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学的献媚：身体太干净，而这些人的灵魂太脏

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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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一些身居文坛（体制内）职位的人，一方面对上宣称意识形态的信仰，另一方面对下又大谈西方大师们的自由与独立精神。令人悖论的是，他们嘴里谬谈的大师与他们自己笔下所幻化的所谓诗歌，恰恰正是这些大师从本体上要抵御、批判与狙击的靶向——更是直接射向这些谈论他们的人的伪艺术的弹头。即便这些人被体制的铠甲武装到牙齿，被身份的油彩涂抹到颧骨，被谎言的垃圾弥漫至肛 门，其艺术的尺度亦不会进化到被大师们所捍卫的精神之独立与自由的基座，更别说其文字所蕴含的尴尬。这类人，从跨进御用门槛的一瞬起，便以所有的自我分裂完成了对艺术的诀别。本质上，这就是一窝官僚，一窝体制文学的家奴，一窝与文学无关的人。用桑塔格的话来叩问或许最切靶心：重要的不是你说出了什么，而是你是什么？

02
一个人如果对审美与艺术的独立缺乏信仰的认知，在任何时候谈论诗歌，都是对艺术本质的亵渎，对自由本体的抹杀。换句话说，一个竭尽所能追求不自由或不独立的人在谈论诗歌艺术，那就像一条鱼缸里的鱼在谈论椋鸟的样貌与翅膀。这里除了荒诞，更内在的则是自欺。以及由此激发的铮铮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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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歌艺术提供的虚假乃至谎言，来蒙蔽甚至误导人们精神自由与独立的审美企图，永远是御用诗人们无法救赎的原罪。其所有的故意，就是迫使更多的人更泥泞地走进“积极的不自由”的樊笼。进而实现让艺术充当意识形态的精神盲流与说客，靶向是为了更隐秘地剥夺其独立构成另一个精神世界的可能。

04
常识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个问题。就像悖论无处不在一样。比如一个不容许批判或批判永久缺席的社会，一切事物的成长都是畸形的，包括文化与艺术。一如一个从小缺乏审美专业抚育的人，他所能做的，只能盘桓于那些家长里短的所谓诗歌上，美其名曰：审美。严格地说，缺席批判就像缺席审美一样，都是对自我精神向度的一种最从容的反讽、瓦解与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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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症 候是，所有的政治家都在高调谈论文化艺术，而那些“诗官”以及那些被册封的所谓的“著名诗人”却宣称只论艺术，不谈政治。那他们自己当下的社会身份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试问这个世界有单纯的艺术或单纯的政治吗？但丁的《神曲》是在谈论单纯的艺术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是在谈论单纯的艺术吗！不可否认，人类真正宏大的主题，永远都是艺术与政治的对峙、撕扯与博弈。诚如布罗茨基所强调的“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而远非某些人“自我膜拜”所衍生的内裤与阴道，更非才子们“我愿与你虚度”所喂养与供奉的娼门。这同样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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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悖论的是，作为诗人的身份，在我们这片土地的语境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赋予。一个人诗写的好不好，够不够一个诗人的配重，不是由读者来决定，而是由官方来钦定。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奇葩中之奇葩。不经官方筛查之人，即使诗写的再好，也不被认定为诗人。（比如前苏联有位先生，后来成为诺贝尔奖桂冠诗人的布罗茨基，他就曾因写诗而未被官方钦定，由此而被冠以“寄生虫”的帽子获得流刑）。难道诗人或诗歌艺术的抱负，只有交给一帮以谎言为生与诗歌无关的“诗歌警察”来调戏，甚至蹂躏，才能在鄙俗的人世最终赢得一块“诗人”的招牌吗！在这里，话语垄断——再次显示了它刚性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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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兴盛于流派，堕落于圈子，毁损于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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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书写最好的抱持与自觉，就是拒绝献媚。无论是向体制，还是向读者。当下的诗歌生态恰好与此相悖。比如所谓的诗歌春晚与诗歌电影，就再次佐证了一种塌方式的集体迎合。用诗人卡瓦菲斯的话说：他们做的越多，对诗歌的伤害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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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蹋诗歌，似乎正成为当下人们的义务。尤其是在诗官们利用发稿权的利诱之下，但凡有书写能力的人，无不为之全力以赴。其所有的倾注与奔赴，不是为了诗歌本身的完善与丰富，而是为了玷污与戕害。这在更高意义上，是对一种恶俗意识形态的呼应、配合与致意，客观上将诗歌艺术淫邪地推向了娱乐与调情互为拥抱与抚摸的花街柳巷，而不是高于哲学的精神敏悟与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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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不管是诗人还是作家，永远不被创造所蕴含。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前东欧，其中的御用者——当时那些红极一时的头牌诗人与作家，时至今日有谁的文字与名字像珠贝一样还在我们记忆的星空铿锵。窃以为，今天的御用者在不久的将来会遭遇同样的滑铁卢。毋庸多虑，时间，终会宣告什么是腐朽，而什么又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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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决定一个人的写作格局，而不仅仅是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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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这个时代昼夜挥舞艺术大棒的诗歌警察，而谁又是被他们的拙劣目光肆意盘查与俯视的子民？他们所有的艺术标榜与道规——果真啸聚为一个民族的艺术尺度吗？这些与艺术无关的人——有资格为我们的精神诉求与我们的艺术独特代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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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无处不在，尤其是诗人的背叛。明明是铮铮谎言，明明是违反艺术常识乃至普世价值的谬见，却偏偏将之生拉硬扯地篡改为经典。指鹿为马，被一些人或更多的人（尤其是诗人）钙化为思想艺术之成熟。是的，在谎言中熬炼艺术，在艺术中熬炼谎言。这就是当下不可能中的唯一可能，也是众多诗人搜索枯肠之所有。无法想象：一个连一句真话都决然放弃的人，一转身却竟敢遑论诗歌艺术之真谛——这就是我们这片土地被体制册封并从头追捧到肛门的“著名诗人”，包括他们所谎称的艺术抱负。不难理解，这类人一旦离开了体制的庇佑，一旦过滤掉了与权力的深情关联——他（她）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拼尽全力要捍卫的不是诗歌艺术，而是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窃以为，他们的背叛是本质的而远非形式的，就如他们对背叛的热爱是骨子里的而绝非口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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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全放弃或彻底丧失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操守——这一本体阵地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配谈论诗歌，更不配写诗。这与他（她）有没有诗歌禀赋，以及诗写的好不好、发表了多少诗歌、出版了多少本诗集又获过多少奖没有任何关系。比如一个满含纳粹思想或紧贴极权意识，甚至依附鼻息才能呼吸的人，即便他（她）的诗写得再好，我们也绝不会认同其存在的理由、价值与意义。相反，这类人的禀赋越高，写的越好，对诗歌艺术乃至人类精神的威胁就越大。置身于他（她）们中间，不是荣光，而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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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作为诗人——你精神独立吗？你思想自由吗？类似米沃什、布罗茨基或奥克塔维奥·帕斯，以及在漫漫监牢中书写自由之诗的扬尼斯·里索斯？而在我们的语境中正好与此相悖：一边是花样翻新的奴性化写作，另一边则是精神扭曲的性奴化审美。二者相映成趣，相映成辉，进而被更多的人羽化为一条奔赴艺术之塔的圭臬。果真是这样的吗？
窃以为，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下，官方诗人的文字，都不足以作为诗歌艺术的参照，更不足以将其高挑为一个诗歌艺术的尺度。理由很简单，诗歌的身体太干净，而这些人的灵魂太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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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省：对更多的人来说，尤其对诗人而言，正义既是一种教养，同时又是一种精神担当，而不仅仅是盘桓于口头与文字中的格式化言辞。特别是挣扎于我们这片泥土中的心灵，一不小心，就会很轻易地落入极权意识的陷阱。客观上孵化为涂炭他人精神的帮凶。本质上，我们要警惕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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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的乌鸦时代，一首诗最虔诚与从容的归宿，就是在时间的波涛中自沉自浮，直至自生自灭。而不是如歌妓一样上蹿下跳招人揽客。更不似御用诗人一般——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自己提前经典自己，甚至自己超前永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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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人而言，质疑——是他存在的基本理由之一，也是他所有的精神蕴含中最好的品质，更是其诗歌存在的诸多可能中最本质的可能之一。如果这个世界的诗人，突然有哪一天活得像演员一样轻松而虚白，那么这个世界真的没问题了。而问题的刻度在于，事实恰好与此相反，不是问题在缩减，而是在堆叠，且以几何级数。试想，一个内心不被质疑吹卷的人，同样也意味着他精神上缺乏诉求；而一个精神缺乏诉求的人又如何写诗，写什么，怎么写！甚至一个没问题的世界，诗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瞬间，一切都成了问题。换句话说，一个内心不被问题与质疑呼啸的人，不足以成为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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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人：一边在生活中竭尽所能地龌龊、媚俗与苟且，一转身却又舔着脸高调奢谈什么诗和远方，正如一边是恭顺的奴性化写作，另一边则是优雅的性奴化审美——这种被自虐与悖谬分裂的人格，或许只有在我们这片土地的语境中才能被那些所谓的“诗人”毫无愧意地催生与发酵——并将谎言与崇高并行不悖地安放在同一个人的同一颗心里——一种由无知到无耻的“平庸之恶”由此分娩并肆虐横行。
一句话，现在的“诗人”越来越像戏子，而戏子却越来越像“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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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不是诗歌写的好不好，而是风暴一样毫无道德与精神底线的人，正是这些人将诗歌在唱腔与念白中一次又一次去高贵化，进而把诗歌堂而皇之地押往虚糜不堪的庸俗。目的，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名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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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一个诗人乃至一首诗歌，任何时候都需要被一种精神气象所蕴含与支撑；而不是被一堆琐碎奢靡的情绪与谎言所包抄。同样逻辑：一首诗写的越花哨，意味着这类写作越不成熟。理由很简单，这类写作缺的，就是诗歌背后诗写者的精神气象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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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一个没有精神内容的人不足以加冕为诗人，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文字性奴而已。
但此时此刻的目睹恰好与此相左，一部浩浩荡荡的诗人与诗歌四重奏正在这片大地上珠联璧合所向披靡地展开：第一重奏是锦绣铁腕地“愚民”；第二重奏是俯首帖耳地“被愚”；第三重奏是娱乐至死地“互愚”；第四重奏是款款情深地“自愚”。



默雷，精神性诗写者。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独立于官方协会与圈子之外，以固守边缘为本体。倾向于发现那些未被发现的，言说那些未被言说的，抱持独立的批判清醒与自觉。著有《默雷诗歌集：最后或完成》。现居大同。

凤舞

诗歌兴盛于流派，堕落于圈子，毁损于功利。

凤舞

对自由书写最好的抱持与自觉，就是拒绝献媚。无论是向体制，还是向读者。当下的诗歌生态恰好与此相悖。比如所谓的诗歌春晚与诗歌电影，就再次佐证了一种塌方式的集体迎合。用诗人卡瓦菲斯的话说：他们做的越多，对诗歌的伤害就越大。

凤舞

在中国，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不是诗歌写的好不好，而是风暴一样毫无道德与精神底线的人，正是这些人将诗歌在唱腔与念白中一次又一次去高贵化，进而把诗歌堂而皇之地押往虚糜不堪的庸俗。目的，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名与利。

凤舞

说到底，一个诗人乃至一首诗歌，任何时候都需要被一种精神气象所蕴含与支撑；而不是被一堆琐碎奢靡的情绪与谎言所包抄。同样逻辑：一首诗写的越花哨，意味着这类写作越不成熟。理由很简单，这类写作缺的，就是诗歌背后诗写者的精神气象与格局。

孙逐明

好文，振聋发聩。

海棠依旧

此文确实值得反复细看，警醒！

诗酒自娱

一些身居文坛（体制内）职位的人，······从跨进御用门槛的一瞬起，便以所有的自我分裂完成了对艺术的诀别。本质上，这就是一窝官僚，一窝体制文学的家奴，一窝与文学无关的人。用桑塔格的话来叩问或许最切靶心：重要的不是你说出了什么，而是你是什么？

——开宗明义，即鞭辟入里，深得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