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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论闻一多:他是“新诗史上的杜甫” 一 在《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一书中,有一篇文章《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是比较诗学的佳作,对于闻一多的总体评价颇见新意、创见,我觉得应予介绍,以广其影响。 他是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得到启发而立论阐述的。司马长风把闻一多、徐志摩并称为“中国现代诗坛两个巨峰”,闻为诗圣,徐为诗仙,即各自相当于杜甫、李白。对于前者,吕进认为“此论不虚”。 吕进进一步指出,闻一多“怀抱祖国,热爱草根,珍视传统,是朱自清称赞的‘唯一的爱国诗人’”,“致君尧舜上”的杜甫,与“心里有尧舜的心”的闻一多,他们是何等相似。而在诗歌艺术上,“杜甫律诗杰出的艺术成就,是唐诗成熟的一个标志”;而闻一多“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与实践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也就是说,闻一多在中国新诗史的地位可以与杜甫在唐诗史上的地位相当。对此,我也觉得“此论不虚”。 接着,吕进从三个方面论述杜甫与闻一多这一对“相隔千年的同道知音”的共同点,最终雄辩地得出结论:闻一多是“新诗史上的杜甫”。 二 吕进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他的结论:闻一多是“新诗史上的杜甫”。 一是人格: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国忧民之情”。这是“与他们的成长经历、个性以及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 二是诗的格律即“诗歌艺术规范方面”:闻一多“以诗人和文学史家的远见卓识”对于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惜以几乎达于极致的语言做出了极高的评价:“禽族里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这是因为杜甫对诗艺的不懈追求使他“老来渐于诗律细”,终于登上了唐代诗歌的顶峰。 而闻一多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与实践正是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悠久传统,而与杜甫创作中严守格律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他关于创建新诗格律的一系列卓越见解,关于规律的必要性、工具性的论述,诗的“三美”尤其是建筑美的发现,以及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法(如音步的安排)的设计与推行,这些成果无疑都受到杜甫成功的启示和影响。 杜甫律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初唐、盛唐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天地,而闻一多则是新诗从“破格”到“创格”的第一人。杜甫是登上了高峰,而闻一多则是开创了道路。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说闻一多是杜甫衣钵在千年后中国新诗领域的继承者,亦即“新诗史上的杜甫”,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三是诗的发展“路向”上,杜、闻的共同点,放在下一节来阐明。 三 杜甫之所以能够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是因为他从《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诗歌,尽量吸取前人的文学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他承认“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对前代诗人作出积极的评价,就连李白认为“绮丽不足珍”的六朝诗歌也看重其有价值的部分:“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当然其消极因素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恐与齐梁作后尘。”他自己这样总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扬弃,批判地继承。 再看闻一多。他对待传统的态度与杜甫如出一辙。他指出:创作新诗“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熔入其作品中”,才能“大有可观者”。 闻一多在90年前就“意识到了域外经验本土化和传统诗歌经验现代化的重要性”,有了新诗从“破格”到“创格”的总构想:“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吕进指出:“如果说杜甫将中国古代诗学推向纵深,那么闻一多则把中国现代诗学推向纵深。闻一多是站在古今中外的十字路口上的学者,精通古典,创造现代,怀抱中国,面向世界。”正因为如此,闻一多指明了中国新诗发展的路向,是“在千年之常的基础上求得健康之变”,即在新诗改变语言载体之后,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的符合现代汉语规律的新的格律。 四 综上所述,我认为把闻一多尊为“新诗史上的杜甫”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也是吕进的一种创见。这与我把闻一多尊为“格律体新诗之父”可以说不谋而合,因此在读到吕进此文后大有知音之感。 当然,闻一多与杜甫生活的年代毕竟相距千年,同中之异肯定不少,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对此吕文也是充分论及的。说到底,这一论断无非带有比喻性质,谁要像一些无知者反对闻一多“镣铐”之喻一样钻牛角尖儿,那将是徒劳的。 闻一多与杜甫最大的区别是,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而闻一多则是中国新诗的“始作俑者”。闻一多提倡的格律体新诗经过近百年、几代诗人艰苦卓绝的努力,迄今为止仍然“革命尚未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十分复杂,但是根据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诗歌的悠久传统,其最终的确立是可以期待的,闻一多的首倡之功毫无疑义必将彪炳史册。闻一多之所以能够登上“新诗史上的杜甫”这一宝座,吕进指出,是因为他具有“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禀赋。这八个字的称誉就是在今天也几乎无人能够企及。 进一步加强对闻一多诗学理论的研究,对于当前中国新诗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地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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