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创造过自己的辉煌。三个诗群同步活跃:艾青和穆旦这样的“归来者”,北岛和舒婷这样的朦胧诗人,雷抒雁和傅天琳这样的“新来者”,再加上诗群之外的臧克家、李瑛这样的资深诗人,演出了多音部的合唱。那是令人怀念的诗的时代,诗引发全社会强烈的共鸣。九十年代以后,诗歌的“个人化”倾向渐成潮流:抒写自己身世,专注私人情感,吟唱狭小空间,于是诗歌与受众拉开距离,放弃公共性的审美追求,逐渐退出公众视野,自己将自己边缘化了。
诗一经公开发表,就成了社会产品,也就具有了社会性。所以公共性是诗在社会的生存理由,也是诗的生命底线。其实,从诗歌发生学来讲,从诞生起诗就具有公共性这一特质。甲骨文里是没有“诗”字的,只有“寺”字。宋人王安石解剖“诗”字说:“诗,寺人之言”。寺人就是上古祭祀的司仪。《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祭地,祭祖,求福消灾的祭词,当然是“人人所欲言”,具有很高的公共性。中国古代的祭祀经殷周、秦、魏晋有新的变化发展,但具有严肃性、崇高性、音乐性的祭词的代言性质始终没有变化,这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遗传。
从诗歌传统来讲,公共性是中国诗歌的民族标志。对于诗歌,没有新变,就意味着式微。但是如果细心考察,就不难发现,在一个民族诗歌的新变中,总会有一些有别于他民族的恒定的艺术元素,这就是民族传统,这是诗歌“变”中之“常”。循此,可以更深刻地把握传统诗歌———发现古代作品对现代艺术的启示;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现代诗歌———领会现代诗篇的艺术渊源;可以更智慧地预测未来———在变化与恒定的互动中诗的大体走向。中国是诗国,正是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推动了中国诗歌的流变与繁荣。李白《把酒问月》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之句,优秀传统就是“今月”。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的首要表现就是充当代言人。诗无非表达两种关怀: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两种关怀就是两种代言。
许多书写生命关怀的篇章,从诗人此时真切的人生体验出发,说破千百万人彼时的类似心情。徐志摩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写出一般人作别故地时共有的又潇洒又缠绵的情绪;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许多同时代人在心灵宁静时的明朗感受;舒婷的名篇《神女峰》唱出了众多女性反叛旧习俗的勇气和大胆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心态:“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诗人情动而辞发,受众读诗而入情。诗人的体验唱出了、集中了、提高了许许多多人的所感所悟所思,审美地说出人们未曾说出的体验,能言人之未言,易言人之难言,自会从诗人的内心走向受众的内心,自是亲切,自会传诵久远。
书写社会关怀是中国诗歌的显著特征,千百年来以家国为本位的优秀篇章数不胜数,历来被认为是上品,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所谓“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海天愁思正茫茫”是历代中国优秀诗人的共性。即使对个人命运的浅吟低唱,也常常是和对国家兴衰的关注连在一起的。只是,这“关注”的通道是诗的,而不是非诗的。新时期开始的时候,许多曾经的“受难者”从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归来”了,“归来者”诗人高平的诗句“冬天对不起我/我要对得起春天”说出了所有“归来者”的心绪:抛开昨天,走向明天。而朦胧诗人顾城的诗《一代人》只有两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和高平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艾青在抗战中有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种爱国情愫穿过时空,一直到今天也被人们传诵。
诗是艺术,艺术来自生活又必定高出原生态生活。常人是写不出诗的。只要真正进入写诗状态,那么,在写诗的时候,常人一定是一个诗人———在那个状态下,他洗掉了自己作为常人的俗气与牵挂,从非个人化路径进入诗的世界。非个人化就是常人感情向诗人感情的转变,原生态感情向艺术感情的提升,没有这种转变和提升,就没有诗。诗的显著特征是“无名性”。歌唱着的诗人和歌唱者本人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既是诗人,就应当不只是充当自己灵魂的保姆,更不能只是一个自恋者。这种“无名性”使得诗所传达的诗美体验获得高度的普视性,为读者从诗中找到自己、了解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广泛可能。原生态的感情不可能成为诗的对象。读者创造诗,诗也创造读者。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这篇文章里,倡导诗表现“意义重大的感情”,艾略特还说:“这种感情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历史中”,“艺术家越是完美,那么在他身上,感受的个人和创造的心灵越是完全的分开”。我们可以从公共性去理解艾略特的话。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对于社会、对于时代不一定有重大意义。越是优秀的诗人,他的诗的普视性就越高。
当然,在情感内容上的高度非个人化的诗又必须在表达上寻觅高度的个人化。真正的诗人不可复制。表达技法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海,摒弃公共的规条:“国无法则国乱,诗有法则诗亡”,“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千变万化的技法表现着普视的情感内容,这就是古往今来的优秀诗篇的共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