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试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古代学术发展》

孙逐明

　　〔转帖〕《试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古代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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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 770 -前 476 )战国(前 475-前 221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出自这里。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但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文化两千余年。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其辉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源自其学术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绽放出的精彩光芒。在此我将简单论及这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学问的限制，仅希望可以准确的理清这条主线，并跟随学术的发展进程进行一番浅薄的思考。
　　中华民族的形成约在4000多年前，学术思想的起源理应十分古老，然而由于语言与文字的限制，对于其起始时间并没有确切的记录为证。从可拷资料中推论，我国学术思想应萌芽于原始巫术。
　　人类形成之初，与自然界的大多数动物一样，“生存”在很程度上受到自然的掌控，这是人类智力与力体发展的必经阶段——零生产力阶段：生存所需完全依靠自然来源，通过采集和渔猎等方式获取食物，不可自给自足，换言之，这个时期，人类形成自然崇拜情节是不可避免的，随之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皆有神灵为之主宰，“大低当时之鬼神，不外天神、地祗、人鬼、物魅四者，这都不出乎自然崇拜与灵魂之外。”（《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又有《诗》：“天生蒸民”；《礼记》：“万物本乎天”等记载。并创制了一套简单的模式，如，在死者周围撒赤铁矿等，来表达他们对于自然神灵的崇拜、尊敬与服从。此后，生产力虽有所提高，人类逐步进入了农耕、畜牧的阶段，但原始农业生产对于自然仍有极大的依赖性，人类对于自然神灵的信仰继续延续着，祭祀行为日益规范化、复杂化，并随之产生了“巫”，：作为上天旨意的传递者，“巫”成为了人与天神之间沟通的桥梁，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早期记载显示：“巫”与部落首领是统一的。而在生产力导致阶级分化的历史阶段里，“巫”的重要地位常通过其显赫的阶级地位体现。从政教不分到官师不分，在这一较长的时期内，“鬼神术数”可以说就是唯一学术思想。
　　殷商时期，巫出现了不同的分工，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官员。关于“巫”的分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言：“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兴典之。至于夏、商、周，故重黎氏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周代，由“巫”向各种官僚体制分工更加具体了，教育体制亦由官僚体制承担，成为“官学”；东周，奴隶社会的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宣王后礼崩乐坏，开始出现“私学”，周时的教育中都是由史官主管，班固《汉书.艺文志》：“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至春秋之际，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也随之进行着巨大的变革。井田制瓦解，新兴的地主阶层逐渐代替了旧的奴隶主，整个社会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学术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面对事实，人们对于“鬼神”和“天”的迷信程度都有所降低，甚至怀疑，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到，是亦多言矣，其不可信？”（《左传》昭公十八年）。于是，诸子各家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深入思考这场时代的大变革，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学术思想上的发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动，终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
　　一、道家。创始人：老子。最初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立即成败存亡祸福，古今指导，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首，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书也。”主张：以“无”为宇宙本体，以“无”顺应自然。著作：《老子》又称《老子.道德经》。道家发展人：庄子，著作：《庄子》，又名篇《齐物论》、《逍遥游》反映其思想。
　　二、儒家。创始人：孔子。《汉书.艺文志》：“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维护传统的宗法制度的礼仪和仁。继承者：由若，继承了空子的“孝”、“礼”；子思学派：代表：孟子，继承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提出“性恶说”。
　　三、墨家。创始人：墨翟。代表手工业者。在伦理观上主张“兼爱”，反对宗法、登记制度，提倡使天下兼相爱，以为：“天下兼相爱则止，相交恶则乱”（《墨子.兼爱》）。“兼爱”的基础是“慈、孝”，同时反对贵族欺压下层百姓，强执弱，富辱贫，贵傲贱。诈欺愚，强调“义理合一”，强调“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在政治上，目的：“大同”、“尚同、尚贤”。
　　四、法家。思想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真正形成学派、产生系统的学说，当首推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有著作：《韩非子》。
　　其他众多学派及其思想不一一列举。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积极变法改革，其中商鞅于秦孝公室的变法影响最大，秦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灭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专制统治的巩固必然不容学术思想的自由分化，于是百家争鸣结束了，学术思想必然由分化走向混合，早在诸侯国实力产生显著差别的战国末年，“所谓杂家的《吕氏春秋》出世（书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就明显的表现着这种趋势（《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到秦国成功统一，更是极端的以“焚书坑儒”的形式制止着学术思想的发展，独以严“法”治国，最终迎来二世而亡的厄运。秦的灭亡，并不是质疑了学术思想混合的必然性，相反，它以自身灭亡的沉痛代价为后来的大一统国家提供了这样的经验：即，在“统一国家”的不同阶段必须选择不同的学术思想加以辅助，才能有力地推进国力的发展及强盛。如，秦国打天下时靠“法家”；统一初期，便应像汉高祖一样以“道家”为宗——休养生息；到国力强盛时，汉武帝则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进一步巩固统治，可见，学术思想以政治为转移已成为统一国家的一大特色，亦是其局限所在。儒学的政治地位从汉武帝得到确立，作为结果之一，两汉经学亦蓬勃地发展起来，至此，学术史上又呈现出一道引人注目的光芒。
　　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兴太学，置五经博士，此用各家的学说，教授经学，五经博士主要有：尚书（欧阳尚书）、易（田何易）、礼（后巷礼）、诗[鲁诗（申培公）、齐诗（袁固生）、韩诗（韩婴）]、春秋（董仲舒、胡毋生）。汉武帝后，五经又细分为十四博士之学，也就是所谓的经文十四博士之学：尚书[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易[施氏（施雠）、孟子（孟喜）、梁氏（梁丘贺）]、礼[大戴（德）、小戴（圣）、庆氏（庆普）]、诗[鲁诗（申培公)、齐诗（袁固生）、韩诗（韩婴）]、春秋[颜安乐、严彭祖]。......两汉经学学派，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古文之争。“今文传自西汉之初，所谓‘十四博士列于学官’者是也；古文兴于西汉之末，新莽篡国、刘歆校书时所晚出者也。今文虽不足以尽孔学，然犹不失为空穴一支流；古文则经乱贼伪师之改窜附托，其与孔子之意背而驰者，往往然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后汉儒学的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人称“郑学”。
　　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科技的不发达等，儒家颇为信奉阴阳五行之说，因此，在两汉，几乎所有的入学家都受其支配，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主要以天道及阴阳五行学说来阐述《春秋公羊传》的大义等，到哀、平年间，更是谶纬盛行，“以通七纬（《易纬》、《书纬》、《礼纬》、《乐纬》、《诗纬》、《孝经纬》、《春节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迷信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洋溢各处，廓清这种迷信之风的最突出的学者莫过于王充，他以自己的论著《论衡》等努力破除着当时的迷信之说，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
　　时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我国由统一走向分裂，政治的分裂，朝代频繁更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思想发展的不稳定，使之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旧学（儒学）的衰落：当时，儒学除文学外，几乎一无所事。究其原因，不外乎天下大乱，民生疾苦，杀戮遍野，儒学后期步入谶纬弊端所致。另一方面，老子“顺应自然”的主张，再次适应了这个时代民众心理的消极因素，成为一方"安慰剂"传遍天下，拥有不同派别：如玄理派、丹鼎派、符箓派、占验派等。其中由张道陵创于东汉的“道教”，在此时也经历着魏伯阳、葛洪的发挥。同时，佛教已传入我国，部分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其影响逐渐深入，到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已并行于世。由此显见三国两晋南北朝一个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明显表征，即自然主义的盛行，代表人物：何宴、王弼、阮籍、陶渊明、葛洪等。这是既是老庄思想的泛化作用，又是动乱时代人们遍生厌世之心，向往自然心理的外在呈现。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经历最衰弱时期，伴着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全盛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学术思想史上的崭新一页被翻开了——佛学时代。佛教自传入我国后，南北朝时期已非常兴盛，至隋唐，凭藉着其强大的国力，益加发达。“佛教十三宗，均起于东晋至隋、唐之时，其发达情形，由此可以窥见。”“以上十三宗，处涅磐归入天台、地论归入华严、摄论归入法相外，其于十宗[小乘教（俱舍宗、成实宗）、权大乘教（律宗、法相宗、三论宗）、大乘教（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禅宗）]，均经过及光大的时代”（《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我们自创诸宗派，又将哲学与宗教并重，使佛教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影响深远。
　　至宋代，儒学经历了一次大转变，即向理学的转变。这是长期以来，儒学在与道、佛争位的过程中，受道、佛影响，甚至融合的结果。早在隋、唐时代，王通、柳宗元等人就有三教合一说，他们可被看作是宋代理学的前驱。而理学的开山祖师则首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经过长期努力，宋代理学蓬勃发展，形成众家之说，濂溪之学、康节之学、横渠之学、明道伊之学、晦俺之学、南轩之学等等，皆表明儒学哲学化在宋代的成熟。至元、明两代，仍有白沙之学、阳明之学、东林学派等，可见理学仍处于学术的中心地位。需要提及的事，其他学术，如：经学、史学等的发展虽以“边缘化”，但并未停止发展。
　　至清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一度引起诸儒复明思想的兴起，加之对于明代兴盛一时的王学的反对及政治经济的全面影响，经学——朴学，再次兴盛起来，“是专指清代经学的正统学派而言，即专指清代经学的古文家而言。”（《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朴学启蒙于顾炎武等人，主张“学以致用”。成熟时期代表人物：惠栋（吴派）、戴震（皖派）等。其主要任务在于“考证”，研究对象为“经书”。“嘉、道后，庄存与崛起，遍提倡今文今学（即常州派），以与朴学分立，到这时，朴学才渐次走到他的衰落时期。”（《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
　　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至此暂告一段落，需要补充的是，在元、明两代，由于政治经济及世界发展背景等原因，我国对外交流频繁，各国传教士到我国传教，造成了包括对学术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此不再详述。
　　中国学术思想在演变中逐渐丰富着、成熟着，这不仅是时代赋予的结果，更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用劳动创造、用智慧思考的结晶。我们的学术之路在继续，相信在笃厚的历史沉淀的基础上，在新世纪，我们的思想亦会愈加深刻，在人类历史上闪烁价值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