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律体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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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律体新诗

——《巴渝文化报》重庆格律体新诗选书后

      

本报第四版《重庆与格律体新诗》一文囿于主旨所限，对格律体新诗本身所言甚略，特编此短文，做一些补充。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雄辩地证明，用白话能够写美文，而而用白话写诗却一直未能形成一种为国人喜闻乐见的诗体，因而破破坏了传统而又不曾建立新规的新诗屡遭诟病。众所周知，1950年年代毛泽东的新诗“迄无成功”论就曾令许多新诗人气馁；类似的的话在新旧世纪之交竟然还引起回响，分别出自季羡林和流沙河之之口。其实，这几位人物绝非心血来潮，随心所欲，信口开河。
    正是有鉴于此，诗界有识之士早就在从事创建新诗格律的艰苦苦努力了。1920年代，还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中，以闻一多为代表表的新月派诗人就开始探索新诗格律，闻一多还留下了《诗的格律》》这一诗学文献，也产生了如《死水》（闻一多）、《采莲曲》（朱湘））这样的经典之作。1950年代，何其芳更提倡“现代格律诗”，发起了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可惜后来因为触犯了“新民歌”之忌而半途途夭折。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的新诗界尽管波诡云谲，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毕竟不再是自由诗一家独大，而是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可以以与之抗衡的趋势：一是诗词创作的复兴，一是现代格律诗的再起。在前人筚路蓝缕开辟的新诗格律建设的道路上，以卞之琳、邹绛、许霆霆为代表的理论家又重新打出新诗格律的旗号，引领一批志同同道合者继续探索。到了本世纪之初，更由于网络之便，提供了平平台，提振了士气，扩大了影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新世纪以来，分别以重庆、成都为基地的以建设新诗格律、创创建格律体新诗为宗旨的“东方诗风”论坛和“中国格律体新诗网”及其各自的纸质诗刊，已经成为中国诗坛两朵闪耀异彩的并蒂莲。
    如今经过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共同努力，已经探明了新诗格格律的基本规律：一、押韵必须坚持，这个诗的本质属性不能丢。至于押韵的方式很多，诗人们不妨根据表现的需要自行选择。二、诗的节奏以音步（即顿、音尺、音组）为基本单位，每个诗行的字字数和音步数相等（如中国古代的五、七言齐言诗）。三、在每行字字数与音步不相等的情况下，必须做到一定的单元（如诗节，或节节内相等的部分）彼此对称（如同许多宋词的上下阕）。这样就形成成了格律体新诗的基本框架，那就是三大类别：一首诗内，每首诗各行音步、字数都相等的整齐式；一首诗内，每行诗音步与字数参参差不齐，然而各节相应诗行音步和字数却相等的参差（对称）式；以及一首诗内整齐与参差（对称）并存的复合式。因为行式、节式、韵式的无穷变化，就使诗人可以视表现之需要，在遵守格律规范的的前提下实现了闻一多“量体裁衣”的理想，创造出无穷的格式。同时，约定俗成，在遵从格律体新诗规范的前提下，还有四行、六行、八行、十四行这几种行数一定的几种诗体可供选择。这样，“格格律体新诗具有无限可操作性”已经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中，而是指导实践，产生了许多作品，反过来又足以印证这一理论。以“三分法”为纲要，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格律体新诗谱系。
    新时期以来，会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翻译外国格律诗也从译为自由诗向利用已见雏形的新诗格律转变，并且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形成了格律体译诗。这样，格律体译诗与格律体新诗相辅相成，就形成了并驾齐驱的态势，大大有利于格律体新诗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格律体新诗的格律要素，并非掌握了就万事大吉。要写出一首好诗，当然还得具备良好的“诗质”，入流的“诗品”。有人把研究、提倡新诗格律指责为“格律万能”论，树一个假想敌予以批判，纯属无的放矢。运用五律、七律的规则，既能写出那些不朽篇章，同样也会产生更多的平庸之之作。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说熟练地掌握、使用格律，是写好好格律体新诗的必备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才符合逻辑常识。
    上述的介绍难免抽象，不熟悉此中奥秘的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那么就举出本期而、三版选载的作品为例，提供几种体式的具体样本，不妨一一对照，了解其体式：

整齐体：王端诚《饮茶长江畔》（六言二步式），蒋泽民《自画像》（九言四步式），李高清《为婴儿代言》（十一言五步）等；

参差体：尹国民《沙漠驼队》，龙光复《登滕王阁》，陈汉贞《无题》，陈静《错过》，葛勇《打工男人》等；

复合体：蔡友缘《一个千年愿望》，周琪《给自己写封信》，万龙生《长寿湖晨眺》，杨文《去见那想见的人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