加他们的发行量？还是用他们的获奖文本来回答这些问题吧：　　　　　　
《雪夜上梁山》
　　　　
江一郎　
　　
操他娘，老子已经一无所有了　　
二十年前，老子丢了工作　　
十年前，爱妻做了野鸡　
　如今，这肮脏的贼婆娘　　
竟跟一个嫖客飞了　　
操他娘，飞得还真干净　
鸡毛都没落下　　
怯懦的父母，抹着泪搬回乡下　　
可乡下哪有什么土地　　
偌大一座城镇，空荡荡　　
不见一个亲人　　
拉板车，我没有力气　　
想做鸭，又找不到富婆　　
人一样站着　　
狗一样活着
　　
罢罢罢，不如落草为寇吧　　
今夜天降大雪　　
今夜，这黑暗无边的天空　　
落下白花花的银两　　
喝酒吧，痛痛快快醉一场　　
然后，提一杆纸做的长枪　　
骑一匹西风瘦马　　
天亮前，我上梁山　　
梁山若不收我　　
我砍了这伙山贼的鸟头　　
挑在枪尖当酒壶　　
操他娘　　　　

面对这种《人民文学》赏识的获奖诗，读者当真能够喜欢吗？这种把花边新闻改编成的段子外加几句“猴七闹八”的调侃，当真比花边新闻的原文更精彩吗？当然了，这倒并不是说这些粗话、俚语不能入诗，恰恰相反，他前面的几句粗话总体和内容是相得益彰的，但到后面的时候写飞了，如以下这段：　　　　
然后，提一杆纸做的长枪　　
骑一匹西风瘦马　　
天亮前，我上梁山　　
梁山若不收我　　
我砍了这伙山贼的鸟头　　
挑在枪尖当酒壶　　　　

作者写作的基本功实在太差了，他尚在浪漫主义的夸张和超现实的荒诞分不清阶段，他无法给一首诗提供一个完整且统一的情绪，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语境，但到了“然后，提一杆纸做的长枪，骑一匹西风瘦马”变成了浪漫主义夸张语境，而再往后“梁山若不收我，我砍了这伙山贼的鸟头”又变成了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派，作者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表达目呲俱裂的愤怒，还是眉飞色舞的调侃了。试问，你既然如此愤怒怎么还有心情讲笑话呢？你既然在演一出悲剧，怎么演着演着又变成了肥皂剧？其实也不止他，诸如江非、轩辕轼轲、沈浩波等类口语获奖诗人也跟他同样不入门，这种写着写着就“飞起来”导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杂交的错误很常见。　　　　
面对这种诗歌，可能有读者会产生疑问，是否笔者特意选取了《人民文学》最差的获奖诗做例子，其实绝非如此，比之更差的比比皆是，诸如中年妇女洗澡不关门，少女洗澡摸到了私处之类的“萌哒哒诗”等等，在此我就不引用了。　　
那么，《人民文学》为什么专挑这样的不入门口语诗获大奖呢？除了口语诗编辑就好这一口（他们自己就是写的那种类型）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提高发行量，他们所关注的并非这首诗本身有何价值，而是这首诗中提到的那件事、那句话是否有新闻性、娱乐性，他们专挑余秀华《狗日的王法》、《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来炒作就是最好的明证。但因为片面增加一本刊物的发行量，就以牺牲现代汉诗的品相为代价，总体看还是得不偿失之举，甚至说由此带来了现代汉诗的一场劫难。　　　　

到了对“转基因”说“不”的时候了！
　　　　
我曾说过，一个诗人的觉醒，是从意识到文学史开始的，但一个诗人的成熟，是从怀疑文学史开始的，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以下两点：
　　　　
所谓文学史，就是“反时者”写成的。　　　　

文学史从来就不是赶时髦的弄潮儿写成的，而是那些反世尚、反潮流的真艺术家写成的，因为每个时代的潮流都是由那些随波逐流者、庸庸碌碌者组成的，比如李白、杜甫因为和那个时代“休闲体”划清了界限，怀着一种“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霸气和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精神，方才有了“李杜诗篇万古传”的辉煌未来。同样，苏东坡正因为和其当代吟风弄月的“娘娘腔”划清了界限，方才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派”，区区一个“苏辛体”埋葬了多少代“英雄豪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对当前的媚俗化口语潮说“不”！那就让那些“追腥逐臭者”去争夺点击率吧，让那些急功近利者去经营眼球经济吧，不妨安静下来，沉潜到灵魂深处，去悉心完成自己的“诗歌天命”，毕竟诗歌的历史是后人写成的。
　　　　
做一个官刊、教材、文学奖的怀疑者。
　　　　
“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这世上的每一个天才都不是凡人发现的，都是下一个时代的天才感知到的，因此，作为一个清醒的诗人必须明白，当前的《人民文学》、《诗刊》，“鲁奖”、“矛奖”，已经于“国家”、“权威”等概念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组织者与“天才”没任何关联，只是一个由庸人、俗人所组成的小圈子、小帮派，他们强制安排的“中国诗等于口语诗”的假象是靠不住的。不要让一种“官比民高”的陈旧思想再左右你的意识，试问，类似《人民文学》、《十月》这样的刊物，除了行政级别还有什么？而所谓的“行政级别”不就是朱零和谷禾的级别吗？一个编辑部就那么一个口语诗人坐庄，他们的眼光可能比一个民间优秀诗人群体更高？它们的分量可能比一本诗歌民刊的档次和分量更高吗？试问，一个民间举办的诗歌奖，可能把周啸天那样的打油诗纳入其中吗？多个不同风格的民间诗人群体，可能让这些诗歌土豪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获奖吗？难道就因为这些刊物有个国家刊号，就能证明获奖者的身份和地位是国家级吗？有这想法的民间诗人不叫盲从，而是典型地自轻自贱！　　　　
当前之所以口语诗人还能带着一点遮羞布，就是因为“叙述式”和“口语诗”混在一块统称为口语诗，二者一旦分离开来，那么所谓的“口语诗”就是大老粗模仿思想家说话，虽貌似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实际是抒情、理性、智慧皆不上数的三无产品，全是沐猴而冠的小儿科。毫无疑问，世界上每一个没有矛盾对立物的事物都是可疑的，就像美国后现代以深度意象为主导，以口语化的城市诗为枝丫那样，这段时期的文学史必然由民间来完成，“深度意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链条，让口语、类口语为主导国刊是一个极不正常的阶段罢了。这是中国诗歌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掌握话语权的机构、组织所能左右的，这些把低俗诗、下流诗抬到风口浪尖者，也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因为没有对立面制约的文学史是不存在的，没有苏东坡和没有李清照都不是完整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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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后现代的口语诗之为非诗，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一本清账的，商震、朱零获奖越多、在官刊上发的越多，越让人耻笑，唯在各种现代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各类貌似高深的”现代主义“诗歌更具有迷惑性。
——我看这样的迷惑性也越来越近乎消失了，对于真正的爱诗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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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不知道鹰之何许人也，只是偶然从网上看到这篇文字，觉得有些道理，就转载了。尤其是，对商震之流的笔伐颇为尖锐，得我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