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正确方向的代表

诗酒自娱

               诗歌翻译正确方向的代表  

——我所结识的几位已故的诗歌翻译名家

今生今世，与诗结缘，从诗受益，进而因诗得福。2018年10月25日在重庆弹子石老街大众书局举行的“兰庭秋声‘三人行’诗歌吟诵会”上，我发表感言时首先用了一个词：感谢，没有说出宾语，请听众填空。可填、该填者多多，我自己当然心中有数，不必赘述。接着我又说了三句话：诗歌是快乐的源泉；爱诗的人是有福的；缪斯是我永远的情人。——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切身的体悟。最后我情不自禁地高呼：“诗歌万岁！诗歌万万岁！！”发自肺腑，一吐为快。后来在《华龙网》等网络平台的详细报道中，全引了这三句话；在我看到的“朋友圈”里，有把这三句话称为“语录”的。

那个永难忘怀的日子过去了，我还时时沉浸在这次活动带来的幸福感和对我60余年诗歌生涯的回顾之中。不久前，浏览疏忽多日的电子邮件，发现黄杲炘先生的两封来信，言及“东方诗风”诗友们近日颇为热衷的柔巴依，不由想起2007年与他的一次见面，以及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进而想起“以格律译格律”的翻译理念，以及我与奉行这一理念的一些翻译家的交往，深感我自己从事格律体新诗创作与研究从他们以及他们的译作受益匪浅，以至深怀感激。他们之中，有四位已经辞世，他们是：卞之琳（1910－2000）；钱春绮（1921—2010）；邹绛（1922—1996）；屠岸（1923—2017）。健在者是：丁鲁（1934—），黄杲炘（1936—），谷羽（1940—），杨开显（1945—）。还有未曾谋面，已经90高龄的王智量先生，我曾与他他有过书信往来，他还曾赠予我一幅自绘的小画呢。他以数十年时间按照达到苛严程度的格律完成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的汉译。据知，他在译前总要背诵原作。

出于感恩之心，我想写下与其中四位逝者结识中的点点滴滴，以为纪念。

那就容我以年齿为序，一一道来吧。

一、卞之琳

卞先生是一位少有的“全能型”诗家，即集诗人、理论家、翻译家于一身者。我有幸从1979年开始与他有过多次书信往来，获得他亲笔题赠的著作。他在我1980年代所写的《论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一文油印稿上做过详细的批注，对我的作品提过宝贵的意见，那是一种切实的指导。1995年，我曾有幸趁赴京开会之机，去小罗圈胡同他家看望，当面聆教。他欣然接受了我送上的一听茶叶。卞先生对我的影响是终身难忘的，他的榜样对我从事格律体新诗事业是极大的鼓励。他曾亲笔题赠自己的著作诗论集《人与诗：忆旧说新》予我，成为我书柜里的珍藏。

卞老最经典的译作是莎士比亚代表作《哈姆雷特》的汉译。他对“五四”之后的诗歌翻译有个最中肯的论断，即“功过参半”论：介绍外国诗歌有功，而其过在于以自由诗翻译外国格律诗，使中国人误以为外国诗都是自由诗，起到了误导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格律建设。而我所结识的这些翻译家都是“以格律译格律”原则的信守者。他们是格律体新诗界当然的盟友。惜乎如今在翻译界以自由诗译文糊弄读者的人还不在少数。最近丁鲁先生就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痛斥王家新有关诗歌翻译的谬论。

2010年卞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我不胜痛惜，在《重庆晚报》发表了悼诗，其中引用了不少他的作品标题：

    四行的《断章》风行天下

    更别提那支忧伤的《尺八》

    你曾在天河捞到《圆宝盒》

    又辨认《鱼化石》，在《第一盏灯》下

    战火中，你奔向遥远的赤都

    冷峻的哲思变炽热音符

    从“集团军司令”到《放哨的儿童》

    都在你的诗园里常驻

    不但是摆弄音符的行家

    还会教哈姆雷特说汉话

    一个瘦老头，矮小的身躯

    却拥有必须仰视的高大

    如今，莫悲叹哲人其萎

    雪花正纷纷扬扬地飘洒

    为你的诗中“风景”常新

    你记录的《风尘》是不逝的《年华》

在我的《云影续集》收录的《永远的感念》一文附录了这首诗。

                  二、錢春绮

钱春绮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翻译家，而且是1950年代毅然抛弃铁饭碗，专们从事译诗工作借以谋生的体制外翻译家。他翻译的德国、英国几位大师的经典之作，哺育了与我同时代的许多诗之艺徒、忠仆。正是通过他的译本我才有可能了解、欣赏歌德、海涅等德国大师的诗作，从中得到宝贵的滋养。毫不夸张，我是个虔诚的“錢粉”，一生对他抱有感恩之心。我有幸于1980年代执编《银杏》诗刊时与钱先生联系上了，蒙他赐予十四行诗《小雁塔》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供我们首发。此前，外界还不知道他也是一位诗人。

记得那年上海举行世博会前，我本有往观之意，钱先生得知，竟邀我住到他位于南京路的家里。哪知未能如愿去沪，失去当面请益的良机。

也许是到底有缘吧，2007年秋，我在常熟参加“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研讨会”之后，去上海一游。诗人杨明得知，设宴款待，我提出借机也请钱先生一晤，先生彼时已经迁居，闻讯后竟特地从远郊赶去。席间谈笑风生，席终尽欢而散，对先生那谦谦君子的儒雅之风，永远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我存有许多“钱译”本，其中有他题赠的珍品。

                   三、邹绛

邹绛先生是一位毕生与诗为侣，以诗为业，为诗效忠的不可多得的学贯中西、兼察古今的全能型诗家，在创作、研究、教学、翻译、编选诸多方面都为诗做出了显著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我个人而言，他是我终生难忘的亦师亦友的知音。因为他就在重庆工作，我与他交往甚多，历时亦久，直接从他得益最多。我之所以能够在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与研究的道路上走到今天，是与他生前对我的鼓励、帮助、支持与指导分不开的。他曾经为我的第二本诗集《献给永远的情人》写过序言，题为《接过先行者手中的火炬》，对我勖勉有加。

他忠于诗歌的榜样式身教对我有极大的影响。

1990年代初期，我曾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银杏》诗报，先生曾给予切实的帮助。对此，我为纪念先生逝世4周年写的《让他在天国微笑》一文中有过记载：“我曾打算在《银杏》开辟现代格律诗专版，使之成为现代格律诗的一个基地。就此向邹绛先生请教。先生非常高兴，及时回信，献计献策，介绍作者，还另纸开列了一份包括邮编、详细通讯处的‘联络图’。”限于客观条件，以及我工作的变化，这件事没能办成，但是邹绛先生的热心帮助，能不铭记于心吗？

先生是新诗研究所公认没有疵瑕的“圣人”。我接触过一些先生带过的研究生，读过他们怀念先师的文章，他们和我一样，在心目中留下他刻骨铭心的印象，会永远怀念这位不可再遇的恩师。也不必多谈什么，1996年他逝世后我的旧作《邹绛先生放心吧》中的一句是他在我心中的定位：“邹绛先生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终生难忘的人格之师，艺术之师。”至于先生对诗歌翻译和格律体新诗的巨大贡献，早已进入史册，就不用我再饶舌了。

2012年4月我参加邹绛先生90冥寿座谈会，曾口占一绝，录此以为纪念吧：“心悦诚服称圣人，几多寒暑到如今。当年学子成博导，含笑九泉应会心。”

                     四、屠岸

去年冬天，屠岸先生以94岁高龄在京去世，诗坛一片悲声，我也曾面北默哀。屠先生于我亦有直接的帮助。也是1995年我曾有幸去他的和平街寓所登门拜望，面聆教诲，获益甚多。在此前后，我曾与先生有过多次书信联系。尤其是我1996年所写《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一文蒙先生审阅，并不吝赐教。在将此文收入《诗路之思》一书前，我欲载入先生关于此文的来信，幸蒙慨允，得以留下永久的纪念。这封信不但对拙文予以充分肯定，指出“无限可操作性”是格律诗中的客观存在，提得很好。他还对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寄予厚望，并关心此文的发表。这些对我都是莫大的鼓励。

最难忘先生为“东方诗风”论坛成立10周年热情题写的贺词，对全体为格律体新诗而奋斗的“东方”人给予了多大的鼓舞啊：

在限制中才显示出能手

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

录歌德的诗句贺“东方诗风”成立十周年

                                 屠岸（加章）   

写到这里，不能不对以上四位翻译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并祝他们在天之灵得到诗神给予的的优渥待遇。

最后，我想重提卞之琳先生的论断：外国诗歌翻译对于新诗是功过参半。那些无能、不负责任的译者把外国格律诗通通译为自由诗，形成恶劣的误导；只有那些认真追求以格律译格律的翻译家才能使读者了解外国诗歌的真谛，对新诗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后者无疑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在与谷羽先生的交流中，我还提出了“让格律体新诗与格律体译诗并驾齐驱”的理想。这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美好愿景。

                                   2018·11·30凌晨完稿于渝州悠见斋