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显：《陆大献：往事并不如烟》

诗酒自娱

[url=]陆大献：往事并不如烟[/url]

（2011年）11月28日星期一接近傍晚，诗人、挚友万龙生来电话，告知陆大献上午突然逝世。这一消息击得我心里发紧，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不久前，他为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醉乡》举行新书发布会时，还与我们3位几十年前的老朋友约定，学苏联电影《忠实的朋友》，忙完这段时间后，就一起休假，到河上或湖上泛舟。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我与陆大献相交相知了47年。

重庆嘉陵江北岸，在观音桥与石门之间，有一处河滩，叫作“一村”，是军工企业江陵机器厂和前卫仪表厂靠河边的地盘。每年枯水季节，这里就露出一大片沙滩。1964年冬，我们一帮小青年，从半坡上的猫儿石来到低洼处的一村，冒着凛冽的寒风参加劳动——筛鹅卵石和运鹅卵石。

陆大献和我就在这里认识了，他与我分在同一个组。我们自觉而紧张地劳动，好像没有派来的负责人和监工，因而不时在劳动间隙中做做运动或嬉戏和打闹。大献和我也参加一些嬉戏和打闹，但较多的是跳远和跳高。跳远好办，反正都是沙滩，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线，把线的前方沙滩刨松，后退若干距离，跑到这条线前纵身一跳就行了。跳高麻烦一点，大伙用两根扁担插入沙滩，在插入处用沙子垒高，用鹅卵石夯紧，再把一根扁担横放在这两根扁担上。大献跳远和跳高都不错，常常击败多数组员。有一次他还夺得跳远冠军呢，他开心地笑了。大家对这个戴眼镜的显得文气的少年不禁刮目相看起来。

但还有一些休息的时间，他离开大伙，悄悄躲到远处，背对着大家，低着头，坐在沙滩上。如是者两三次后，几个小伙伴跑过去，在后面大叫一声，原来他是在看书呢。

我有时也看书。我当时正在阅读王力的《汉语诗律学》等书。不带书来时就构思长诗《向大海》。而大献每天来，裤兜里几乎都揣着一本裹成卷的书，有时是欧洲小说，有时是中国小说。他抓紧不嬉戏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一次，我把他的小说要过来，翻了翻，好像是郁达夫的小说集。我记得清楚的是集子中有《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两篇小说。我将书还给他时，心想：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把郁达夫列为小资产阶级作家，说他的作品感伤、颓废和逃避革命斗争，等等。60年代更是把他升级为资产阶级作家，对他予以批判、否定，报刊上对他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因此，在这个时候阅读郁达夫的作品，会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和文艺观有问题；而如果阅读者的家庭出身有什么所谓问题，更要惹来祸害。不过，祸害并没有发生。相反地，大献还与我交流起对我国30年代、西欧和俄罗斯文学的阅读心得。

就这样，我们在并不枯燥的劳动中打发着一天天的日子。可是，有一天，应该是一个星期一，大献迟到了。他看上去有点没精打采，劳动时也显得没劲，也不说话。休息时，我把他喊到一边，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心情沮丧地说道：前天星期六收工回家，路过猫儿石码头趸船旁时，突然遇到几个原来班上的同学，他们考起重庆一、三、八中高中，周末放学回家。他说他猝不及防，来不及躲避，彼此互相看见了。他们没有招呼他，他当然也不会招呼他们。他们边走边说边笑，似乎没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看了看自己：衣衫脏旧，挑着一副箩筐。他说他当时自惭形秽哟，恨不得地下有缝钻进去！可他又想，仅仅数月前，他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成绩比他们都好。为什么他们可以升入重点高中，而自己连随便什么高中都读不了？老天怎么这样不公呀!

回到家后，一连两晚上他都睡不好觉。他思考了很多很多，是阶级路线把他划为另类，打入另册，成了落难者，剥夺了他应受教育的权利。大献说，他心中的憋屈和愤懑啊，使他难受至极。后来他又觉得那种心情激起了他一种力量，那就是努力自学，超过他们，在社会上做一个比他们更有用的人！最后，他补充道，以后路过猫儿石趸船一带时，要抬头仔细看路，以防再一次遇到那几个同学，自取其辱。

大献讲完这次遭遇后，我极力安慰和鼓励他说：你本来天赋比他们高，素质比他们好，只是命运要给你一次磨难，你挺过来了就会走向光明，现在你决定了努力自学，这就对了，将来一定能成才，超过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那时正是60年代中期，是我国历史上最阴霾的时期。大献在原读的重庆市嘉陵初级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市第73中学），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他与一同参加一村劳动的陶大栋等4个同学，在学校举办的数学、物理等竞赛中常常轮流获得前3名。大献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在天原厂子弟小学时他就是少先队中队委，中学一直是学习委员，成绩是全班第1 ，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他不仅文理科好，而且体育也好，乒乓、田径等在班上也是第1。一次在江北区中学生运动会上，他赛跑获第4名。他在全班、全年级男女同学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颇受女生的青睐。他逝世时，突然一位大家都不认识的女士独自来到灵堂大献的画像前默默悼祭并悲痛哭泣。朋友们惊住了。后来才知道那位女士是大献初中的同学，她从小一直默默地爱着大献，可直到将近老年，他们才有可能结合在一起：大献离婚，她也没了伴侣，她独自到浙江带孙辈。他们已有婚嫁之约，但大献不幸突然早逝，她一生的苦恋，在将现黎明的曙光时，竟坠入黑暗的深渊，这对她是多么大的剧痛深创啊！她1年后在电子邮件中说：“自从大献走了以后，我觉得生活都没有了意义。”这是后话。

大献运气不好，他后来遇到一个所谓阶级觉悟很高的极左分子班主任，他被班主任视为走所谓“白专道路”，而被定性为白专道路的人，大多升学就无望了。当然，学校也与全国其他学校一样，必须贯彻阶级路线，剥夺虽成绩好但出身于所谓非“红五类”的子女的受教育的权利。可怜这些孩子才十几岁哟！全国扼杀了千千万万的优秀高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他们若受到高等教育，国家将拥有多得多的科技、经济、社会建设人才，国家的现代化将大为提前。大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残酷的阶级路线和扼杀少儿人才的政审给“审”掉的。

第2年初春，劳动结束。过了一段时间，大献进入他父亲所在的重庆天原化工厂。进厂后，先在厂技校学习了1年，文革爆发后中断了学业，3年后被分配到厂里条件最差、污染最重、技术含量最低、劳动强度最大的三氯化铁工段上班。他报到的第1天，就被眼前的工作环境惊住了：废弃的破旧楼房，破烂的水泥架子，污渍斑斑的反应塔和反应堆，废铁随处堆放着，三氯化铁的腐蚀到处可见，墙面、地上全是红墨水一样的斑迹。大献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把一捆捆废铁倾倒到盐酸池里。在生产过程中，盐酸气体大雾般涌出，特别刺鼻，而生成的次氯酸还咬皮肤，很疼，污染之严重，环境之恶劣，是现在工人难以想象的。可大献在这里一干就是10年。他知道，又是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工作，他只得咬紧牙默默地承受了下来。

大献工作后与我继续保持着友谊和文学上的交往。他常常到我家来玩，并与我聊天，谈文学及其他。有时他一个人来，偶尔也约上两三个朋友来。我也常常到他家里去玩，并与他吹牛，我们谈人生，谈理想，有时也倾吐心中的苦闷和压抑，埋怨社会的不公和怀才不遇。但更多的是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探讨中外文学名著和自己的文学创作。

在中外作家中，大献最崇拜列夫·托尔斯泰。他一直在收集托尔斯泰的小说和其他作品。他说，他在技校期间，一次到农村参加劳动，认识了一位农村教师，该教师有1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大献说，他当时绞尽脑汁想弄到这套书。后来他采取了先宰后奏的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行为得到了这套书。他先借来这套书，回城后，就用他的劳保用品等寄给那位农村教师来交换这套书。大献说他惊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后人难以超越的里程碑式的巨著，他现在正在仔细研读和学习。我说，我似乎更欣赏《复活》，因为我觉得《复活》对俄国专制制度，对它的国家机器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做了尖锐的全盘的否定，更加体现了仁爱的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全人类的普遍的爱。大献说我的看法很有道理，赞同我的看法。又有一次，大献到我这儿来，显得很兴奋。一进屋，就说他找到奋斗的力量了。他说他刚看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仅仅是书上的“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献词就使他激动不已了，这本书好像赋予他一种使命感，并突然使他从中得到启示：知道了英勇的受难与战斗便是他的命运。我对大献从《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悟出的这种精神力量和使命感感到由衷的高兴。我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好像是为你写的一样，克里斯朵夫的个人奋斗充满艰辛和坎坷，要战胜社会的歧视、文化的偏见，还要战胜自我的弱点，加上他非凡的天赋、超凡的毅力和巨大的勇气，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你就向克里斯朵夫学习吧，你只要不畏艰辛，不怕磨难，战胜歧视，蔑视偏见，百折不回地朝着你制定的目标前进，你将来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成为著名作家！

我们俩的交流谈话，纾解了大献的郁悒心情，使他忘记了忧愁，增添了精气神。从此后，为了不被恶劣的心情或不佳的情绪所困扰，我们大多拣一些轻松的话题和励志的故事来说。我们有时互相送行时，大献为了驱赶被剥夺受教育这个心中的痛，常常还尽力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有时还会哼出一些歌曲来，尽管他性格比较内向。特别是后来有一次，他还做出与他中庸平和的性格不太相符的事情来。那是70年代中期的一天晚上，他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说搞到几张《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的电影票，在人民大礼堂放映，是半夜12点多钟的，白天的票弄不到。我一愣，思忖到，《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的电影我很想看，但半夜和凌晨要在江北区猫儿石与市中区人民路之间走一个来回，要3个多小时，路上又不安全，况且第二天一早我俩还要上班。不过，我很快就与他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上路了。在回来的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同我谈起《红色娘子军》的音乐、舞蹈和剧情来，他显得既兴奋，又高兴。我想，这时他心中的不快和阴影早已被自己找来的乐趣驱赶得无影无踪了，但愿这样的时日多一点、长一点。

第2天回家后，我思忖到：为了看一场想看的电影，获得一点心中的快乐，哪怕熬夜熬到凌晨四五点钟，也是值得的，这也是一种性格使然。联想到大献在60年代中后期毅然拿起武器参加武斗和80年代末期擎起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我想这次半夜和凌晨看电影，只是他性格另一面的小小的显露。谁叫他父亲为他兄弟俩取名为“大任”和“大献”呢？他平时温和谦逊的性格有时也掩盖不住他性格中激扬傲岸的一面。他默默地与社会不公、命运不平较着劲，他要实现父辈对他们兄弟的厚望：要担当大任，做出大贡献。

于是，他感到这就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使自己早日成才。可他又知道，要靠现在的工作是无法改变他的命运的，他想到了文学，这是他的爱好，就靠它来改变命运吧。

大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和进行文学创作的。

他住房的里间是一个斗室，那是他个人的小天地，他不上班时就在斗室的灯下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作读书笔记，练习写作。

而上班的时候，他也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有时也练笔。当然，这些他都遮遮掩掩地进行，因为他读的书当时都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是不准看的。如果被左派人士发觉了，轻则被认为思想有问题，书被没收；重则被召开大会批判。于是大献请母亲在他的棉衣里子缝了个大口袋，上班时就放一本书在大口袋里带到厂里，有空就拿出来看。夏天就不好办了。他只得买一只铝制大饭盒把书卷一下放进去。上白班人多，看书不方便；中夜班人少，有时更只有他一两个人值班，那真是读书的好时光。只是厂部有时有人来查岗，他就把书往棉衣里子的大口袋一塞或破桌子下的抽屉一放，就若无其事地干起活来。但写作却较难掩盖。他有时把笔记本或装订的小本子摊在膝盖上写，幷警觉地注意周围的动静。可还是有被同事发觉的时候。幸好这些工人师傅质朴、文化不高、心地善良，不太清楚他在干什么，不大计较他，也不向上报告。大献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从事文学活动的。

这段时间，他在装订的几个本子上勤奋地写了又写，每写完一本，就把写有小说的本子交给我，请我提意见。他的小说习作是受了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以及我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影响的。这是我很熟悉的。我虽然对小说没有多少研究，还是像编辑那样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我们就这样互相探讨、交流古今中外的作家及其作品和彼此的文学创作。一次，大献到我家与我吹牛后正欲离去，遇到我两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冯学宁和来华祚来访。我对他们3人做了介绍后，他们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两位同学对大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献离去后，来华祚对我说：咦！你这个朋友气宇不凡，将来必有作为。

后来，我想文学爱好者要多交往才能成长，文学要多交流才能发展。于是，我把1966年夏在江北城“八·二八”事件中认识交往的一位文学爱好者万龙生介绍进来，与大献和另一好友、天原厂子弟中学的老师张继祥认识。这样，我们在猫儿石就形成了除江北城外的另一个江北区文学活动点。

197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万龙生从江北区茶园来到猫儿石参加张继祥、陆大献和我的聚会。我们4人围坐在张继祥楼阁间的一张小桌边，边品尝四五碟豆子、卤菜，边侃侃而谈我们的文学梦。多年后，我们4人品尝过不少高档酒宴，参加过不少豪华聚会，但念念不忘那次在张继祥楼阁间的极为简朴的聚会，认为那一次寒碜的小酌是我们一生中最丰美的盛宴。是啊，那是一次高度享受的精神飨宴，也是我们的人生盛大节日。后来，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继祥家举行这样的文学聚会，这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欣悦感和上进心。这个简陋的小楼阁间就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思想绿洲。

大献在参加这样的文学聚会后，心情大为改观，精神变得十分愉快，一扫阶级路线带给他的痛苦。

大献和我们除了在70年代初中期的多次聚会外，还有一次令大献和我们难以忘怀，那就是1973年9月8日在江北区五一水库的文学聚会。我们吟诗唱和，交流文学信息，畅谈人生理想。坐在水库边的绿草地上，借着酒劲，我随口吟出“醉卧湖畔诗人梦，喜看镜天六颗星”的诗句，这成了我们当时的约定：今后我们一定要圆作家梦，当上诗人、作家。大献与我们几位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异口同声地说，肯定会圆这个作家梦。

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大献与我们的这些文学聚会，大大活跃了他和我们的思维，彼此的精神交流和心灵碰撞常常迸出思想的火花，而天南地北的神侃仙聊又不时激起文学创作的灵感。大献和我们都从这些文学聚会中获益良多。

在这以后几年，大献更勤奋地耕耘着。1977年夏，大献在《四川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接着，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神州大地。10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正在重庆造纸厂子弟中学上物理课，大献突然来找我，请我为他找一些复习资料，他准备参加高考，考中文专业。我这时正在为准备高考的高二理科快班进行强化复习，自然很方便地向给文科快班进行强化复习的老师要了语文、史地、政治和文科数学的高考复习资料。我把资料递给大献，他十分感谢，他觉得他很难弄到这些资料。我告诉他，这对保高考教学的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完全不要放在心上。12月9—10日高考后，他感觉良好，就又回到厂里车间的正常工作程序中去了。

大约1月后，我校改完高考语文试卷的老师马桂生与我闲聊。他说，他改到一份试卷，试题答得很好，特别是作文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他认为如果不是写得有点偏题的话，绝对可以得他所在阅卷场的考生的最高分。他提到这位考生婉约的写作风格，说考生饱读诗书，引经据典，还加进了关于曹雪芹、鲁迅、马克思等人的刻苦学习和写作的内容。但他在与组长和另外的阅卷老师反复商议后，不得不扣掉偏题的分。我心中暗暗吃惊，这会不会是大献的作文哦？

不几天，大献又来与我吹牛。我把马桂生阅卷的事告诉他，他一下惊叫起来：那就是我啊！他顿时有点灰心丧气。我急忙安慰他：虽然有点偏题，但也可能比一般考生考得好些哟。

这以后，大献焦急地等待通知书。但是，最终他的大学梦还是破灭了，他遭受到人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一次，与初中升高中一样，不是因为成绩，而又是因为政审。本来，车间书记告诉了他好消息，说政审的人来过厂里，他为大献说了政治表现好的话，上大学希望很大哩。但厂里最终没有放过他，出身木匠的厂党委副书记说：“陆大献这种人怎么可以上大学呢？他上了，我们工人的子弟怎么办呢？”他不签字，大献是走不了的。

大献啊，为什么命运老是对他不公？！我不想触碰他伤痕累累的心，他对此也不主动提及。可他的哥哥陆大任和张继祥告诉我，他填报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本拟录取他，但厂党委认为他父亲有所谓严重的历史问题而挡住了他前往珞珈山之路。

大献哀莫大于心死，他消沉了。但很快他又不服气了，决定再考。可是，他车间的一位同事扔给她一句话：“大献，你再考，家庭出身可以改变吗？人家不会要你的!”这戳到大献的痛处，他泄气了，放弃了再次高考。

历史的悲剧在重演。不是么？还有将近1年才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那时，才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才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路线。因此，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的两次高考，全国还有一部分成绩优秀的青年因政审而被挡在大学校园之外。这是考生的不幸，但更是国家的不幸和国家形象的受损，国家因而失去许多未来的高端人才，致使国家落后欧美国家好几十年。

好在大献没消沉多久，又恢复了昔日顽强的意志。他下班回家后，躲进斗室，苦读勤耕。苍天不负有心人，他苦心孤诣之作中篇小说《飞雪》终于在《红岩》杂志发表并一炮打响，获得四川省首届优秀文学奖，从此登上文坛。

1983年他调入市文联，从业余作者变成专业作家。此后，中篇小说《被出卖的夏天》，长篇报告文学《三峡大移民》、《解读民意》，长篇电视连续剧《共和国之梦》，长篇小说《家园》（上中下）、《酒乡》、《醉乡》等从他的笔端源源不绝地流出，并获得包括重庆市文艺最高奖在内的川渝17项奖励。他也被推选为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而且，更使他解气和欣慰的是，他被恭请进大学，但不是读书，而是教书，他前后被聘任为两所大学的教授，为莘莘学子们讲授文学课。他已经化解了郁结心中几十年的块垒：当年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不能进高中升大学，现在却可以教大学。而今，大献集一级作家和教授于一身，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正红红火火。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2011年11月28日，他准备离家到校给大学生们上课时，猝发心脏病而突然倒下，竟至不起。唉，大献也是累死的啊！几十年的勤奋、劳累、长夜孤灯和近乎苦心僧式的生活方式透支了他的健康。呜呼，昨日还鲜活的大献，今日竟成古人！

然而，大献毕竟已大大圆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作家梦。可恨天不假年，当年我们几位文朋诗友聚会湖畔时吟唱的“喜看镜天六颗星”，却陨落了他这颗最年轻的星辰。但是，我们总是感到，大献仍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